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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鏡紋飾不僅具有極高的審美情趣，更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由銅鏡紋飾的圖案、內容、工藝，可窺見特定時期的文化信仰、宗教習俗、社會風尚。南京歷史底蘊深厚，銅鏡文化源遠流長，研究發掘南京地區銅鏡紋飾的文化意蘊，有助于從文化藝術的視角更好地理解這一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
南京地區的銅鏡主要以東漢末年三國時期居多。孫權黃武年間的銅鏡幾乎占南京市博物館（朝天宮）館藏銅鏡的一半。這一時期的銅鏡紋飾以神獸居多，典型如黃武五年的五段式重列神獸鏡。該銅鏡神獸圖像繁多，第一段為神人端坐，兩側為鸞鳥及龍;第二段為四神人側坐，兩邊分別為正面龍和側身龍;第三段為兩神人側坐;第四段中間為神人正坐，兩側分別為獅子和龍;第五段為朱雀和玄武，邊有銘文一周及簡單邊飾。
以神獸圖案為主，具有濃烈故事情節的神獸鏡的流行是當時經濟、政治生活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直觀反映。兩漢以降，獨尊儒學的模式逐漸解構，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間進一步拓展。伴隨道教神仙傳說的盛行，其對民眾生活領域的滲透日益深入，銅鏡作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背面紋飾出現迥異于以往的仙人、神獸等道家元素是一種必然。與此同時，這種藝術構造上的改變又會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社會的價值認同與審美情趣。
隋唐時期，經濟、政治取得長足進步，文化上兼收并蓄、百花齊放，有力地推動了銅鏡藝術的跨越式發展，最精美的銅鏡甚至作為國禮遠渡重洋。唐鏡的紋飾在沿襲前朝的基礎上，出現了不少新的樣式及形制，其中在南京地區出現最多的是瑞獸和瑞花鏡。
相較隋唐之前的神獸鏡，唐代銅鏡逐漸從神秘、恐怖、泛神化的日神崇拜的宗教意識中解脫出來。其內容取材世俗化，紋飾寫實性增強，構圖自由靈動、活潑簡潔，反映和再現了當時社會的穩定及人們在生活情感上的美好追求。其中，瑞獸葡萄鏡是唐代獨有的紋飾，與之前神獸鏡一味宣揚、崇拜讖緯神學不同，瑞獸葡萄鏡體現了美的覺醒和認知。
唐高宗至唐德宗時期，是唐代銅鏡發展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這時隋唐初期的瑞獸鏡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瑞花鏡的流行。瑞花鏡改變了以往植物圖案、紋飾的從屬附庸地位，花草、禽鳥及蜂蝶成為主題材。
瑞花鏡的流行，一方面是因為經濟文化發展帶來審美情趣的改變。陶瓷工藝、金屬工藝、漆器工藝的長足發展使得植物紋飾作為一種美觀的裝飾被大量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當時強盛的國力又不斷催生并滋養人們對美的追求，漂亮的植物紋飾自然受到重視并被用于銅鏡制作。另一方面則是緣于植物紋飾被賦予的吉祥含義。這些植物紋飾表現了當時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心愿，是流行的重要原因。
明清兩代的銅鏡發展步入尾聲，不再追求工藝上的精湛，更注重實用性，逐步走向商業化。這一時期的銅鏡紋飾大多承繼宋元風格。其中，明鏡除了常見的花鳥紋、龍紋、魚紋、鳳紋、鹿紋外，獨創有八寶紋和雜寶紋;從隆慶之后又開始注重銘文，常見的吉祥銘文有“長命富貴”、“五子登科”、“鸞鳳呈祥”等。清鏡紋飾不但無發展，而且相較明時又少了許多，花鳥紋徹底消失，吉祥銘文多見“金玉滿堂”、“連生貴子”等。明清兩代南京地區出現最多的是銘文鏡。
明代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生產力發展及物質資料的豐富使得神性崇拜漸漸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對功利、金錢的欲望。這種價值追求全面滲透于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自然會在銅鏡等生活用品上留下烙印。事實上，明代的很多“長命富貴鏡”不僅在銘文上常與其他吉語組合使用，如“壽山福海，長命富貴”，還會通過鏡面布局，將“魚、鶴、龜、仙長等配合加重長命富貴的語氣，達到以物喻志”。
七言勵志詩銘文鏡與科舉、功名密切相關。南京博物院館藏的七言勵志詩銘文鏡，圓形規制，印章形圓鈕，主紋方框內設縱橫界格，鑄魏碑體銘文：“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該銘文詩直白地表達了人們希冀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的愿望，是科舉制映射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情感和認知，也是承載科舉歷史的重要印記。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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