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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書畫類文物的展覽并不算多，一是書畫類的專門展一向“曲高和寡”；二則是這類文物很脆弱，往往幾個月的展覽后換來的是幾年的修復，實在不利于文物的保護。因此，書畫類文物的展覽一經面世，便會得到更多的關注。但展覽本身所傳遞出的信息卻往往不是公眾的關注點，從而我們需要思考，應如何讓書畫類展覽變得更具有“親和力”呢？
書畫類專門展覽一向走的是“曲高和寡”的路線，盡管近些年“石渠寶笈”、“千里江山及歷代青綠山水特展”，通過“傳世名畫”引發了看似頗為壯觀的觀展熱潮，但不容忽視的是，這種觀展熱潮在一定程度上，用參觀人數的龐大，迷惑和掩蓋了展覽信息傳遞模糊與觀眾接收困難等現實問題。
“千里江山”開展第一天排隊的人群
筆者一直在思考，書畫類展覽怎樣才更容易讓人“親近”，這種“親近”又指的是什么？此次南京博物院的“青藤白陽——徐渭、陳淳書畫藝術特展”似乎給出了答案：他們通過作品的集中展示、完善而又平易近人的作品釋義、不同于說明文字的別樣電子講解，共同構筑起了認識與了解陳淳、徐渭的展示空間。借用“唯有源頭活水來”、“浩浩湯湯，橫無際涯”、“唯見長江天際流”，提取出“活水來”、“浩湯湯”、“天際流”，分為上、中、下三個展覽篇章，展現了陳淳、徐渭從繼承前人經驗，到開辟自我風格，再到對后世產生影響三個藝術階段，強調了陳淳、徐渭在寫意花鳥領域泰山北斗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在安靜的展廳中，當你直面那些作品的時候，似乎能感受到那跳動著的偉大而鮮活的生命。
南京博物院“青藤白陽——徐渭、陳淳書畫藝術特展”
陳淳的“仙”與徐渭的“禪”
陳淳、徐渭二人都生活于明代崇道極盛的環境中，“白陽”陳淳一生平緩安穩，個性瀟灑超脫，卻不算長壽，究其原因，與道術之癖有關。“青藤”徐渭入世而進取，個性自負狂狷，生平坎坷且有所謂“九死而九生”的自殘行為，卻仍壽至古稀，實由其對人生的熱切期許與真性不泯在支撐著他。“白陽”、“青藤”向來并稱，這背后是他們各自迥異的人生經歷和同樣孤寂的內心。
陳淳
脫出塵網老江湖，畫筆詩囊度一生
陳淳的一生隨心隨性，筆下的藝術也流淌著自由的氣息，帶著若隱若現的“仙范兒”。他出生于文人士大夫家庭，祖父陳璚，官至南京左副都御史，家中頗多書畫收藏，父親陳鑰，一生未曾仕宦，精究陰陽方術，與文徵明為通家之好，相交20余年，情誼篤厚。陳淳“既為父祖所鐘愛，時太史衡山文公有重望，遣從之游，涵揉磨琢，器業日進，凡經學、古文詞章、書法、篆籀、畫、詩咸臻其妙，稱入室弟子”。
陳淳既有家學淵源，又師承吳門正宗，是文徵明嫡傳弟子，大可與其他吳門弟子一樣，亦步亦趨學習老師的技藝，然而隨著陳淳父親的去世，陳淳的性情也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開始“意尚玄虛，厭塵俗，不屑親家人事”，整日“焚香隱幾，讀書玩古，高人勝世，游于筆硯，從容文酒而已”。從這一時期開始，陳淳開始找尋一條追逐自我、放飛心靈的藝術之路，并在藝術實踐中融入了自己淡泊、曠達的人生觀和放逸不羈的性格，與文氏若即若離，直至逐漸疏淡。
陳淳罨畫山圖（局部）天津博物館藏
但游離于吳門主體畫風之外的陳淳，卻始終用灑脫的藝術風格“另類”地延續著吳門畫派，并逐漸找尋出自己的風格面貌，開創了由小寫意向大寫意轉變的畫風，以致陳淳晚年，文徵明也不由得嘆服道：“道復游余門，遂擅出藍之譽。”
陳淳墨花八種圖天津博物館藏
陳淳晚年，其藝術已臻于純熟和自如的境地，然而因其長期酗食藥石與酒，“每于吟詩作字中發之……而時有幻態”，酒精和丹藥催發著陳淳的藝術，也令其身體每況愈下。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陳淳飄飄離去，享年61歲。
徐渭
世人笑我忒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徐渭的一生經歷了太多戲劇式的矛盾沖突與跌宕起伏，上天給了他曠世的天賦與才華，卻又十分吝嗇于給他更多的安寧與幸福，命運的玩笑讓他逐漸學會略帶“禪意”的生活。他出生于紹興一個漸趨衰落的大家族，出生百日后，父親便去世，10歲時，徐渭的生母被逐出家門，這段骨肉分離也許正是他日后精神渙散的肇始。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渭，卻在科舉道路上屢遭挫折，后雖受胡宗憲欽慕，充當其幕僚，怎奈宦海浮沉，他終究是失意的。
徐渭性格敏感，自視高遠，這些失意都令其精神長期處于壓抑和痛苦的自我折磨之中，以致最后精神發狂，長釘貫耳，錘碎陰囊，反復自殺九次之多，還將其繼室殺死，并因此獲罪，服刑7年。
徐渭雜花圖（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出獄后，徐渭游覽了杭州、南京、富春江、宣化府和塞外等地，終因身體與精神上的原因回到紹興。人生中的生生死死，更加劇了他性格中狂放肆意的一面，也形成了他寫意奇峭的畫風。在畫面的內容表現上，徐渭融入了自己強烈的主觀情感色彩，用筆縱橫馳騁，墨色淋漓，墨色、水韻、線條似乎都承載著他的喜怒哀樂。也許，誰都無法理解他，他只能在作畫的過程中尋找一個傾訴的窗口，宣泄他對人生苦痛的憤懣與對世事不公的抗爭。
徐渭晚年貧病交加，常常斷炊，所蓄書籍數千卷變賣殆盡，精神狀態也越發不好，但此時徐渭的創作早已超越了中國畫的題材與技法，進入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內心世界操縱著他的筆桿，他將全部的生命能量都燃燒在畫作中。鄭板橋曾刻印一方，自稱“青藤門下走狗”，齊白石說：“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涂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為諸君磨墨理紙。”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徐渭在窮困潦倒中去世，去世時，身邊僅有一條狗與之相伴。
徐渭雜花圖后題跋
鄭板橋有二印章，一曰七品官耳，一曰（徐）青藤門下走狗
筆者認為一個人書法繪畫成就的偉大遠不只在于“像”和“美”，不只在于繼承基礎上開創出了新的風格與流派，而在于他能將其視為一種“表達”的方式，一種寄托心聲、宣泄情感與傳遞思想的藝術表達方式，他渴望通過筆、墨、水的碰撞融合，來“完成”自我。或者說，任何藝術形式最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們是自我的藝術，是個體的藝術。體現自我，才能擁有無窮的魅力，展示個體，方才具有持久的吸引力。這個展覽最成功之處，也許就在于主辦方認識到，并緊緊抓住了陳淳和徐渭的個性魅力，并通過展覽單元的組織和展品的介紹說明放大了展覽主體的個人特點。
在中國花鳥畫的發展歷程中，“黃筌富貴，徐熙野逸”曾長期統攝著對花鳥畫的審美風格認定，此后，北宋末期蘭、竹、梅等文人畫的興起，代表著“托物寄興”創作思想的轉變。陳淳、徐渭的出現，更是讓寫意花鳥畫發生了耳目一新的轉變，他們用極具個性化的創作方法抒發和宣泄著各自的主觀情感。陳淳的作品不帶半點塵俗，筆花墨葉，風姿清朗，揮灑自若卻又形神整備；徐渭的作品恣肆磅礴，縱橫睥睨，東涂西抹似大刀闊斧，痛快酣暢。他們用充滿性情的自然筆調共同書寫了寫意花鳥畫史上登峰造極的一頁。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其實很遙遠，況且中間隔著如此漫長的時間長河，能夠通過前人留下的只言片語和作品，在思想和情感上真正理解對方，也許就會帶來一種“親近感”，這種“親近感”以展覽中基本知識信息的傳遞為基礎，通過展覽的真實性和臨場感獲得升華，所以說一個真正充滿“親和力”的展覽，基本信息的傳遞和情境氛圍的營造都不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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