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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藝術史上，阮性山僅著字數行，稱其擅設色花卉，尤擅梅竹，為西泠印社社員。中年病聾，忘世絕俗，專心繪事。著有《近代浙江畫人錄》、《杭州風俗志》、《阮性山畫梅冊》、《木石居詩集》等。然而，阮性山登上藝壇的最初信息卻是轉讓藏品。
那大約是1939年間的事。唐云與朋友來楚生搭檔出席各種筆會或舉辦書畫篆刻展覽。售畫解決了生計，他開始涉足文玩古董的收藏。唐云收藏字畫也收藏雜件。在某次朋友的飯局上聽說有位叫阮性山的要出讓一把老壺，而且是一把曼生壺。唐云靈敏的嗅覺抓住了這一信息。次日下午，唐云到老城隍廟的茶樓剛落座，朋友陪著阮性山如約而至。阮性山的外貌文弱恬靜，是同鄉而且也喜歡藝術，這讓唐云頓生好感。當阮性山將紫砂壺放到八仙桌上時，其古樸的造型與滋潤的包漿使唐云喜不自勝。他捧起紫砂壺欣賞，其造型應該稱為合歡壺，其壺刻銘為——試陽羨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歡喜——是陳鴻壽的風格。再看壺底，有“阿曼陀室”四字底款……這不是傳說，是一把真正的曼生壺。唐云那個喜歡勁呀，抱著就不肯放手了。
唐云讓開價，阮性山舉起四根指頭。那時四根指頭意為四兩黃金，雖然是小兩，但也是一筆巨款。唐云展現出只要自己喜歡的，縱使花費千金也不討價還價的腕范。他讓阮性山在茶樓略等，一路急跑，從朋友家借到一把散碎紙票，到錢莊兌成四兩黃金，才喜滋滋地抱著曼生壺回家。當將寶貝捧在手上時，那壺上微溫而不燙手的暖意傳遞于他的肌膚。合歡壺的深紫顏色，泛著一種青光，薄的胎坯，規整的造型，時代久遠的色香之韻，頓然感到這壺留與他無限的情意，心中泛起的是畫，是詩和音樂的思緒。他把覓得的第一把曼生壺視作標本，以此為開端，又陸續收進七把曼生壺。半個世紀過去，曼生壺拍賣價動輒逾百萬。按時價計算，那把曼生壺可換25斤黃金。四兩黃金可放在兜里，而25斤則要放滿一只大保險柜了。后來唐云藝術館成立時，八把曼生壺又成為鎮館之寶……
阮性山作品
撥開歷史的迷霧，1939年間的阮性山是迫不得已才出讓藏品。那時杭州也被日本人所占，阮性山不愿出任偽職，隱姓埋名游藝于上海杭州之間。文史資料記載抗戰期間西泠印社的其他人大都避居上海，是韓登安守護著西泠孤山的那片社產。其實阮性山也是守護者。阮性山的藝運不如唐云，畫賣不動，也沒多少人請他刻印，可一家老少等著開伙，他只能腆著臉面出讓家藏。坊間怎么議論，他也不出面辯解。
1949年中國迎來滄桑巨變。與他同時守望西泠印社的韓登安后來被任命為政協委員，邁開了新社會的藝術人生。朋友們想起了這位話語不多的朋友，在馬一浮、張宗祥等的推薦下，阮性山受聘為浙江省文史館館員，一者有了施展才藝的場所，再者每月領40來元的車馬費，也夠一家人開銷了。對此阮性山非常感激，此后但凡上級下達創作任務，他都按時按質完成。但凡有年輕人向他請教，阮性山都會手把手地傳授。當年吳樸堂19歲時曾為阮性山治印，遂致時譽。他欲拜師學藝，阮性山覺得自己的本事有限，為了讓其更有出息，特地將吳樸堂介紹至王福廠處，使其成就了一番事業。又如郭若愚來拜師，阮性山知其也隨郭沫若、鄭振鐸、鄧散木等大家學習古文字和文物考古等，也不再推讓，就書畫金石篆刻等多方面給予指導，使其很早就在古文研究方面取得可觀的成績。
到20世紀60年代初，出生于1891年的阮性山已近70歲，但他仍能作畫，耳聾后尤擅畫墨梅。孔子說其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那是哲人之言。一般而論，人到70歲時，該說的話說了，該做的事做了，已經到了含飴弄孫樂享天年的境界。可阮性山還要做一件大事，那是冥冥之中要他去做的。
眾所周知，西泠印社經丁輔之、王福廠、葉為銘和吳潛等發起于1904年，經過10年籌備，才于1913年正式召開社員大會而成立。又經過印社同仁20多年的努力，至1937年前，印社的規模才基本形成，并確立了天下第一印學名社的地位。抗戰期間一度停止活動。1949年后，印社中的主要成員大部分在上海，在杭州而資格最老、德望最高的就只有邵裴子先生。然而，西泠印社在杭州的一些老社員如阮性山、韓登安等，一直沒有放棄恢復西泠印社，只是人單勢薄，時機未到，不能如愿。到了1956年，毛澤東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不少人認為，沉寂數年的西泠印社，也應該恢復了，就缺一個有資歷、聲望、學識和地位相當，而又熱心的人出來呼吁并主持其事。
阮性山作品
阮性山雖然年近七旬并且耳聾，但對復社之舉超乎尋常地熱心。他聽不到別人在說什么，可他根據嘴唇的蠕動準確判斷出說的是什么，然后給出自己的建議。經深思熟慮，阮性山提出請張宗祥先生出任新一任的社長。韓登安等雖然贊成，但不知張宗祥是否樂意。其中有一深層次的原因：張宗祥先生尚不是西泠印社的成員，但他與社中諸公都是老友。早在1919年，他任京師圖書館主任時，即與馬衡（第二任西泠印社社長）過從甚密。張宗祥與邵裴子更是前清浙江高等學堂的老同事。那時張宗祥正擔任浙江圖書館館長、浙江省歷史學會會長、浙江省文史館副館長等要職，對西泠印社的恢復工作十分關心。所謂天時地利人和，此時即是。在1956年5月召開的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張宗祥適時提出了恢復西泠印社的提案。其內容是先恢復西泠印社門鋪，銷售印社中的印章印泥，兼售書畫及碑帖之類，使友邦人氏和游湖者可得購買之便。這個提案得到了浙江省委和杭州市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從此，西泠印社的恢復工作就緊鑼密鼓地展開了。
在印社恢復過程中，當阮性山看不懂唇語時即寫文字提問，理解后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并積極協助其他人等。他與潘天壽、沙孟海、諸樂三、韓登安等在不同場合紛紛上書陳情，為恢復印社奔走呼號。上述老社員們自動成立了一個籌備委員會，公推張宗祥任籌備委員會主任。在1957年11月至1958年11月的一年時間里，共召開了6次有記錄的非官方籌備會議。有阮性山等人的建議和張宗祥的斡旋，有關部門批準了籌委會的一份企業性計劃書，同意公助民辦和自負盈虧的方式，先恢復西泠印社營業部。在營業部（就是后來在鄰近湖濱的杭州書畫社前身）開張之日，張宗祥代表籌委會作了社史小結和籌辦經過的報告。其中的社史小結正是由阮性山率先起草的。
1959年，乘著國慶十周年的東風，杭州書畫社開張營業，同時舉辦第一次書畫展。第一炮打響后，復社工作有了實質性的進展。1961年9月，杭州市政府、市文化局經過認真研究，決定由杭州書畫社具體組織籌辦，印社的恢復提上了議事日程。10月，起草完成了恢復工作計劃和經費預算，并報杭州市文化局。1962年春，市文化局基本同意了這個方案。于是在當年5月16日，在杭州市平海路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二樓會議室召開了第一次政府出面的專題討論會，張宗祥、潘天壽、邵裴子、沙孟海、吳寅、朱醉竹、韓登安、陸維釗、阮性山等參加座談。杭州市文化局局長孫曉泉主持會議。
1962年6月，西泠印社的活動場地有了保障，經過10個月的緊張籌備，西泠印社于1963年10月25日召開成立60周年大會。會議通過了新的印社章程，擬定了重振西泠印社的全面規劃。會議期間，選舉產生了新一屆理事會，張宗祥當選為社長。1963年11月4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西泠印社慶祝建社60周年并恢復活動的報道。在當時拍了張集體合影，注文中標明中排右六為阮性山。
雖然阮性山的身影有些模糊且漸行漸遠，但他總算在歷史上留下了雪泥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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