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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是26年前走上工作崗位不久寫的舊作，系為八五期間杭州史學建設而作，收錄在杭州市社會科學院主編的《九十年代杭州社會文化、發展研究》一書，曾有多人為搞社科規劃而來電咨詢查找此文。如今再讀，頗為自己當時的識見所折服，遺憾的是，近10年來，杭州的文史文獻整理和地方史學著述出版汗牛充棟，卻并無文中提出的多卷本《杭州通史》面世。上周五去省社科院歷史所，還與徐吉軍所長提及16年前撰著的《杭州通史元代卷》，本來作些修改增補，可以完稿結集出版，以遂此宏愿，但有關方面還在為區區稿費而猶疑。為學之可悲，學者之無奈，由此可見。
八五計劃綱要”把“中外歷史和中國文化研究”列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杭州作為七大古都之一的“歷史文化名城”，在“八五”期間如何加強歷史文化研究，繼承并弘揚杭州優秀的傳統文化，進一步為杭州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服務，確實是一個應予足夠重視的問題。本文擬就這個問題作一分析、探討和設想。
一
杭州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如何具體地全面地從實質上去理解或把握這一名稱的內在涵義呢?這首先要從“歷史文化”一詞的含義開始。什么是“歷史文化”?可能至今尚無權威的經典性釋義，但從“歷史”和“文化”兩個角度去理解，也許就簡單明了了。
1．從“歷史”角度而言，杭州文明歷史與中原文明基本上同步發展。迄今為止的考古研究和歷史記載表明：杭州地區有人類活動已有10萬年以上的歷史，有文明歷史四五千年；自秦建縣有2200多年歷史，自隋置州有1400多年歷史，自元為省會已有700多年歷史。其中，吳越國和南宋兩度定都于此，歷時230多年；從吳越國到元朝，杭州社會經濟發展居于全國先進城市行列，號稱東南第一都會，歷時460多年；隋、唐時期和明、清、民國時期，杭州作為全國二、三等城市，歷時540多年；而從良渚文化至今的5000年文明歷史中，社會經濟相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良渚文化時期和唐后期以后，約合3000多年，而古越國時期到南朝宋齊梁陳時，社會經濟落后于全國先進水平，約合2300多年。由此可見，杭州文明歷史并不遲于中原文明歷史，而是基本同步發展，而且在較多的時間內社會經濟發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還在一定歷史時期領先全國。若以時間和社會經濟發展為二維座標，則杭州5000年文明歷史發展之大勢，可從如下圖式中形象而直觀地相對顯示出來。
杭州社會經濟發展示意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杭州歷史文化，發源于良渚文化，在新石器后期繁榮鼎盛，處于先進地位；越國統治的一千四五百年間，落后于中原；戰國后歷秦、漢、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為漸興時期；隋、唐、吳越國、北宋為發展時期；南宋和元臻于鼎盛；元末明初驟然衰落，明中葉以后逐漸恢復、發展；到清后期，杭州東南都會的地位漸為新興的上海所取代。
2．從“文化”角度看，杭州地方文化在祖國傳統文化發展中居十分重要的地位。杭州地方文化是我國民族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歷史上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在祖國傳統文化發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和迄今為止的研究表明：
第一，杭州是“人物都會”。自古以來，尤其是南宋以降，天下人物(尤以文化名人為主)數浙江，據《浙江人物簡志》，自古至今浙江籍歷史名人達1300多人，而其中杭州籍人物約占30％。據迄今為止搜羅杭州歷史名人比較全面的《杭州歷代名人傳略》載，三國以降至今，杭州籍歷史名人達400人左右。因此，歷史上杭州早已有“人物都會”之稱。
第二，杭州是“文獻之邦”。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明國，而杭州是我國古代印刷業最發達的少數地方之一。吳越國以后，杭州的雕板印刷業日趨發達；北宋時誕生了著名的活字印刷術發明家畢升；到南宋、元時為全國最大的刻書中心，印刷技術領先全國，刻印書籍在質量、數量上都冠于全國；明、清時期，杭州印刷業雖相對落后，但仍為全國幾大刻書中心之一。杭州還是著名的藏書樓和藏書家集中之地，自古至清，杭州有著名的藏書家近30人，其中又以南宋和清代為多，如蕓居樓主陳起，小山堂主“二趙”(趙谷林、趙意林)，道古堂主杭世駿，知不足齋主鮑廷博，八千卷樓主丁丙，抱經堂主盧文弓召等，這些藏書樓大多收藏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其中許多是珍本秘籍，有的還編刊叢書、進行校勘整理，為保存我國古代文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在杭州地方史志、掌故等鄉邦文獻中，現存的光是清代以前就達250種左右，其中有歷代杭州方志如《南宋臨安三志》、掌故雜著如《夢粱錄》等名著；從明、清和民國所編地方志看，杭州一地就達30種之多，為全國城市所獨有，素有“方志之鄉”的美譽。至于歷代名人詩文集、經史、著述等，則更是數不勝舉。可見杭州是無愧于“文獻之邦”的稱譽的。
第三，杭州是“文物之區”。無論是良渚文化遺址還是古越國遺跡，也無論是歷代地上文物遺存還是館藏文物珍品，杭州應有盡有，豐富而集中。據統計，在現已發現的眾多良渚文化遺址中，集中分布在杭州余杭一帶的占一半以上。古越國在長達一千四五百年的統治中，主要的活動中心、部落聯盟中心乃至國都，也均在杭州地區，留下了眾多的古跡和地名。迄今已受保護的或有待保護、發掘的歷代各種文物古跡有1000多處，其中已列為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127處，初步審定的第二批單位有43處，有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0多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處；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文物精品有360多件；歷年文物普查所征集的各類文物達6670多件。隨著南宋官窯博物館、胡慶余堂中藥博物館、中國茶葉博物館以及岳飛、蘇東坡、李叔同、章太炎、馬一浮、潘天壽、于謙、龔自珍等一大批綜合性、專業性博物館和名人紀念館、故居的興修開放，有關文物得到較廣泛的征集和較好的收存保護。大量的文物古跡是杭民祖先創造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是杭州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杭州是“宗教圣地”。杭州是全國少見的佛、道、回、基督、天主五大教薈萃且各具特殊歷史地位的城市之一。佛教在晉時傳入后，一直向前發展，特別是吳越國以后，發展迅猛，寺院當時有200多所，北宋時增加到360多所，南宋時更達480所，元、明、清時雖非昔比，然亦盛行不衰，民國時尚有大小寺院庵堂670多所；禪、律、法眼、曹洞等宗派相承不絕，白云宗、喇嘛教也曾勢盛一時；許多高僧大德名噪全國；靈隱、凈慈等寺至今仍為東南名剎；佛教文化藝術對杭州歷史文化影響頗大，滲透甚廣，因此，杭州自古有“東南佛國”、“佛教圣地”之稱。道教流播于杭始于兩漢，到南宋達到鼎盛，有十大宮觀，地位在佛教之上，但在規模勢力上遠遜于佛教，不過亦傳播不絕，到民國時尚有宮觀280所。回教自唐宋傳入后，在元代勢盛一時，發展至今，為東南沿海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鳳凰寺之所在，而且在另外三寺大多毀沒的情況下，顯得愈益重要。基督教的支派景教早在元代一度傳入杭州，明末清初，西歐天主教流播中國，而杭州則是較早的且重要的傳播中心。鴉片戰爭前后，歐美基督教(新教)也開始傳入杭州，而且在近世時期，相對于其它宗教而言，發展較快，民國時有教堂25所。此外，歷史上杭州地區還流傳過摩尼教、火襖教和猶太教。香港有學者稱福建泉州為宗教博物館，若以宗教教派之多，傳播歷史之長、遺存文物之眾，對當地文化影響之大而言，則杭州“宗教圣地”之稱，也是當之無愧的。
第五，杭州是“工藝之鄉”。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古杭先民的制陶、玉雕、竹編等手工技藝，即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后杭州手工業逐漸發展，到南宋時杭州的手工業吸收北方和宮廷工藝技術，門類更為齊全，工藝技術領先全國，南宋官窯所產瓷器，號稱天下一絕；到清后期，杭州“五杭”手工業品，名揚全國。直到現在杭州的許多手工藝品在全國還有相當的知名度。
第六，杭州是“絲綢之府”。考古發掘表明杭州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就能養蠶紡織；吳越國以后，絲織業發展漸臻興旺；歷代在杭所設官營織造機構，工場規模、織機設備、工藝技術、產品質量、品種和數量均居全國前列；私營絲織業日趨發達，從業人口為各業之首，有“機杼之聲，比戶相聞”、“日出萬綢”之譽；元末以后還誕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在古代經濟史上開創了劃時代的篇章。由于杭州歷來是我國絲綢紡織品的最重要產地，故自古以來就有“絲綢之府”的美譽。
第七，杭州是“園藝王國”。園藝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獨特組成部分。杭州自古以來就是東南地區園林建筑藝術和盆景造型、花卉種植的集中地之一。西湖人文景觀的發展和積淀，很大程度上與園林藝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杭州西北郊西馬塍、板橋、花園崗一帶，南宋以來一直是花卉盆景種植制作的基地，尤以羅漢松盆景而著名，有“羅漢松王國”之稱；在造園技法、盆景藝術流派上，杭州亦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領先東南；杭人古俗以二月十五為花朝節，還有多處花神廟和花神廟會，園藝文化滲透到社會文化之中。
第八，杭州是“東南詩國”。在五千年的文明沃土的滋養和秀甲江南的西湖風光的啟迪下，杭州歷代詩人輩出，元人即以杭州為“東南詩國”。吳越以降，杭州詩壇巨匠迭出，有著名于時的詩人近百人，在浙江乃至全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其中有方干、林逋、錢惟演、錢易、謝景初、沈遘、周邦彥、朱淑真、洪咨夔、張炎、楊載、柴紹炳、毛先舒、毛奇齡、高士奇、厲鶚、汪師韓、袁枚、余集、龔自珍、郁達夫、戴望舒等著名詩人詞家。至于歷代詩人騷客留下的大量描繪西湖山水風光的詩篇詞章，更是杭州歷史文化中的珍貴遺產。
第九，杭州是“戲曲中心”。南宋時杭州是雜劇的發源地，并流傳到外地和海外，雜劇劇目、樂曲初具規模，勾欄、瓦舍、書會等演出場所遍及杭城。到元代戲曲藝術臻于鼎盛，而杭州是全國中心，盛況空前，產生了一大批劇作家、表演藝術家，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也大多在杭從事過戲曲創作活動。明代，杭州仍為戲曲重地，誕生了古典戲曲史、戲曲理論的開山之作《錄鬼簿》的作者鐘嗣成，還從雜劇藝術中孕育了明代傳奇。清代，杭州傳奇創作發展至高峰，誕生了《長生殿》、《白蛇傳》、《再生緣》等杰作；著名的劇作家洪升以其傳奇巨著《長生殿》而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共享“南洪北孔”的美譽，戲曲理論大家李漁也在杭寓居從事研究活動。據《古典戲曲存目匯考》載，宋元時杭州籍劇作家有16人，明代有32人，清代有36人，共84人之多。近世以后，杭州的地方戲曲更是多姿多彩，推陳出新，有南詞、評詞、杭灘、評話、隔壁戲、小熱昏、杭劇、越劇等多種形式，還是滑稽戲的發源地；至今杭州還是全國越劇重鎮。
第十，杭州是“書畫之邦”。書畫藝術是我國獨特的傳統文化之一。杭州歷來是書畫藝術名家迭出、名家薈萃之地，在浙江乃至全國書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單據《杭州歷代名人傳略》統計，自古迄今杭州籍書畫藝術家中較為著名的就有60多人，其中有褚遂良、錢惟治、唐詢、沈遼、薛尚功、馬和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癋、李嵩、馬麟、梁楷、陳琳、王淵、王鐸、藍瑛、陳洪綬、金農、丁敬、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董邦達、梁同書、任熊、任薰、任頤等藝術大師，貫休、黃公望、趙孟兆頁、薩都剌、黃賓虹、潘天壽等書畫名家也在杭州有重要的創作活動。從南宋的宮廷畫院到清末的西泠印社，以至現在的中國美院等，杭州在書畫藝術的教育、研究史上，在全國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現存的漢三老忌日碑、貫休畫十六羅漢像、南宋石經等珍貴碑銘，遍布湖山洞巖里巷之間的摩崖題刻，以及杭州碑林等集中館藏碑銘刻石，組成一部沉重而豐富的流光溢彩的石質歷史文化圖卷，為杭州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
第十一，杭州是“江南藥都”。中醫藥已被世界公認為中國的寶貴文化遺產。杭州桐廬相傳是中藥鼻祖桐君故鄉所在。自古迄今，杭州中醫藥名家輩出，醫藥學專著豐碩，在中醫學界享有“武林為醫藪，大作推錢塘”之稱。據《杭州市衛生志》(打印本)載，自南齊至民國，杭州籍著名醫藥家近200人，各種醫藥學專著達215種之多，分別約占全國的1／13和1／38。又據《杭州市醫藥商業志》載，杭州中藥業鼎盛于南宋，當時有著名藥鋪近30家，明、清時也有四五十家，其中有經營歷史長達300多年的許廣和國藥號和經營400多年的朱養心藥室，還有方回春、張同泰、葉種德等著名中藥號。尤其是胡慶余堂國藥號，能自制470多種成藥，質高品優，名揚全國。時有全國藥店“兩家半”，一家北京同仁堂、一家杭州慶余堂，廣州敬濟堂只能算半家之說。民國時期杭州中藥店號最多時達151家，總資金達395萬元。如今，杭州胡慶余堂已開設中國中藥博物館，桐廬桐君山舉辦“華夏中藥節”，中醫藥教學、科研不斷發展，杭州在中醫藥界的地位和聲譽，必將更加提高。
第十二，杭州是“美食之家”。飲食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重視。在我國八大菜系中，“浙菜”居其一，而“杭菜”則為浙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在南宋飲食習尚和烹飪技藝的基礎上，集各代飲食業發展之大成，揚江南魚米之鄉物產豐盛之優勢，吸收了北方的烹飪技術，融合西湖勝跡的文化風采而形成的；其特點是“南料北烹”、風味獨特，素以選料講究、制作精細、清鮮爽嫩、注重原味、品種繁多、因時制宜而享譽海內外。據《杭州菜譜》，現有代表性杭州風味菜350多只，其中包括西湖醋魚、東坡肉、龍井蝦仁、叫化童雞、干炸響鈴、生爆鱔片、西湖莼菜湯等36只傳統名菜。此外，杭州還有貓耳朵、幸福雙、吳山穌油餅、素燒鵝、生爆鱔面、片兒川面等名點面食。在傳統飲品中，首推茶，而杭州歷來是茶葉產量較多、名茶檔次最高、飲茶風習較盛的地方，西湖龍井茶被譽為茶中極品，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如今，杭州的飲食文化，通過經營南宋菜肴的八卦樓、夢粱樓和經營杭州風味菜肴的天香樓、樓外樓、杭州酒家等一大批菜館飯店，以及集中國茶文化之大成的中國茶葉博物館和一年一度的茶文化節，走向世界。
此外，杭州在教育、體育、民間文藝和風俗習慣方面，也各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和特殊的地位。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歷代官設府學、縣學還是私辦精舍學館，以至近世以來的新式學校，均在浙江乃至全國教育史上有特殊地位，如南宋時的太學、國子監，元代的西湖書院、清代的敷文書院，近世的之江大學及其他職業學校、高等專業學校，在當時歷史時期均在全國有相當地位。在體育方面，從南宋的宮廷體育到近世的浙江體育會及摩崖石刻，以至民國時期的全國武術擂臺賽(1929年)和全國運動會(1930年)等，杭州在全國體育發展史上也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在民間文藝方面，民間口頭所傳有關西湖名勝、杭州歷史的傳說、掌故，據文化部門的收集整理，達五六十種之多。至于歷代社會各界名人的掌故軼事則更不勝數計。民間說唱、舞蹈藝術，南宋以降興盛不絕，有說話、講史、皮影、傀儡、雜技、歌舞等多種形式，明、清時又有南詞、評詞、杭灘、評話、小熱昏等多種說唱藝術形式，和臺閣、龍燈、秧歌、花鼓、高蹺、大頭和尚、面鬼、演春官等多種舞蹈藝術形式。在風俗習慣上，融匯了南北和宮廷習俗，受佛、道教影響也頗大，尤其在節令習俗和人生禮俗兩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其特點，不外“奢繁”兩字，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杭時就注意到這一點。
3．杭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在總體上具有許多特征。
綜合上述諸方面之分析，那么，杭州為什么被稱為“歷史文化名城”，也許就頓然獲釋了。從總體上看，杭州歷史文化有如下特征：
一是源遠流長。從歷史文化長河的源頭的良渚文化至今，已有5000年的文明發展史，尤其在前二千年左右和后一千多年間，杭州文化均居全國領先地位。在眾多的不同文化構成中，有的幾千年經久不絕，有的在某一時期鼎盛一時，有的相沿至今，有的流派紛呈。
二是復雜多樣。從發展過程看，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或社會發展階段，而且幾經興衰變遷。從文化結構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方面，或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文化構成，均包羅萬象、紛繁復雜。
三是開放性結構。杭州文化在自身發展過程中，不斷吸取周圍文化和外來文化，從而不斷獲得新的血液向前發展。從越國后期到南朝的漸興時期，杭州文化主要吸收了北鄰的吳文化和楚文化以及中原齊魯文化，兼及外來印度文化；從隋唐以后，杭州文化除繼續吸收中原文化外，又吸收容納了伊斯蘭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東瀛日本文化，并漸漸形成了雙向的對流式的文化交流格局。尤其在與以中原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的接觸中，杭州以自身經濟、文化的繁榮，開始由吸收為主變輸出為主。元朝以降，杭州文化開始接觸并接納了歐洲天主教文化；到近代，歐美西方文化也在杭州流播；與此同時，尤其是元以后，杭州文化也開始遠播海外，走向世界文化大舞臺。所有這一切均表明杭州文化的開放性結構。
四是典型性模式。作為一定區域內的地方文化，杭州文化在模式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這是因為它具有任何文化模式應包含的主要要素，而這些要素，就是前述三大特征之總和。尤其是從我國傳統文化角度而言，杭州歷史文化與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較而言，這種典型性就更為明顯。
二
在明確了杭州歷史文化名城的全面真實的含義后，我們不妨來回顧一下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過去和現狀。
1．從清末開始，出現了對杭州歷史文化的系統研究。從歷史上看，對杭州的歷史文化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開始于清末，其中尤以杭州丁丙編刊的《武林往哲遺著》和《武林掌故叢編》兩種叢書為代表，前者收錄60種附2種，共16冊，后者收錄187種，凡26集240冊，把自古以來尤其是南宋以降有關杭州的史志、雜著、掌故、詩文集收羅殆盡，匯集一起。這是有史以來對杭州歷史文獻的第一次全面系統的整理，功不可沒。丁丙還編著了《武林坊巷志》等專著，對杭州掌故頗有研究。此外，還有朱彭的《南宋古跡考》、阮元的《武林金石記》等專著。民國時期杭州歷史文化研究取得一定進展，主要成果是杭州余杭良渚文化的發現和發掘研究，西湖博物館的建立，西湖和杭州城區的形成和變遷的地理學研究，海寧干人俊的《民國杭州市新志稿》等16種史志論著的編撰，《西湖游覽指南》、《杭州指南》等圖書的編刊以及其他一些專題的論著等。
建國后，杭州歷史文化的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據《浙江地方史論文資料索引》(1949—1981)所收條目統計，1949—1981年的30年間，有關杭州地方史的達1500多條，占該書所收全省條目的1／3。這些論文著述從時間上看涉及到古代、近代和現代不同時期。從內容上看，幾乎涉及到各個方面，而其中尤以文物古跡、風景名勝、歷史名人為多。從學術價值而言，絕大多數文章只是普及讀物，還有相當一部分是“文革”期間影射史學和庸俗史學的產物，論據和觀點多不可取，但也有一些有較高學術價值的文章，其中主要有：鄭天挺的《關于徐一夔〈織工對〉》(刊《歷史研究》1958年第1期)、夏承燾的《西湖與宋詞》(刊《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59年第3期)、蔡尚思的《論章炳麟思想的階級性》(刊《歷史研究》1962年第1期)、龔延明的《西湖名稱的由來》(刊《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林正秋的《南宋杭州城市經濟》(刊《杭州大學學報》1978年第4期)、王元化的《龔自珍思想筆談》(刊《中華文史論叢》1978年總7期)、李澤厚的《章太炎剖析》(刊《歷史研究》1978年第3期》、馮雪峰的《郁達夫生平事略》(遺作，刊《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徐規、林正秋的《五代十國時期的杭州》(刊《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79年第1期)，謝德銑的《杭州史地述略》(刊《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林正秋的《南宋時期杭州的經濟和文化》(刊《歷史研究》1979年第12期)，《明代杭州的資本主義萌芽與市民斗爭》(刊《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徐規、林正秋的《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論西湖名稱的沿革》(刊《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興起及其城區的發展》(刊《歷史地理》1981年創刊號)、徐明德的《馬爾蒂尼(衛匡國)在華活動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刊《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期)等。
2．80年代后，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成就。進入80年代后，杭州歷史文化的研究，進入高潮，在前30年的分散微觀專題研究基礎上，開始有組合性的宏觀課題的趨向。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出現了一批宏觀的高質量的專題論文。據不完全統計，1981—1990年有關杭州歷史、文化方面的論文有350多篇，其中有許多是選題、材料、立論均有一定水平的文章，主要有：陳學文的《明代杭州城市經濟的發展及其特色》(刊《浙江學刊》1982年第2期)，奚柳芳的《東漢時期錢唐縣之廢復》(刊《歷史地理》1982年第二輯)、陳學文的《古代杭州夜市》(刊《杭州商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鄭紹昌的《古代杭州旅游雜談》(刊《浙江學刊》1982年第2期)、張敏生的《杭州真教寺始建于何時》(刊《浙江學刊》1983年第2期)、沈文緯的《杭州絲綢的蛻變和盛衰》(刊《絲綢史研究》1984年第4期)、呂以春的《杭州歷史沿革述略》(刊《杭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4期)、鐘嬰的《杭州與古代戲曲文學》(刊《杭州師范學院學報》1987年第3期)、沙舟的《馬可·波羅所見杭州初考》(刊《未定稿》1986年第7期)等文。
(2)整理出版了十多部杭州史志專著。主要有：《夢粱錄》、《武林舊事》、《都城紀勝》、《南宋臨安兩志》、《西湖游覽志》、《西湖游覽志余》、《南宋古跡考》、《湖船錄》、《錢塘遺事》、《武林坊巷志》、《說杭州》等，為研究杭州歷史文化提供了可貴而且易得的資料。
(3)出版了西湖文藝叢書十多種。主要有：《西湖二集》、《西湖古今談》、《西湖古代白話小說選》、《西湖竹枝詞》、《西湖詩詞新話》、《西湖詩話》、《西湖佳話》、《西湖拾遺》、《西湖筆叢》、《西湖楹聯選》、《西湖游記選》、《西湖漁唱》、《西湖散曲選》、《西湖詩境》、《西湖詩詞選》等，集歷代西湖詩詞、散文、游記、散曲、小說、文人掌故之大成，是對古代杭州文學史料的系統整理和研究，為進一步撰著杭州文學史奠定了基礎。
(4)出版了一些斷代史和人物研究專著。斷代史方面主要有：林正秋等主持撰著的《南宋京城杭州》、《南宋都城臨安》、《南宋古都臨安》、《古代杭州研究》和《古都杭州研究》等，杭州市政協文史室編輯的《杭州歷史叢編》之二《隋唐名郡杭州》、之三《吳越首府杭州》、之四《南宋京城杭州》、之五《元明清名城杭州》等論文集。歷史人物方面主要有《沈括研究》、《岳飛研究》、《沈括事跡編年》、《蘇東坡和杭州》、《錢癛》、《武生泰斗蓋叫天》、《弘一大師》等專題研究和《杭州歷代名人傳略》等綜合性研究專著。
(5)杭州市地方志編纂工作全面開展，并取得初步成果。收集積累了大量資料，出版了建德、蕭山、淳安、余杭等縣志和戲曲、地名、醫藥衛生、風俗、報刊等市志專業志或行業史，還有一些縣志、專業志已編纂定稿，即將出版。此外，有關部門還組織力量編纂出版了《杭州菜譜》、《杭州名店》等圖書。
(6)專業學術團體陸續成立。主要有杭州市歷史學會、岳飛研究會、蘇東坡研究會等民間學術團體；開始出現比較專業的研究事業機構如杭州師范學院浙江地方史研究室、杭州市地方志編纂辦公室、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市政協文史編輯室等；《杭州研究》、《杭州大學學報》、《杭州師范學院學報》、《浙江學刊》等學術刊物，成為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學術陣地；研究隊伍和學術力量不斷壯大，專業人員作為學術中堅與社會各界學術力量開始協作；學術活動漸趨活躍，舉辦了《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暨學術討論會》、《岳飛研究會首屆學術討論會》、《杭州文化研究讀者座談會》、《杭州文化發展戰略和圖書館事業建設討論會》、《蘇軾研究學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重建雷峰塔必要性和可行性座談會》等學術研討會，加強了學術界聯系，提高了研究水平，取得了豐富成果。
3．杭州歷史文化研究中的問題。
綜觀上述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過去和現狀，可見開端是良好的，發展是迅速的，成果也是巨大的，但相對于“歷史文化名城”的美名而言，與新時期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的需要相比，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有：
(1)研究力量薄弱且分散。從科研機構上言，至今還沒有一個專業從事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術機構，市政協文史室、市志辦、文物考古所、園文局等均為市政協、市政府有關方面的職能機構和事業單位，杭師院浙江地方史研究室也非完全的杭州地方史研究機構，歷史、岳飛、蘇東坡等學會、研究會雖是專業學術團體，集中了一定的學術力量，但組織相對松散，學術力量也分散在各界各業。
(2)課題選擇相對處于自流狀態，缺乏統一規劃。無論是社會發展研究還是歷史文化，均無專題長遠規劃，偏重時效、實用，有功利主義傾向，重文物古跡、風景名勝和歷史人物、工藝飲食，目的大多出于開發旅游資源之考慮。
(3)宏觀研究嚴重不足。至今還沒有出現關于杭州歷史文化的理論研究和大型的多卷本通史專著，即使是專題宏觀研究，成果也不多。
三
針對上述現狀和問題，八五期間要進一步加強歷史文化研究，就必須籌建專門研究機構，籌設專項發展基金，統一規劃課題，組織科研力量集中攻堅。為此，擬提出如下設想：
1．加強科研機構和學術隊伍建設
(1)籌設杭州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室，作為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專業研究機構，負責全市研究課題規劃的制定、組織學術力量進行協作研究，開展全面系統的歷史文化整理和研究工作。
(2)籌設杭州出版社或稱西湖出版社，負責組織編輯出版有關杭州研究專著和宣傳圖書等的出版工作，尤其是對杭州歷史文化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可推出“杭州史地論叢”、“杭州歷史文化叢書”或“杭州名勝古跡叢書”、“杭州旅游叢書”等大型叢書，擴大杭州的影響和知名度。目前杭州市除一家專業出版社外，均為省屬出版社，沒有市屬綜合性大型出版社，這不僅與作為文獻之邦、印刷業中心的歷史文化名城稱號不相符，也與一個特大城市的現實地位不相稱。現在全國許多大中型城市都有了綜合性的市屬出版社。因此，杭州要力爭在八五期間籌建出版社。
(3)加強杭州市修志隊伍的組織和地方史志的研究工作。杭州市修志工作開展近5年以來，不僅在地方志編纂中取得了較大成果，而且培養鍛煉了一支修志隊伍，這支隊伍將成為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由于種種原因，這支隊伍沒有得到較好的組織，沒有開展系統的學術研究，許多成果沒有能公之于世。因此，八五期間要在完成杭州市志編纂重任的同時，市志辦要組織各行各業的修志人員開展課題研究，并組織編輯出版。同時，成立杭州市地方志學會，作為全市修志專業人員的學術團體，更好地團結學術力量。如果市志在八五期間如期完成，那么，這支隊伍的優秀人員要組織起來，充實到相應的研究機構中去，為九五期間儲備學術后備人才。
(4)加強各科研單位和學術團體、專業研究工作者與社會各界學術力量之間的組織聯系和學術交流，取長補短，協調選題，共同合作，充分發揮群體優勢，把杭州歷史文化的研究推向縱深，盡量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優秀成果、宏大成果。
2．要籌設杭州市社會科學發展基金
由于經費困難造成的學術成果無法發表出版現象，已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嚴重挫傷了學術界的積極性，影響了研究成果的問世。資金籌設可采取多種形式，如市府財政盡可能撥一點、企業界(尤其是得益較多的旅游業部門)資助一點、各相關單位共同湊一點，還可考慮吸收適當的外資、捐助。資金要用于有較高學術價值或應用價值而出版有困難的著作的出版、重大課題的規劃和實施以及獎勵優秀成果和個人等方面。
3．要確定歷史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規劃
根據前述杭州歷史文化研究的過去和現狀，結合杭州歷史文化名城的內涵和特征，初步提出如下設想：
(1)八五期間力爭完成《杭州市志》這一系統而浩大、集杭州古今文化之大成的文化工程。根據前5年的修志成績，和市地方志編委會第三次會議作出的重大決策，只要有領導的重視和廣大修志人員的努力，這一目標是有希望實現的。這一工程的完成，必將為下一步歷史文化研究工作開創新局面。
(2)組織學術中堅力量開展《杭州歷史文化概論》，《杭州之最》、《杭州市情研究》、《杭州簡史》、《杭州歷史文化名人》、多卷本《杭州通史》等宏觀課題和理論課題的研究，爭取在八五后期分段完成，到本世紀末基本結束。
(3)結合杭州市志各專業志的編纂，開展專題歷史文化研究，如《杭州文物古跡考錄》、《杭州絲綢史》、《杭州雕板印刷史》、《杭州手工業史》、《杭州書畫史》、《杭州工藝美術史》、《杭州文學史》、《杭州宗教史》、《杭州飲食文化》、《杭州茶葉史》、《杭州陶瓷史》、《杭州園林藝術史》、《杭州中醫藥史》、《杭州書院史》、《杭州對外關系史》、《杭州與周圍城鎮關系史》等等。
(4)開展地方斷代史研究，如《隋唐杭州》、《北宋杭州》、《元代杭州》、《明代杭州》、《清代杭州》、《民國杭州》等，或《杭州古代史》、《杭州近代史》等。
(5)編輯名勝古跡、風俗掌故等旅游宣傳用小叢書，如《杭州的寺院》、《杭州的古塔》、《杭州的石窟》、《杭州的洞巖》、《杭州的碑刻》、《杭州的古樹名木》、《杭州的亭臺樓閣》、《杭州的工藝美術》、《杭州的書畫》、《杭州的名人勝跡》，如此等等。
(5)編輯名勝古跡、風俗掌故等旅游宣傳用小叢書，如《杭州的寺院》、《杭州的古塔》、《杭州的石窟》、《杭州的洞巖》、《杭州的碑刻》、《杭州的古樹名木》、《杭州的亭臺樓閣》、《杭州的工藝美術》、《杭州的書畫》、《杭州的名人勝跡》，如此等等。
(6)進一步開展地方史志和鄉邦文獻的整理、校勘和研究工作，更好地挖掘歷史文化遺產。
4．要端正進行研究的目的。既要注重學術價值，也要強調實用價值。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繼承并弘揚優秀文化，為兩個文明建設服務。
5．要采取多種方式和手段進行研究和利用。如文物古跡可采取保護、恢復以達到利用文化資源為旅游業發展服務的目的，對歷史文獻可采取整理出版的方式加以研究和保存，對工藝品、飲食品可用仿制、復制的手段達到經濟意義上的目的，對民間神話、傳說、掌故、軼事，可改編成劇本、拍成影視劇或歌舞、戲曲等多種形式，進行宣傳播映演出。總之，研究歷史文化要通過多種手段尤其是現代科學方法和技術，使之古為今用，化腐朽為神奇，為現代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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