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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他研究秦漢史;做了陜西歷史博物館館長，他守護文物大省的這塊招牌近10年;退休后本該清閑，他又出山擔任一家民營博物館的館長，并力推“圖像歷史”的研究深入。
周天游今年已72歲，11月17日，他在接受記者記者專訪時說，當初到博物館很突然，但由此也開始了他事業的新篇章，陜西廣博深厚的文物積淀，擴大了他的視野，增長了他的見識。
周天游說，我們自己對我們的文化遺產要從內心里熱愛，而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更要從增加我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和國家自信去保護它，傳承它。
人類發展早期西安已是東西方交往主要集散地
記者：您從研究歷史做掌管文物，這個過程中是什么打動您的？
天游：我是搞秦漢史研究的，到博物館很突然，1995年8月份接到總部通知把我調到博物館。從我的專業角度來說，我是比較愿意的。因為秦漢史文獻有限，所以對于秦漢史研究往往是要靠一些文物來推動，特別是新出土文物的資料。開始想的還是對當初的專業研究有幫助，但實際工作后才發現，文物對我的幫助遠不止于此。
都說陜西歷史文化積淀深厚，文物就足以說明問題。1996年國家專家組來陜，就說（陜西）是大家公認的文物“大大省”。為什么要用兩個“大”，很顯然一個大已不足以形容陜西文物的重要性。這個“大”字不但是數量還是質量，就拿國寶級文物，一個寶雞地區，1996年專家組來評估，一下子就考評出55件國寶級文物。
記者：文物能讓陜西感到自豪，從陜西文物的特點怎么來解讀？
周天游：陜西出土文物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可以展示我們國家早期發展史是最為開放的。為什么漢唐能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主要就是具有開放和包容的精神。早期的人類活動這種遷徙交融遠遠超出我們現代人的想象，我們現代人可能認為離開飛機、火車、汽車出行就很難，實際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現在人類學家在環太平洋整個地區就發現了早期的中國錨，這說明中國人在人類出現不久就開始遷徙，而且遷徙范圍非常廣。西安在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是東西方交流交往的一個主要集散地。
記者：您剛說到西安在古代就是世界的中心，是文化交融交往的交匯點，從文物角度來說有沒有什么體現？
周天游：咱們都知道黃帝時期主要是仰韶文化，仰韶是河南澠池的仰韶村，出土文物之后形成考古意義上的名稱，但仰韶文化主要分布時期尤其是繁榮期其實是在陜西，也就是現在的半坡。就從半坡陶器來看，很多人很奇怪這么抽象，很多像畢加索那種風格，里面出現的一些符號應該說就是一些早期的文字。還有秦漢時期，笛子也好，琵琶也好，還包括鼓嗩，很多東西都是域外的，這也佐證了那時候民族交往很頻繁，像羌笛、胡琴本身這個名稱就帶有（少數民族）特色的樂器已經成為民樂重要組成部分，世界范圍內也認可這就是中國的民樂，這一點很值得研究。
開放包容是中華民族立足世界的一個精神特質
記者：陜西的文化輸出對于世界的影響在文物考古中有什么痕跡？
周天游：我們現在了解更多的是中國對于東亞、東南亞的影響，特別是東亞。很多日本人說自己是秦始皇的后代、楊貴妃的后代，這其中有傳說的色彩，但背后是文化交往在東亞地區的痕跡太深了。
還有一個情況，實際上中國人是從宋以后開始（使用）高腳家具的，原來是席地而坐，席地而臥的。從先秦以來一直到五代，這個傳統在朝鮮半島也好，在日本也好，一直保留到現在。所以現在我們要了解中國早期的民俗要跑到韓國、日本去了解，中國的反而失傳了。
記者：您是說風俗也罷，民俗也罷，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也有我們引以為豪的東西。
周天游：中國人善于變化，只要好，就轉變為自己的東西了。原來“席地而坐”這種習慣很普遍，但是到了宋代開始，高腳家具出現，（中國人）覺得好，椅子也高了，桌子也高了，床也高了，就成了自己的東西了。所以我覺得，在中華民族演進的早期，起碼是前半期，開放文明絕對是咱們民族能夠立足于世界并影響世界的一個精神特質。我們要承認歷史，我們自信在哪，我們的老祖宗就在哪，這是我們的一個基礎。
記者：還是強調“開放與包容”。
周天游：對，這才是我們的主流，主流里我們是一個中華民族，所以這點我們還是要自信。
記者：有沒有文物能證實各民族之間在歷史中是如何交流來往的？
周天游：說到這里，我要說一下漢景帝陽陵。當時，有個美國專家來參觀訪問，當時的考古人員陪同去看一些文物，把陶倉打開以后，但是沒注意，就拍了照片，等（美國專家）回到國內把照片洗出來后發現有玉米。要知道玉米是元末明初從南美洲才傳進來的，但是兩千年前的漢陽陵就有！這個美國專家又急忙飛回來了，再去找，沒有找到玉米，卻把花生找出來了，花生拿到陜歷博去做保護了，證明它就是漢代已放進墓穴里的。這說明我們和美洲的交往最起碼從漢景帝的時候就開始了。
最近我做壁畫（研究）也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發現有唐代壁畫，這個唐代壁畫的形象帶有西方色彩，但是很明顯講的是唐朝的故事，畫的是唐朝的皇帝和他們的使臣交往的事情。回顧一下我們唐代的墓葬壁畫里面，很多服飾是有西亞特點的，但又有中國的元素，西方人看了以后覺得好，又改變形象搬回去了，所以我們搬了他們的東西他們后來又把我們的東西搬回去了。這是最好的文化之間互相交匯、影響的一個證明。
陜西文物都是老祖宗最好時候的東西
記者：您在陜歷博工作近十年，這期間，一方面您接待一些比較高層次的外賓到陜歷博來參觀，另一方面您也帶著陜歷博的文物走出去過，在這個過程當中，您感受到外賓對陜西的文物是一個什么看法？
周天游：我舉個例子。1998年的時候，我到臺灣去參加一個南北朝的學術會，拜會當時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院長，在交談過程中，他說他那里的好東西都是從陜西來的。北京是以宋元明清的宮廷為主的，上海是以海派收藏家的傳世品為主，而陜西以科學發掘出土品為主，都是老祖宗最好時候的東西。那都是最開放包容、最善與吸納、最富有創造力時候的東西，代表了我們當時高度發達的文明的形象，這個不光是陜西的驕傲，也應是中國的驕傲。所以對陜西來講，這個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是最有發言權的。
記者：您從陜歷博退休后又到曲江藝術博物館做管理，和與文物的這種情結有很大關系吧？
周天游：肯定有關系。我認為干到80多歲也沒問題，人還是要做自己喜歡的事。
要從增加我們的文化自信去保護和傳承文物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比較具體，從您做文物的角度對于提升文化自信會有一個什么樣的作用？
周天游：我們自己對我們的文化遺產要從內心里去熱愛，而且一定要了解它的價值，不是表面上的好看不好看，更不是為了金錢去做保護。我們要從增加我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國家自信去認真保護它、傳承它。
研究文物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的文明發展是與世界同步的，如果觀念陳舊落后，離開世界步伐太遠，那我們就會出局。如果是這樣的情形，我們現在就要恢復我們的傳統，要成為世界一個崛起的大國，就要從觀念上思想上認識歷史過往，只有思想開闊了，眼界大開了，我們才能融入世界并從中獲益，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這是我們的歷史告訴我們的一個經驗。
對于普通大眾，要從各自角度出發，不要貪大，一步步往前走，只要你路數對、方向對，認真去做，有了一定積累之后對國家發展有很大幫助，這就是我理解的如何增強陜西的文化自信的切實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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