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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埃及作為兩大文明古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與豐富的歷史文明遺存。文明的交流與互動是建立在對文明的歷史考察與科學研究基礎之上的。作為一門專門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學科，埃及學由來已久。那么，埃及學緣起何處？中國的埃及學發展歷程與現狀如何？埃及考古新發現對埃及學將產生哪些影響？以及中埃考古合作的前景如何？圍繞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郭子林博士。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埃及學的由來？
郭子林：埃及學從定義上來講，它是研究古代埃及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的綜合性專門學科，在國外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古埃及是一個失落的文明，與中國文明不同。中國文明是延續的，古埃及文明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就中斷了，最顯著的標志就是古埃及文字成了“死文字”，已經沒有人認識了。當然，人們在宗教觀念、文化意識等方面也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古埃及文明就經歷了長時期的被同化過程。在公元5-6世紀，基督教就已經在埃及人的思想世界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一時期，曾有一位埃及學者嘗試研究古埃及文明，試圖恢復自己的傳統文化，但是他連古埃及文字都沒有解讀成功。在此之后的整個中世紀時期，沒有人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直到1798年拿破侖遠征埃及之后，以得努（Deno）為首的一批隨軍學者編纂了24卷本的《埃及紀行》，這套叢書引起了歐洲人的極大興趣，進一步激發了歐洲人研究古埃及的熱情。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古埃及文明，尤其是想要解讀它的神秘文字。
1822年，法國歷史學家、語言天才商博良成功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在《致達西爾先生的一封信》中闡述了自己解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過程和觀點。他的觀點后來經過他本人和其他學者的驗證，證明是正確的。這封信就標志著埃及學的誕生。整個19世紀屬于埃及學的奠基階段，文獻的解讀、考古遺址的積累以及古埃及文字詞典的編撰是這一時期的三項重要工作。古埃及文明史的基本框架被構建出來。
從20世紀初開始，埃及學向著更為深入的方向發展，研究內容更為細化，語言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紙草學、碑銘學、建筑學、藝術學等都成為埃及學的重要研究方向。1914年，《埃及考古學雜志》創刊，這是埃及學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兒，對埃及學的規范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20世紀，埃及有很多轟動世界的考古發現，如1922年圖坦卡蒙墓的發現與挖掘、拉美西斯二世家族墓的發掘、阿瑪爾納書信的發現和研究等，進一步豐富了埃及學的研究維度。到21世紀初，世界很多國家都設立了專門的埃及學研究機構，每三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埃及學家大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埃及學者約上千人，埃及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體系較為成熟的國際性學科。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我國埃及學的發展歷程與現狀？
郭子林：我國最早接觸埃及學的人應該是清末被派遣到英國學習先進經驗的官員，其中最著名的是端方。他在去英國的途中，經過埃及，喜歡收藏各種金石器物的金石學家端方對古埃及石碑產生了興趣，便做了一些拓片，還買了一些石碑回來。當然，他還買回了其他一些古文物。民國初期，一個知識分子根據古埃及文字的形態將其稱為“象形文字”。20世紀30年代，中國向歐美國家派遣了一批留學生，其中夏鼐先生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埃及考古學，并獲得埃及考古學的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古埃及串珠》一直是該領域的扛鼎之作，到目前尚未有人超越。夏鼐先生回國之后，因客觀環境和國家發展的需要，投身到中國考古學的研究與發展之中。
新中國成立之后，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教育部聘請蘇聯世界上古史專家來華授課，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史教授林志純先生配合蘇聯專家指導研究班，為全國培養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學者，這其中就包括我國著名埃及學家劉文鵬先生。20世紀80年代，林志純教授聯合復旦大學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漢大學的吳于廑教授向國家教育部上書，要求建立我國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機構，培養我們自己的埃及學、亞述學和希臘羅馬史專門人才。國家教育部高度重視三位史學老前輩的呼吁，于是在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西亞、北非、歐洲上古史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該所此后便成為培養我國埃及學研究人員的重要陣地。目前，我國埃及學學者大約十幾位，主要分布在北京和長春等地。我國的埃及學研究主要側重在文字與文獻研究兩個方面，在考古方面還比較薄弱，較少能夠直接使用發表出來的考古資料。
記者：請問近年來埃及考古新發現對埃及學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郭子林：文字、文獻和考古，我稱其為埃及學研究的“三駕馬車”。要想做好埃及學研究，必須要懂文字，會讀文獻，有考古經驗。在國外一些高校院所，埃及學被劃入考古學系。所以，在考古學上的任何一個新動作、新發現對埃及學的觸動都是直接的和重要的。
先從遠處來說，1922年轟動一時的圖坦卡蒙墓發掘不僅發現了巨大的物質寶藏，以學術視域來看，它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它較完整地保存了圖坦卡蒙時期的古埃及文物，全方位地揭示了古埃及人的喪葬習俗，如古埃及人是如何埋葬的，有哪些陪葬品，有什么規制以及墳墓是怎么建造的等等。圖坦卡蒙墓的壁畫和陪葬品等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古埃及人的社會風貌與文化習俗。此前發現的古埃及陵墓基本都被盜掘，不能全面揭示上述內容，這凸顯了圖坦卡蒙墓在學術領域的重要地位，這也有力地說明了考古新發現對埃及學的貢獻。近年來，埃及考古隊對金字塔周圍工人村的發掘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考古隊在這里挖掘出工人居住的房間，發現了房間內的生活用品及墻上的“涂鴉”文字。這些新發現使學界改變了對金字塔建造者的認識，至少目前保守性的看法是：這些建筑者主要是工人和季節性農民，而非以奴隸為主。
2005年至2010年間，埃及考古學家扎希·哈瓦斯（ZahiHawass）利用DNA檢測和CT掃描技術對埃及帝王谷里的木乃伊進行重新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以下幾大發現：一是找到了哈特謝普蘇特的木乃伊。哈特謝普蘇特是古埃及著名的女法老，圖特摩斯三世的繼母。二是找到了法老埃赫那吞的木乃伊。通過CT掃描和醫學檢查，發現他并不像雕像上刻畫的那樣大腹便便與女性化。三是通過對圖坦卡蒙的木乃伊的科學檢測，發現這位英年早逝的古埃及法老真正死因并非如之前猜測的那樣死于謀殺，而是因為左腿斷裂受感染致死。通過木乃伊醫學解剖分析發現，圖坦卡蒙天生體質較差，身體多處患有疾病，身體抵抗力較差，所以一次普通的外傷感染便要了他的“小命”。
總結來說，近年來埃及考古新發現對埃及學的影響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已有的埃及學研究體系進行了補充，并開拓了埃及學研究的新領域或新方向；二是對已有埃及學認識的證實或證偽，不斷修正我們對古埃及文明史的認識。
記者：請問中埃兩國是否已經進行了一些考古項目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郭子林：雖然中國考古“走出去”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與成績，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已經在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南美洲的洪都拉斯展開了田野考古工作，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一支考古隊進入埃及進行考古發掘。從長遠來看，隨著中埃兩國文化交流的不斷增多與深入，兩國勢必會在考古領域進行合作。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正在做這方面的努力，試圖與埃及有關機構及學者建立聯系，探索雙方在考古領域里的項目合作，讓來自中國的考古隊走進埃及，為古埃及文明與中國古文明的比較研究架起橋梁。
至于考古和研究成果，只要中埃兩國在考古領域里建立起合作，中國考古隊在埃及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和文物保護以及研究，中國考古的豐富經驗必將推動埃及本土考古學的發展，為古埃及文物的保護做出重要貢獻，也必將在古埃及文明和中埃古文明的比較研究等方面取得豐碩成果，這些都將大大推動中國考古學和埃及學的大發展。
記者：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埃兩國在考古領域能進行哪些方面的深入合作？
郭子林：世界上幾乎所有考古強國都在埃及有考古項目。埃及考古工作對考古隊伍、考古技術、經費投入等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如果中國考古隊進入埃及考古，那將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意味著中國從一個考古大國邁向了考古強國。如果中埃兩國在考古領域達成合作的話，那么可合作的方面會有很多，不只局限于考古發掘。埃及在文物保護方面還存在一些不足，我們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2016年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在學部委員、考古所所長王巍的率領下訪問埃及，在會見埃及國家博物館館長（現任埃及文物部部長）埃納尼教授的時候，埃納尼教授就明確提出，希望中國能為埃及的文物保護工作提供幫助，幫助埃及培養一批高素質的文物保護和文物修復人員。實際上，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成熟，完全可以為埃及的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提供幫助。文物追討也是一個重要方面，中埃兩國都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物流失海外，雙方在這一方面可以互相借鑒經驗、提供支援。再如，一旦考古合作開展起來，那么考古學和埃及學領域的學術交流就會更加容易地開展起來，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古文明的比較研究。總而言之，雙方可合作的方面很多，但前提是雙方必須要邁出合作的第一步。
記者：試問，如果中埃兩國順利達成考古合作，那么這將對深化兩國文化交流產生哪些影響？
郭子林：文化交流應該是多方面的，應該是互動式的，還應該是互惠互利的。也就是說，在談到文化交流的時候，我們既要考慮國家戰略層面的互惠，還要考慮具體操作領域的互利。在這個大前提下，我認為中埃兩國順利達成考古合作，會對兩國的文化交流產生多方面的重要影響。
十八大以后，習近平主席在外交戰略上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就與之前西方世界提出的以對抗為前提的“文明沖突”等觀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強調的是文明間、地區間、國家間的“對抗”，我們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是承認各個文明的不同，在不同中尋找共同點和合作的可能，關注全球性問題，關注全球人類的命運問題，這個戰略是具有“合作”精神的，體現了我們對人類共同關注的和平、民主、發展的追求。中埃考古合作將對這一戰略提供更多的學術支撐。如通過考古發現的古代遺存證明在古代中埃兩國就有交往，兩國文明是有互鑒的，那這樣就可以證明——至少是從中埃雙方來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可以實現的，是有這種傳統和依據的。這是一種國家戰略層面的影響，是對中埃雙方都有利的。
2013年，習近平主席又提出了“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從陸路和海陸都通向埃及，埃及是一個重要的支點。同時，埃及在非洲地區和阿拉伯世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在埃及通過考古發現自古以來中埃兩國就有著長遠聯系，甚至在文化上有著交往與互鑒，那這就為兩國人民的相互理解與深入交往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據，也能促進中非、中阿友好的發展，提高中國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就更具多元意義了。
從考古學領域來說，中埃兩國考古合作將實現中國由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的轉變。美、德、法、意等考古強國在埃及都有考古隊進行挖掘，中國進入埃及進行考古，證明我們在技術上、人才上、研究能力上達到了國際水準，躋身考古強國之列。同時，通過考古合作，我們可以將我們的考古經驗以及先進理念、先進的文化傳播出去，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的構建，對構建我們國家的文化戰略也是非常有裨益的。
從古文明研究的角度來講，中國埃及學的發展已經有三四十年的歷史了，但仍然沒有獲得國際埃及學的足夠重視，主要原因是我們缺少一個東西，那就是埃及考古學。沒有在埃及考古，我們就很難掌握一手資料，我們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遲滯于西方國家的同行，也就很難進入埃及學研究的國際殿堂。如果中埃考古實現合作，那將直接促進我國埃及學的發展，使中國埃及學直接登上國際舞臺。一方面它將促進我國對古埃及文明的直接研究，使中國的埃及學學者直接掌握一手資料，在研究成果上趕超歐美同行，在國際舞臺上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通過對古埃及文明考古材料的分析，結合對中國古文明材料的分析，進行古文明的比較研究。通過對中國古文明與古埃及文明的考古文物的比較研究，我們能發現兩個文明之間的一些共同點和不同點，也許還能發現兩個文明之間在歷史上的文明互鑒線索，可以解決考古學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一些問題。這些研究不僅會推動埃及學的發展，也會推動中國考古學的前進，甚至將對世界古文明研究產生巨大影響。
再具體一點講，在具體考古合作過程中，埃及會獲得我國考古隊的多方面幫助，我們的考古隊會為埃及古文明的再現提供考古成果和研究成果，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帶動考古地區的經濟發展。考古和研究工作展開之后，我們的埃及學研究和考古學研究會走向國際，國際化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會促動埃及和中國學術界的直接交流，會為繁榮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直接而長期的貢獻。這樣的影響是互惠互利的。
總而言之，中埃兩國間的考古合作對推動深化兩國文化交流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期望它能為2016中埃文化年增添新的光彩，為中埃兩國人民的互信與友誼作出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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