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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部分公眾把考古當做“官方盜墓”的問題？
考古學家是否都是文物鑒定高手，身價幾何？
是如何豐富歷史，為歷史添加細節？
看待往考古展示區“投錢祈福”的行為？
考古專家如何與媒體互動，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盜墓類文學對考古知識的大眾傳播是否有借鑒意義？
以上這些與文物考古相關的問題，大部分社會公眾是一知半解的，甚至針對某些問題，部分公眾是存在誤解的。如何還原考古“真相”，讓公眾了解考古，需要追本溯源，需要務實探究，更需要以審慎的、嚴謹的、科學的態度進行探討。
近日，騰訊新聞召開較真平臺第三期線下沙龍——“溯源·較真”文物考古類沙龍，圍繞“關于考古的謠言與真相”、“考古發現真歷史”、“如何消除大眾對考古的偏見”等議題展開。來自文博考古、新聞傳播等領域的多位專家學者一同探討如何更好的普及考古的社會意義。
曹兵武：文物在如何被保護？我們做了什么？
ICRROM對保護的定義：阻止對文物或遺產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性因素。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曹兵武先生指出遺產保護不完全是個文物醫學、文保科技問題，也是個文物環境、文物社會學問題，是個包括制度安排在內的系統工程，甚至是個文化本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這就需要構筑遺產與人的新型關系。文化遺產、只有傳諸未來，才有保護價值或者說達到了保護的目的。
文物保護的三個意義：保護就是要“延年益壽”；“存在就是價值”（但是存在必須讓公眾知道，認識到其價值）；“追求好的存在狀態”（要注意保護，發揮其作用，與社會公眾產生互動）。
當前對文物保護的類型主要包含以下幾類：
保養、治病、救命、存留信息
保養型保護——日常照料、維護、養護
保健型保護——加固
手術性保護——支護、更換部件的修復、重建、仿建……
信息型保護——記錄、建模
文物保護三原則：原真性、完整性、代表性。文物和文化遺產原真性、完整性、代表性等特性，都是信息價值的內在屬性和要求。對文物或遺產，人所需求的不再是其原初的使用性功能及其價值，而是其存留和荷載的作為文化模因的信息，包括最近社會開始關注的經濟價值、教育價值、社會價值，他們同樣是信息基礎上以及由信息重構的文化模因及其在現代社會的延展。
傳播和文創也是一種保護和利用。由于文化模因的可復制、可擴散、可增生，要共享文物的信息與價值。文創是一種帶有創新性的文化遺產傳承保護，是對傳統產品的創造性轉換，是對文化模因的復制增生，把遺產和社會大眾關聯起來，讓文化傳承成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實踐和生活方式。
積極探索文保新理念。傳統的文保，基本上是本體層次的文保，及所謂的搶救，救命與治病。要轉變觀念，從被動保護到主動保護，到預防性保護，并及時養護。現在的文保，應是綜合性保護，本體和信息保護、文化模因保護，利用傳承中的保護。
探索綜合性保護、利用、傳承，在傳統的修復、科技保護、救命治病本體保護之外，發展養護型保護、維護、呵護；探索非遺及其傳人的保護；功能衍生和轉換；政策與制度性保護；人的參與及其行為和發展的科學性等等，都將成為新時期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應該討論和探索的范疇。
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是一個系統工程。文物是文化載體，攜帶文化DNA，是人的延伸。人的發展就是不斷跨越時空的延伸。正確認識每個環節在優秀文化傳承體系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構建文物保護系統工程。因此，在保護中，需要科技與制度的創新。
潘守永：博物館是什么——博物館與文物考古知識傳播的“正能量”
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學與人類學教授、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長潘守永教授首先解答了博物館是什么的問題。
博物館建筑往往是高大的、地標性的建筑；有豐富的、令人神往的藏品；有富麗堂皇的大廳；節假日里，也會有觀眾排隊組成的長長隊伍。也許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于博物館的印象，但博物館的“定義”卻只有一個：博物館是不以盈利為目的、永久性的教育收藏保護研究傳播人類及其環境物證的公共機構。
教育是博物館的核心功能，通過藏品、展覽、活動、項目等手段和方式，來達到教育、欣賞與傳播的目的。博物館里的教育活動涉及到方方面面，博物館教育職能的發揮需要與公眾參與。
藏品是建立博物館的必要條件。博物館的產生是從收藏文物和自然標本開始，藏品是博物館開展業務活動的物質基礎，藏品數量的多少、質量的高低，是衡量一個博物館社會地位的主要標志。與此同時，藏品背后反映了科學的知識體系與美學。收藏是一項專業活動，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從考古發現到博物館收藏，也是一個復雜的學術和研究過程，其中涉及到修復、保護、揭示與解釋等多個環節。
曹斌：考古學的社會意義和價值觀引導
中國人民大學考古文博系副教授、先秦考古教研室主任曹斌教授首先談論了一份社會公眾對于盜墓和考古認知問卷的調查結果：
受教育程度在盜墓問題上沒有體現明顯的差異。一定范圍內，即便是國內頂尖大學畢業生在理解盜墓違法行為方面并沒有體現出教育的價值，而普通民眾的態度體現社會道德的有效性反而更強；
社會大多數公眾不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一部分人群法律意識比較淡薄，有35%的被調查者認為盜墓后只要文物上交國家就是合法行為；
普通大眾已經做出自己的選擇。即便是在中關村兩家影院門前的調查問卷，仍然有57%的接受調查者認為有關部門審核應該更加嚴格，只允許價值觀正確、虛構情節較少的影視作品上映，10%的受調查者認為此類影視作品價值導向不正確，應當限制；
盡管大眾在法律法規等方面的認識需要引導，但是公眾的水平依然遠超有關部門。有48%的公眾認為盜墓后上交文物屬于有自首情節的違法行為，但是以此為“借口”影視作品的批量上映無疑是有關部門“作為”的結果。
考古學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考古學作為人文學科，滿足的是人類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精神需求。其中包含著人類記憶，例如農業的起源，現代人的起源以及文明的出現、國家的形成等。
考古學于文物既有區別又有關系。考古學不直接研究文物，文物是考古學的介質，考古學通過遺跡、遺物（文物）研究古代社會。同樣的，完整的揭露一處遺址，獲取足夠的背景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有著嚴格的規范，考古發掘本身就是一個實驗的過程。
針對當前熱議的古代帝陵，如秦始皇陵、乾陵等，是否發掘的問題，當前考古界與部分社會公眾的認識是不同，多數考古人主張不主動發掘，保護第一。當前的考古發掘主要是配合基礎設施建設的搶救性發掘，目的是保護這些將要永久消失的古代遺址遺跡。
考古學需要正確的價值引導。針對考古=盜墓？的觀點，顯然是某些利益集團的價值引導。盜墓行為不僅是違法的，更是“毀宗廟”、“遷九鼎”，抹除中國的歷史記憶的行為。考古的困境和當代社會的困境一樣，需要社會道德觀、價值觀的建設；需要法治建設及法律的普及；同時也需要相關部門有所作為。
奚牧涼：考古——從教育到分享
公眾考古新媒體“挖啥呢”創始人奚牧涼先生首先分享了“挖啥呢”公眾號創建的動機與過程，指出公眾考古的重要性，其在讓社會公眾了解考古工作，了解考古意義具有積極的意義。
當前在考古的宣傳上，文博考古界還是比較落后的。相比于某些“盜墓類”影視作品的密集營銷，大力推廣，關于考古的“真正聲音”是相當微弱的。在做好公眾考古及考古宣傳的問題上，奚牧涼指出與其讓公眾關注，不如讓觀眾好奇；與其教育公眾考古知識，不如和公眾分享考古文化。
如何分享考古文化方面，奚牧涼舉出了幾個例子：蒙古國中戈壁省摩崖石刻《封燕然山銘》的發現，正呼應當前公眾關注的焦點，對其進行深入挖掘探討，也有利于增加公眾對考古的了解。阿三的考古漫畫，則引起了當下文博考古人，也有相當一部分社會公眾的共鳴。英國的社區考古，不僅解讀歷史，而且參與考古。讓考古文博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
文物考古沙龍圓桌會議
在互動環節，有一個問題是“當別人知道你是做考古的時候，對你產生誤解，你如何用一句話向他解釋？”有學者回答是“研究社會生活的科學家”，也有專家回答“我們（考古）是科學，他們（盜墓）是偷盜，是犯罪”，也有學者表示由于對此類問題已經麻木了，都是笑笑而已。可能一句話不足以說明盜墓與考古的區別，一方面折射出公眾對考古的認識有所偏差，另一方面也說明考古人在如何向公眾解釋考古的問題上，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針對“影視劇中出現的考古發掘品是否要上交國家”的問題，潘守永教授指出：第一，有相關法律規定在地上、水下、甚至空中，發現的文物都是國家所有，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法律，而且出現可能更早。第二，個人考古發掘和科學發現不一樣，并非先發現就擁有所有權，比如發現了一顆星星，想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但是考古不是這樣的，考古有發現權，沒有所有權。第三，科學的研究是為公眾所使用，不是私藏。
關于考古與文物鑒定的關系，孫鍵先生指出鑒定與考古是完全兩個不同的行業，來源不一樣，目的也不一樣。考古學基本以復原古代社會，古代文化遺跡為目的，而鑒定是從文物的真假和價值來看，價值又包括經濟價值，藝術價值，現在又增加了一個科學價值，兩者完全是不同的，把考古學家跟鑒定放在一起不是一個很好的組合，這里面有些跨行業的，比如以前做陶瓷考古，對瓷器有所了解，但是還是不同的行業。此外，在考古過程中遇見人體遺骸，要懷有敬畏之心，考古學家是有道德觀的。考古家跟盜墓是完全不同的，盜墓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而考古事業完全是政府來主導，屬于官方層面，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都是國家所有的。
針對如何做好考古的普及，李韻女士說道：公眾對于考古的誤解，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信息的不對等。很多信息，對于考古學家來說是常識，但是對于公眾來說卻是新知。考古學家出于他們對自己學業的嚴謹性，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去向公眾講述他們在做的事情，以至于產生了一些公眾對他們的誤解，甚至出現了盜墓和考古是一樣的觀點。考古學家不妨放下一點身段，不必要求所有公眾接受的信息都是最專業，最嚴謹的，可能說到某一個概念的時候不那么嚴謹，比如“灰坑”，如果告訴公眾就是“垃圾坑”，那太不嚴謹了，但是傳播的時候會不會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考古學家比較擅長說自己的專業術語，說的是“神話”，但是公眾想聽到的是“人話”，兩者之間需要一種轉換，這樣溝通才能更暢通一點。
關于如何做好考古在大眾中的傳播，曹斌說道應該有學者愿意站出來做這些事情，這可能會占據寫文章的時間，但是對社會有意義。弘博網主編楊城指出如何去講好故事，讓大眾去關注考古，這是考古在傳播中更需要去做的工作，而且并不一定是考古文學，也可以是一個與考古相關的IP，可能是從文學開始，包括后期的廣播劇、電視劇，電影、動畫、游戲等，全產業鏈的去推廣。考古如果講好故事，大家也會關注，也會帶入大量流量。
編者按
考古為什么會和盜墓劃等號！？
考古怎么可以和盜墓劃等號？！
社會現實問題是一方面原因，而考古界不愿意發聲，不會發聲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當前的社會現象看來，部分公眾認識到的“考古”并不全面，多半僅停留在“挖寶”的階段，而沒有認識到對隱藏歷史文化信息的有效提取與利用。公眾在認識“考古”的獲取途徑上，如“考古=盜墓”的錯誤認知，多半是通過某些有意或無意的“曲解”來了解考古的，而非是科學的、嚴謹的宣傳教育途徑。
做好公眾考古，做好考古宣傳，讓考古不再神秘，讓公眾真正了解考古，讓考古真正融入文化生活。當考古知識不再神秘，成為社會常識的時候，考古與盜墓劃等號的錯誤，自然而然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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