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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六陵是我國南方地區現存的一處重要的王朝帝后陵園，習慣上以安葬有南宋六帝的緣故，將這里稱為宋六陵，現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陵區四面群山環繞，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空間。第一位入葬陵區的為北宋哲宗孟皇后（號昭慈圣獻皇后），宋金紹興和議后，徽宗靈柩南還，安葬于昭慈陵側，其地遂正式成為南宋帝陵（史稱“攢宮”）所在。南宋滅亡后，番僧楊璉真迦在泰寧寺僧人指引下公然毀陵，諸帝、后陵地面建筑盡遭破壞，主墓室也被盜毀一空。此后諸陵遺跡日趨湮滅，明代雖一度重新整飭，也僅示尊崇而已，原有諸陵建筑及位置均已無從考實。入清后，地面僅以若干松樹為標識。建國后其地幾經整飭，至今地表僅存茶園。
宋六陵茶場遠景
紹興宋六陵，在許多場合里我喜歡稱之為南宋皇陵，可與鞏義的北宋皇陵遙相呼應。陵區內包含了宋徽宗及南宋高、孝、光、寧、理、度共七帝陵及宋哲宗孟后等七位皇后陵，內涵頗為復雜。六陵之名，起于蒙元以后對紹興宋陵的不準確認識所致，相沿至今。
第一次接觸紹興宋六陵的考古工作，在2012年11月，項目負責人是鄭嘉勵，共事的還有紹興縣的葛國慶。此前七年我的工作，以發掘漢至南朝墓葬為主，由漢而入宋，僅因工作需要，一念之間而已。
駐地在保護區內的茶滿山莊，為紹興師專舊址。進大門后，迎面一個魚塘，養著些活魚活鴨，周圍的草地上散養著毫無組織紀律性的羊群，時常會蹓跶到我們樓下并留下數量可觀的羊糞蛋。住處是由原教學樓改造的旅館式房間，為節約起見，兩人住一間。山莊有高大的圍墻，入夜后大門緊閉，我們在莊內除了談工作，就是侃大山。
此次的工作以地表調查和口碑調查為主，通曉紹興話的葛國慶充當向導加翻譯。因初涉宋陵事務，基礎知識奇缺，不得不臨時抱起了佛腳。六陵的營建和毀壞始末、那個惡名昭著的番僧“江南釋教都總統”楊璉真迦（后文概稱“楊髡”）、天章寺義士埋帝骨、理宗頭骨還六陵，諸如此類林林總總，可以說，我是跟著一連串虛虛實實的歷史信息逐漸走近南宋皇陵的。而顯然，如果僅憑這些“知識”來理解和探索宋陵遺跡，我們的工作并不比清代以來的文獻史學家們高明或者有必要。不突破這些成見，六陵考古仍不免空中樓閣之嫌。
所幸鄭老師熟悉兩宋文獻，且近年來尤專注于宋代考古，經驗豐富而認識深刻，使我們得以很快進入工作狀態。在他的指引下，我開始逐步了解趙宋的“國音姓利”說，知道了《地理新書》、《思陵錄》，認真學習起《白沙宋墓》、《北宋皇陵》。至于《宋史》與《系年要錄》等史籍，則是諸書的基礎，自不待言了。而對于關涉甚大的《宋會要》，鄭老師則建議我通過“抄書”的方式，仔細閱讀。當時通行的只有影印本，雖說斷句并無多大困難，但原稿有諸多手誤，通讀起來并不易，以致抄抄停停。萬幸兩年后上海古籍出版了該書的點校本，終于讓我找到了不抄的理由。
歷史時期的考古，讀文獻自是一門天經地義的功課，但又只是基礎準備。很多問題，只能求諸田野，無論是提出還是解決。初入六陵的這段時間，就個人而言，最缺乏的還是根本的問題意識。我們為何而來？厘清諸陵攢宮位次，以此來印證和探討南宋皇陵格局上的制度、兩宋之間陵園制度的變遷，這是鄭老師最為關心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眼望到邊的茶園，連一絲肉眼可辨的高低起伏都幾乎沒有，保存下來的遺跡數量、具體的遺跡位置尚需依靠勘探或發掘來解決，又何來的位次分析、制度變革？更有朋友告知，此前已有專業科技人士做過航空遙感測量，斷言此處遺址已基本無存，那么我們只是帶著資料到現場獨對空山望穿地層嗎？
就這樣，帶著這些茫無頭緒的疑惑，結束了第一次的調查工作。因為極少動土，發現的遺跡和收獲的遺物均極為有限，倒是山莊內囤積著的主人從茶園各個角落里收集來的大石塊略給人以希望——希望遺址尚未破壞殆盡吧。
宋六陵保護區衛星影像
此后自2013年起，鄭老師轉赴武義專心做起呂氏家族墓的研究，宋陵的基本工作轉由我負責。工作的中心目標和原則基本沿著2012年的既定方案進行，調查、勘探，上山、進村，既探陵區內本身的地下埋藏情況，又兼及周邊的陵谷變遷。隨著工作范圍、時間的不斷擴大和延長，茶場周邊的人們也漸漸和我們熟悉起來，有不少老人家主動來講述自己年輕時在茶園內的“驚人發現”，且言之鑿鑿。當我們順著這些線索在老人描述的區域內進行定點勘探時，卻多數一無所獲。這給了我一點提醒，時間不過三、四十年，親歷者的記憶都已如此不可靠，與宋六陵相關的許多軼事多出元明文人耳聞筆錄，使用時更當慎之又慎。此外，工作的負面影響也開始顯露出來了——我們不再受到山莊的歡迎，轉而住進了御茶村茶廠的員工宿舍。
在此期間，我們著手申報五年考古工作計劃，方案文本由我負責，在計劃中將正式的考古發掘列入工作的核心部分。可幾度申報，均未獲批準。于是，又回到了工作初期那個困擾數年的問題中尋找原因。在這幾年中，通過勘探我們在保護區內逐漸發現了一些疑似陵園建筑的遺跡和相關遺物，考古工作并非乏善可陳。但是，卻始終沒有非常好地理順考古工作與文獻史研究的關系（最近有個新說法叫做“整合”）。我們的野外工作對既有的宋史研究成果依賴性太大，許多工作是圍繞著證實文獻史學家們的理論開展的。因為白沙宋墓的研究成果與北宋國音制度相吻合，于是我們相信至少南宋早期的陵園制度也當如此;雞冠壺兄的諸陵位次研究，結合《地理新書》中所示宋代中原地區風水觀，勾勒出了遠比此前學者更精細、更有說服力的諸陵分布圖。這些都對我們認識南宋皇陵的形制結構、墓葬禮儀起到了重要的幫助。但是回過頭來，如果這些成果已成最終的定論，而我們的目的也僅是為了印證它們，那么考古工作的必要性何在？雖然，我從未打聽計劃為何未獲通過，但擺在眼前的這一連串疑惑至少說明，我們自己還沒有明確的核心問題和工作目標，方案更多體現的是找墓葬、“挖挖看”的想法。如果最終僅是起到簡單的證經補史的作用，如此耗費人力、物力的工作，確實可以暫告一段落了。
《康熙會稽縣志》所繪宋六陵圖
（圖中僅按南宋帝系列出六帝陵名號及分布位置，昭慈孟皇后及徽宗等帝后陵均已不知所蹤，且所標六陵位置與文獻所記多有不合，后之學者所關注的多在于此。且最南端的新婦尖自南宋起即為記錄諸帝陵的重要地理坐標，今已難確指。）
就在和這些問題糾結不清時，因工作需要，短時間轉赴北京，2017年上半年的調查和勘探工作改由時蕭代為負責，我只是“遙領”了。至8月底，今年預定的工作基本完成，所獲成果與去年大致相仿，疑似墓葬、垣墻的結構又有了新的發現。
在電話里一起商量來年工作計劃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一點：其實，當前南宋皇陵考古的關鍵性問題不在于諸攢宮具體歸屬和諸陵位次的擺布，這些問題壺兄、鄭老師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梳理，已大致可信，其實并無太大的必要再以大量的田野工作來反復印證他們的眼光獨到。可仔細查看當下的資料不難發現，目前并無任何研究，可以確指埋藏在地下的六陵遺跡實際的保存狀況，乃至于墓葬主體究竟是方的還是圓的，也莫衷一是，意見紛紜，保護區的界線用杭州話來說，也只是“毛估估”的，并無明確依據可言。可以說，我們是把既有的研究成果刻在腦子里來開展工作的。這種方法看似有理有據，但嚴格來講，更有些“投機”的意味。包括之前申報的工作計劃，我們也只是希望通過一兩次重點的發掘，找到“正主”，從而一舉解決各陵關系的問題。可卻也忘了，我們要排列的這十幾座陵在哪里？如果它們已經或者將來被破壞殆盡了，我們就是把他們的位次擺定了，又能如何？
至此可以確信，宋六陵考古，首先不是在講故事，畫地圖，而是在發現和保護遺址本身。如今保護區周邊的小鎮建設如火如荼，幾時會波及保護區很難預料。且由于歷史原因，當年僅以“六陵”的名義劃定了六個核心保護區，與我們前述的十幾座帝后陵的事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如不及時開展工作，將地下遺存的內涵、范圍做明確界定，將原有陵園結構充分揭露出來，幫助重新調整保護區劃，那么現在某些機構正在編制的宋六陵保護規劃必將成無本之木、紙上談兵。也只有當十余座陵園盡可能多地展現在我們眼前時，才有進一步探討諸陵歸屬、位次的基礎和必要。至于墓葬本身，事涉多座帝、后陵，保護好就已是善莫大焉。且我輩終非楊髡，又怎能輕言發掘帝陵。近兩年，不斷有人提出考古倫理的問題，對名人墓葬的發掘持謹慎態度。如何做好帝陵陵園的考古工作，而不是簡單的一“挖”了事，恐怕才是更應該費心費力去思考的。
陵區采集瓷器
陵區采集瓦當
記得拿領隊證的那年，某位領導來給考古領隊班作總結講課，有句話令人印象深刻。話的大意是，大家將來自己在填報發掘申請時，切勿在最后寫上“某某發掘將為某某項研究提供寶貴的實物資料”這種沒用的套話，既然要做，應該目標清晰！每想到這個場面，都還能感受到那股撲面而來的不滿。相信這樣的一句話，很多同行都讀過或者用過，但許多所謂的研究也僅僅終結于這句話。的確，想要做工作，就必須明白工作的目標和意義，而不是挖完了資料一交，等著別人來告訴你。
宋六陵考古，做了五年，也思考了五年，很多問題還將繼續反復想下去，但近期內的工作目標當無疑議了，靜待來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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