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遺址發掘場景。
作為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所在地，成都的三國遺存武侯祠至今吸引著中外游客。然而劉備稱帝成都以后皇宮位于何處？歷史上一直存在兩種不同說法。記者8月22日從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結合文獻記載和近年的考古發現，蜀漢宮城遺址，極可能就在當年挖出石犀的天府廣場東北側，今四川大劇院（原鐘樓處）附近一帶。
石犀之外，還出土高等級建筑基址
2013年初，在天府廣場東北側的四川大劇院建筑工地上，一尊神秘的石獸驚天出世，引起不小轟動。經多位考古專家考證，石獸制作年代大致距今2000年，或為李冰治水時制作的鎮水石犀。這尊約9噸重石獸的出土，搶了這次考古發掘的所有風頭。事實上，在這個工地上，考古人員還有更多發現。
作為當年現場考古人員之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易立介紹，在對四川大劇院古遺址展開的大規模發掘中，發現了大量的漢代遺存，且所占比重最大。
在西漢時期的文化堆積層中，出土文物以繩紋瓦為主，陶器的數量很少。到了蜀漢至西晉時期的文化層，就發現了傾倒的石犀，以及混合掩埋的繩紋瓦、瓦當、鋪地花紋磚和陶器等遺存，部分瓦當還存在正面涂朱的現象。隨著考古的推進，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南北殘長39.5米、東西殘寬22.9米的臺基。這處基址由泥土夯筑而成，土質緊密，臺基上還殘存排列了3排的9個柱礎坑。更讓考古人員驚喜的是，工地還出土了五銖、太平百錢、定平一百、直百等錢幣。
根據遺址地層的疊壓和打破關系，以及建筑材料的時代特征，考古人員推測，這處建筑基址的修筑年代約在東漢末或稍晚，廢棄年代則大約在三國末年，下限不晚于西晉。而建筑的性質，極可能是東漢末年或蜀漢時期的一處高等級建筑。
這種推測具有嚴謹的證據。易立介紹，中國古代曾以朱色區別尊卑，涂朱瓦當在漢至三國時期的高等級建筑中使用比較普遍。此外，現場發現的大量鋪地磚，不僅在踏面上模印了紋飾，還有“富貴昌”“爵祿尊”“宜宮堂”“壽萬年”等吉祥用語。而在漢代，大型建筑的地面往往用磚鋪砌，起到防潮、防滑以及美觀等功效。
出土后的石獸。
遺存證明，蜀漢皇宮或在天府廣場附近
歷史上，關于蜀漢宮城的位置，一直存在兩種不同說法。
據史料記載，劉備“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武擔山，位于今江漢路)。已故的三國文化專家羅開玉曾認為，劉備雖然厲行節約，但仍曾詔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改建后的蜀漢宮城，應該在成都城外西北一隅，南面與成都城連為一體，借成都城的北門為宮城南門，與成都城保持著可分可合的關系；而另一種說法，蜀漢宮城的位置則是在今天府廣場一帶。
蜀漢皇宮，究竟在武擔山之南的今八寶街一帶，還是在今日的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呢？
根據掌握的出土材料進行研究分析，考古人員認為蜀漢皇宮在天府廣場東北側一帶，更有可能。
易立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政治中樞，皇宮的安全應該放在首要位置。成都秦漢時期的大城，目前比較權威的說法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提出的北至今青龍街、白絲街一帶，南至君平街，東南角在青石橋，西至東城根街附近的區域。劉備的皇宮選址，雖然武擔山附近符合地勢高亢的要求，但建在城墻之外，就有悖常理。此外，成都市的考古人員近年在大城北段以及城外做過幾個考古發掘，“其中的一次江漢路發掘，并沒有發現漢代文化堆積。說明在漢代，那里還屬于荒郊野外。”易立透露，目前在大城外側發現的最早文化堆積是唐及五代，這也符合唐朝的西川節度使高駢在大城基礎上擴筑羅城的歷史記載。
只是，四川大劇院古遺址發現的高等級建筑基址，和蜀漢皇宮又有何關系呢？
考古人員介紹，直到明初，天府廣場及周邊仍被視作蜀漢宮城所在。《明太祖實錄》記載在成都修建蜀王府時，就曾有“以蜀先主舊城水繞處為外垣、中筑王城”這樣的表述。而根據《三國志·鐘會傳》等文獻推測，蜀漢皇宮，和當年的益州州府、蜀郡郡府距離很近。四川大劇院古遺址中，石犀的傾倒地和規模巨大的夯土臺基恰巧位于同一文化層。而根據史料記載，石犀的擺放處極可能就是州府或郡府等建筑的門外。
三國末年，曹魏名將鐘會和鄧艾攻打蜀漢致其滅亡后，鐘會和蜀漢降將姜維打算據蜀自立，并矯詔起兵。在那場兵變中，蜀漢皇宮甚至大城毀損嚴重。此后，司馬氏平定蜀地叛亂。易立認為，被推倒的石犀和殘損的建筑基址，極可能就是司馬氏平定叛亂的結果，“因為石犀掩埋的坑底未經任何處理，屬于非正常掩埋。如果不是有組織、有預謀且成規模的行動，很難實現這么大的破壞度。而曹魏平定蜀地，將最具地方傳統文化特征的石犀推倒，并摧毀具有象征意義的核心建筑，恰好可以實現征服的政治目的。”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