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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氣質，是由遺傳、家庭、教育、職業、生活環境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與人一樣，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氣質。研究一個城市的人文氣質，一定要兼顧那里的地理環境、自然物產、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當下現狀，尤其是要注重那里繁衍生息、棲居生活著的人，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神的關系。
引言
何為“人文”？《周易·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與“天文”（即“自然”）相對，泛指社會典章制度和各種文化現象，其作用乃是“化成天下”，也就是以文治之道教化黎民、成就天下，具有莫大的社會政治功能。那么，以何“化成天下”呢？那就是在人的生命中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體，就是孔孟所謂的“仁”，孔子曰：“仁者愛人”。“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孟子亦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國文化里，通過人格的修養而呈現的道德主體（心體或性體），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這個“本”也就是“仁”所開啟。
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即“人文主義”。“人文主義”譯自Humanism，也有譯成“人本主義”的。“人本”是相對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在西方文化中，占強勢地位的是“物本”和“神本”，前者成就科學和哲學，后者成就宗教神學。科學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神學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而人文主義則以人的尊嚴為中心，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和人權的根源就是對此的尊重。這一尊重的基礎是只有人才有的潛在能力：那就是創造和交往的能力(語言、藝術、科學、制度)，觀察自己，進行推測、想像和辯理的能力。人的生命、生活的實質主要包括欲望的滿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善）和美的愉悅（審美）。真正的人文主義必須意涵這三個方面，才能內在化“神本”與“物本”，真正地回到“人本”上來。通常所謂的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核心思想，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社會思潮，也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價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要求人的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
由此看來，東西方文化語境中的“人文”或“人本”，各有側重。顯然，東方文化中的“人本”是人的生命內在心性的道德主體，強調的是“仁”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與被愛”的關系，注重人的群體關系。西方文化中的“人本”，關切的是人的尊嚴和價值實現，主張生命和生活的欲望滿足、精神的歸宿和審美的愉悅，尤其注重個體生命。
本文想用西方文化的“人本”及與之相關的“物本”“神本”視角來審視東方文化背景中的杭州（西湖）的“人文”內涵和特質，試圖構建杭州（西湖）人文氣質的詮釋體系。
一城湖關系之諧
以往學者在探討杭州的相關問題時，往往把杭州與西湖關系混淆不清，或城湖分割，或混為一談，這都是有失偏頗的。雖然西湖與杭州關系密切，但只有把西湖當作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且是影響杭州城市發展諸多水文要素之一時，才能全面準確把握主體和本質，否則就會以湖代城，湖城不分，似是而非，不得要領。本文立足杭州（精確說杭城），兼顧西湖，所以采用“杭州（西湖）”的行文表達，之所以不點出其他的諸多水文要素，是因為運河、錢江在城區只有一段，杭州灣只能算一邊角，西溪以往都只在郊外，對杭城的影響總體而言都沒有西湖來得大、來得久。
1．城湖關系的歷史演變：杭州城是因西湖而興，還是依錢塘江而興？湖在先還是城在先，抑或同時？從考古和文獻以及城市演變歷史看，杭城與西湖的發展呈現“二元重合”的結構。
從杭城看，從最初的山城[①]（秦漢六朝錢塘縣，一說在靈隱山麓，一說在錢塘門外到彌陀山之間），到江城（隋唐時期鳳凰山麓的江干州城），到湖城（從五代吳越國定都杭州為西府，城區北擴，南北狹長而呈“腰鼓城”，直到新中國建立，是“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湖城），最終到現在的依湖跨江（蕭山劃入杭州為其始，跨江發展為其實），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從西湖看，從先秦時代的河口海灣（傳說中的大禹到會稽，首航渡江地在老余杭，有“舟枕”地名；秦始皇南巡時水波惡，乃西行120里，從狹中渡，地在富陽城東，今西湖北山的“纜船石”傳為其泊船處），到西漢后泥砂淤積而成的“瀉湖”，到東漢華信圍壩筑塘成為人工湖泊，隋唐時期的城外湖泊，五代吳越后的傍城湖泊（主城之外、城廂之內），再到1912年拆城墻后的城市湖泊（杭縣、杭州市），以至解放后的城區湖泊（杭州市西湖區），其演變也經歷了河口海灣、瀉湖和人工湖三個發展階段，和從城外到旁城，再到城市、城區湖的空間變化。
從兩者的演變歷程來看，城湖之間幾乎是同步發展、相互交錯、相輔相成的關系，呈現出特有的“二元重合”軌跡。
2．城湖之間的空間關系：我們通常所謂的城湖之間“三面云山一面城”格局，是何時開始形成的呢？顯然是在五代吳越國以后，因此這個大家習以為常的定識，并非城湖關系的全部。在此之前，城湖未相依，在此之后，城不僅依湖，還要跨江。也許之前和之后的歷史，都對這個問題的關系已經不大或尚未產生實際的意義，所以我們還是回到這個“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歷史時期來考察。在這個歷史時段上，湖山實際上就是城區，環湖皆園林、宅第、寺觀，湖城既交接，又交結，交合成一體，交融在一起。但湖城仍有別，有區隔，有界線，有自然形成的過渡地帶，形成具有鮮明街區風格和功能的特殊區塊。這一區塊，東南起自六和塔、白塔，西北止于北山、西溪，以吳山與寶石山之間的湖濱走廊為核心。所以，千百年來，這里是杭城和西湖的重合區塊，以東是繁華市井，以西是湖光山色，在空間關系上，城湖也呈現“二元重合”的形態。
3．城湖之間的功能轉化：無論是自然瀉湖，還是人工湖泊，西湖的功能都與水密切相關。從作為生產和生活的重要資源來看，西湖的功能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城湖關系的演變，從自然河口海灣，到天然湖泊的瀉湖，再到人工湖泊，也從最初比較單一的農田水利灌溉、漁業捕撈功能，逐漸向城河航行延伸、城市居民飲用水源、山水風景名勝主體、旅游休閑景觀園林等綜合性多樣化發展。而且，這一西湖功能多樣化過程，與杭州城市發展關系密切，因城市的興起、繁榮而逐漸實現了功能的轉換，從農漁業生產為主，到交通航運、生活水源、風景旅游為主，其實是天然湖泊到人工湖泊、城區湖泊的過度，歸根結底是西湖功能的城市化。顯然，這個功能城市化也是在湖城階段。而杭州消費型城市類型和主要功能的形成，與西湖功能的轉化是緊密相連，同步進行的。從行政建置上看，杭州從帝都、王城、省會到州府縣城，一應俱全，但從經濟上而言，在改革開放前，杭州一直屬消費型城市，風景、園林、旅游、宜居為其主要城市功能，即便是現在發展為生產型、商業型大城市，這些功能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強。這再次從城湖功能演變上，揭示出城湖之間存在的“二元重合”結構。
4．杭城與山海江河的關系。杭城與山關系：杭州西湖南北二山，為天子崗—天目山東向余脈，逶迤東來，氣勢磅礴，有“龍飛鳳舞到錢塘”之勢。寶石山和吳山是其東端二岬，伸入海灣；海潮江水夾帶的泥沙淤積，才形成河口灣水域，在此基礎上出現西湖和城市。因此，沒有南北二岬，就沒有瀉湖和人工湖泊的形成，也就沒有在江海交匯之地的城市。所以，山海造化了西湖，造就了杭城，也成就了城湖之間的千古情緣。
杭城與江海的關系：蘇東坡說“杭乃江海故地”，此言誠然。杭城是在杭州人與江海風潮的斗爭和調解中立足發展起來的，因為潮患決城潰壩，危及城市安全和市民生命財產，因為飲水又苦又咸，杭州歷史上演繹了無數與潮患水災斗爭的神話傳說、英雄故事，錢王射潮、六和鎮江、弄潮觀潮，修筑捍海海塘、溝通城河錢江、鑿平江口羅剎石、開鑿浙東運河，到現在的圍海造田、建造跨江大橋、開挖江底隧道，都是潮與城進退、人與潮抗爭的光輝歷史，激越篇章。
杭城與運河關系：俗話說“水上漂來的杭州”，說明杭州興盛與運河的密切關系，可以說，杭州是依賴大運河的水利航運之便利和廣闊富庶的江南經濟腹地而發展繁盛起來的。從江南運河到隋大運河南段，再到元代京杭大運河貫通，把南北物貨流通、商業貿易、人員往來都帶動起來了。杭城的城河如中河、東河、龍山河、貼沙河、浣紗河、上塘河、余杭塘河等，則把城區街坊市井的水陸通道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水陸一體的市區交通網。大運河與城河連接，運河與錢塘江、浙東運河的溝通工程，南北大運河與長江、黃河等水系的交織，不僅形成了一個杭州城區為核心的航運交通體系、出海港口航道，而且也形成了腹地廣闊、南北互通的內河航運水系。從漕運時代的“南糧北運”，到如今的“北煤南運”，運河航運作用巨大，對打造“錢塘自古繁華”居功甚偉。即便是到了近代以后，城市道路、城際公路、鐵路相繼出現，到現在的高速公路、航空港，以及未來的過江地鐵，交通建設飛躍發展，但運河的水運并未退出歷史舞臺，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上所述，可見杭城與山、海、江、河之間，也同樣存在著類似城湖之間的“二元共生”關系。
5．城湖關系的回顧與展望。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詩句，把他對西湖、對杭城的愛戀之情，道得直白明了。長期來，國人對西湖的審美定式是：西湖如西子，明媚秀麗，有陰柔之美學特性。但我卻認為，西湖固然屬秀麗陰柔之美學范疇，但從自然山水形態和人文特征來看，卻并非全然如此（詳后）。從整體和局部、表面與實質來看，西湖秀麗中有雄奇，陰柔中有陽剛，柔中帶剛，剛柔相濟。而從城市的角度對杭城的審美觀察，似告闕如，因為通常都把西湖的美學特征，附加到了杭城頭上，這是本土學者們最容易產生的“常識錯誤”。如果從城市的自然地理、人文傳統來看杭城，從文化人類學角度來看杭州人，那么，你會發現：杭城雖然不是雄強的，卻也不是陰柔的，她是清秀而挺拔的俊郎。杭州人既懂生活，也能創業，兼具南北人種的體貌特征和性格特質。杭城與西湖的關系，宛如俊郎配美女，是天作之合，天生一對，相依相戀，永不分離。而成就這對城湖美眷的正是生息繁育于此城此湖的杭州人。這是城湖關系之和諧的歷史回顧，或許也是定論。
拋開這樣詩意的比喻，從客觀實際和自然環境來看，那么城湖之間的千年依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向東跨江去，一半阻隔是此江。錢塘江在近代以前，事實上是一道天塹，屏障著杭城的東南。自古以來，以江為界，浙江乃至東南沿海地區，分浙東與浙西，杭為浙西首府；千余年來，杭城駐足江湖之間，徘徊留連，東南阻于江險，西隔于湖山，惟有依水利沿運河北向延伸，故有“十里湖墅”之盛；上世紀中葉以后，行政轄區和城區布局的先后跨江東擴（蕭山從紹興劃入杭州，撤市設區，跨江發展和濱江區的設置），突破了城湖相依的千年迷思。隨著城區外圍向四周延伸和交通輻射，錢塘江從杭城“界河”變成“城河”，西湖、西溪、運河都被城區懷抱，杭城格局從左江右湖，演變成負山（天目山）面海（杭州灣），擁湖懷江。也許再過不了多久，一個真正兼有山海氣象、江湖風情的大都市新杭州，將噴薄而出，屹立在山海之間，西湖、湘湖，大運河、錢塘江，都成了她時代交響樂里的小插曲。這算是對城湖關系的未來展望吧。
二山水風物之美
常言道：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我們不能重彈“地理環境決定論”或者“人定勝天”的老調，但必須認識到自然環境對地域人文差異的影響，也要認識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把自然因素與人文傳統聯系起來考察，是認識杭城所依托的自然環境、自然要素對人文氣質影響必不可少的視角之一。從“物本”出發，探尋人本視野的城市人文氣質，正好驗證了水土與人的某種對應關系。而且，如果再深入探索下去的話，那古人所謂的“地以人名，人以地傳”的地方與名人的關系，會得到進一步充足的實證。在杭州，這樣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這里不作展開討論）。
關于杭城、西湖的山水美學特征，近年來研究者討論頗為熱烈，茲不贅述。這里從不同角度，就個人所思所得，談幾點新認識、新看法。
1．奇峰秀嶺蘊大氣。從地質構造看，杭州西湖群山位于揚子準臺地東部錢塘臺褶帶，地層上屬于上古生界石炭系下統北區地層杭州組，巖性為灰色白云巖、泥質或砂質白云巖。這在西湖南山表現尤為明顯。而西湖北山保留了海底火山噴發后冷卻凝結而成的火山巖，如寶石山、孤山的巖石都是紅色的，甚至傳說產寶石或瑪瑙，孤山有瑪瑙坡。
從地表山系看，自天子崗山脈到天目山，有“龍飛鳳舞到錢塘”逶迤百里的磅礴氣勢，有高低俯仰、縱橫開合、峰巒重疊、嶺坳錯落的空間組合。
就個案看，有巖壑幽明、古樟如蔭的吳山，有瞰江望湖的玉皇山，有橫亙北湖天然屏障的葛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蹬開嶺，有孤嶼水中央的孤山，有如靈鷲飛來的飛來峰，還有天馬山、朗鐺嶺……有小中見高，平中見險，秀中見奇，麗中見雄之美，眾山雖小卻兼具各類山的樣式，秀嶺雖平卻充滿神話傳奇，可以說在江南山水中兼具北方的雄壯奇險。
2．六水相涵生靈異。杭州現在常說的一句話是“五水共導”。這固然形象生動，也符合實際地理水系。西湖之明秀，西溪之野逸，運河之流麗，錢江潮之雄奇，杭州灣（東海）之浩闊，都與杭城息息相關，呼吸相應，涵養著這方水土，這方人民，孕育出水靈靈、濕漉漉的外貌，富有靈性神異的氣質神韻。
以我個人看，除五水之外，還要加上與城市發展和民生密切相關的“井泉”。據調查統計，杭州城區有8378口井（包括郊區農戶自用井），其中主城區有50年以上到1900多年的各類古井200口左右。這些井自古以來與居民的生活和生產息息相關。幽潔之井泉，是否應該是涵養杭城和杭人的第六水呢？
3．四季風物各不同。湖山草木豐茂，市井花樹扶疏，朝暮晴雨、風景各異，四季分明、風物不同，自然景觀豐富變幻。這種隨時序變換而呈現的形態不同且美到極至的風物景色，不僅是造化對杭城的恩賜，也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典范。
4．山抱水懷共此城。杭城是眾水涵養而出的城市，打個不完全恰當的形象比喻：天目是額頭，東海是胸膛，西湖是眉目，錢江、運河是任督二脈，西溪濕地為腎臟，城區河道、眾多井泉是毛細血管和汗腺毛孔。
三眾神信仰之盛
說到杭州的宗教信仰，說得最多的是“東南佛國”。其實，杭州道教發軔比佛教早，南宋時十大御前宮觀更是空前絕后，而外來的宗教中，東南沿海四大伊斯蘭教清真古寺之一的鳳凰寺，明末清初羅馬天主教和近代歐美基督新教的傳播，也都在中國宗教發展史和對外文化交流史上可圈可點。而喇嘛教、景教、猶太教、火祆教等也在元代杭州一度流行。可以說，杭州是舉世罕見的自古以來就是各種宗教信仰匯聚傳播并存之地。這里從宗教信仰的主要方面及與杭州人文傳統的關系，來簡單作一闡述：
1．處處神靈遍湖山。就像郁達夫所描述的，杭城內外、西湖山水，到處是寺觀，可以說是抬頭三尺有神明，舉步一里必有神。其實，這種現象自古已然。尤其是佛教的興盛，使得市井湖山處處寺廟，在在彌陀。從東晉慧理開山，肇建靈隱等五剎，到五代吳越國王時一王所建，就多達88所。北宋時，蘇東坡有“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南宋臨安都城內外，佛教寺廟多達480多寺，道觀之數為其十分之一。明清以至民國，佛寺道觀，星羅棋布，遍布湖山與城區之間。其中迄今最值得稱道者，靈隱古剎，自古名冠東南，西湖石窟造像，號為江南最勝。
2．中外各教布市井。除佛教、道教外，伊斯蘭教的傳播、回族的形成、鳳凰寺等清真寺的建造、回民公墓碑銘等，明清之際天主教的兩大臺柱、至今保存完好的圣教公墓，歐美新教基督教遠東傳教的重要一站、教堂、教會及醫院、學校等建設和中外文化、教育、科技的交流，以及歷史上喇嘛教、猶太教、景教、火祆教等的一度傳入，都是杭州沿海開放前沿地理位置、兼容并蓄人文傳統的歷史證明。此外，杭州的宗教信仰，還呈現出多神教和一神教混雜、皇室郊天與民間信仰交織、本土（本地）信仰和外地（外來）信仰雜處的眾神共舞、諸神同棲的格局。
3．遺澤豐厚稱海內。杭州的宗教文化，包括寺觀建筑、宗教園林、石窟造像、法器文物、古跡遺存、經藏典籍、文化藝術、高僧大德等，積淀豐富，博大精深，成為杭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對杭州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4．相沿成俗耀古今。對宗教的虔誠信仰和向善心理，對杭州人起著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的影響，使杭州民性溫雅，風俗和美，被馬可波羅贊賞有加。生死壽誕、婚喪嫁娶、四時八節，佛教、道教的影響無處不在。可以說，沒有千百年來各種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的熏陶，杭州人就不是今天的杭州人，杭州的文化也會大異其趣。
四人文傳統之勝
東方文化在人天、人人、人神關系上，具有系統的有別于西方的至高原則。在人與自然關系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玄會”；在人與人關系上，講求以“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為核心的儒家倫理和道德規范；在人與神靈關系上，從來是“來者不拒”（多神、偶像）“人神互酬”。如果按照西方“人本”的三大核心范疇，結合東方文化的三大關系，來看杭州人和他們居住的杭州城在歷史時期日積月累起來的人文傳統，主要有如下內涵和特征：
1．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杭州歷史文化的序列，從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看，恐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有這么完整系統的從遠古到現代的序列。8000年跨湖橋文化，6000年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晚期的考古文化中，堪稱獨領風騷，獨占螯頭，它標志著東方古國從野蠻到文明的分野，是東方文明的曙光升起的地方。這是杭州文明史的驕傲和榮耀。從先秦時期的大禹首航、秦皇南巡，到春秋戰國吳越爭戰，從秦漢設縣到隋唐置州，從吳越西府，到北宋東南第一州，從南宋行都，到元代天城，以至明清省會，杭州文明歷史代相傳承，綿延不絕。到了近代，杭州在中國城市的近代化進程中，開東南風氣之先河；而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過程中，杭州又位居全國城市之前列。這是何等源遠流長、繁榮輝煌的城市文明演進歷史啊。
如果用時間為單位來考察杭州的城市文明史，那么，迄今為止的考古研究和歷史記載表明：杭州地區有人類活動已有10萬年以上，有文明歷史七八千年；自秦建縣有2200多年，自隋置州有1400多年，自元為省會已有700多年。其中，吳越國和南宋兩度定都于此，歷時230多年；從吳越國到元朝，杭州社會經濟發展居于全國先進城市行列，號稱東南第一都會，歷時460多年；隋、唐時期和明、清、民國時期，杭州作為全國二、三等城市，歷時540多年；而從良渚文化至今的5000年文明歷史中，社會經濟相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良渚文化時期和唐后期以后，約合3000多年，而古越國時期到南朝宋齊梁陳時，社會經濟落后于全國先進水平，約合2300多年。由此可見，杭州文明歷史并不遲于中原文明歷史，而是基本同步甚至領先的，而且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經濟發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還在一定歷史時期領先全國。
杭州城市文明史，發源于跨湖橋文化、良渚文化，在新石器后期繁榮鼎盛，處于先進地位；越國統治的一千四五百年間，落后于中原；戰國后歷秦、漢、三國東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為漸興時期；隋、唐、吳越國、北宋為發展時期；南宋和元臻于鼎盛；元末明初驟然衰落，明中葉以后逐漸恢復、發展；到清后期，杭州東南都會的地位，才逐漸為新興的上海所取代。
2．博大精深，豐富多樣。杭州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形態豐富多樣，傳承遺存眾多，形成獨特的人文傳統和地域風格。具體說，有如下幾個方面：
——“人物都會”。自古以來，尤其是南宋以降，天下人物(尤以文化名人為主)數浙江，據《浙江人物簡志》，自古至今浙江籍歷史名人達1300多人，而其中杭州籍人物約占30％。據迄今為止搜羅杭州歷史名人比較全面的《杭州歷代名人傳略》載，三國以降至今，杭州籍歷史名人達400人左右。還有一個獨特的家族民人群現象，如吳越錢氏、富春孫氏等。因此，歷史上杭州早已有“人物都會”之稱。
——“文獻之邦”。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明國，而杭州是我國古代印刷業最發達的少數地方之一。吳越國以后，杭州的雕板印刷業日趨發達；北宋時誕生了著名的活字印刷術發明家畢升；到南宋、元時為全國最大的刻書中心，印刷技術領先全國，刻印書籍在質量、數量上都冠于全國；明、清時期，杭州印刷業雖相對落后，但仍為全國幾大刻書中心之一。杭州還是著名的藏書樓和藏書家集中之地，自古至清，杭州有著名的藏書家近30人，其中又以南宋和清代為多，如蕓居樓主陳起，小山堂主“二趙”(趙谷林、趙意林)，道古堂主杭世駿，知不足齋主鮑廷博，八千卷樓主丁丙，抱經堂主盧文弓召等，這些藏書樓大多收藏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其中許多是珍本秘籍，有的還編刊叢書、進行校勘整理，為保存我國古代文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在杭州地方史志、掌故等鄉邦文獻中，現存的光是清代以前就達250種左右，其中有歷代杭州方志如《南宋臨安三志》、掌故雜著如《夢粱錄》等名著；從明、清和民國所編地方志看，杭州一地就達30種之多，為全國城市所獨有，素有“方志之鄉”的美譽。至于歷代名人詩文集、經史、著述等，則更是數不勝舉。可見杭州是無愧于“文獻之邦”的稱譽的。
——“文物之區”。無論是良渚文化遺址還是古越國遺跡，也無論是歷代地上文物遺存還是館藏文物珍品，杭州應有盡有，豐富而集中。據統計，在現已發現的眾多良渚文化遺址中，集中分布在杭州余杭一帶的占一半以上。古越國在長達一千四五百年的統治中，主要的活動中心、部落聯盟中心乃至國都，也均在杭州地區，留下了眾多的古跡和地名。迄今已受保護的或有待保護、發掘的歷代各種文物古跡有1000多處，其中已列為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54處，初步審定的第二批單位有43處，有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8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4處；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文物精品有360多件；歷年文物普查所征集的各類文物達6670多件。隨著南宋官窯博物館、胡慶余堂中藥博物館、中國茶葉博物館以及岳飛、蘇東坡、李叔同、章太炎、馬一浮、潘天壽、于謙、龔自珍等一大批綜合性、專業性博物館和名人紀念館、故居的興修開放，有關文物得到較廣泛的征集和較好的收存保護。大量的文物古跡是杭民祖先創造遺留下來的珍貴文化遺產，是杭州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宗教圣地”。杭州是全國少見的佛、道、回、基督、天主五大教薈萃且各具特殊歷史地位的城市之一。佛教在晉時傳入后，一直向前發展，特別是吳越國以后，發展迅猛，寺院當時有200多所，北宋時增加到360多所，南宋時更達480所，元、明、清時雖非昔比，然亦盛行不衰，民國時尚有大小寺院庵堂670多所；禪、律、法眼、曹洞等宗派相承不絕，白云宗、喇嘛教也曾勢盛一時；許多高僧大德名噪全國；靈隱、凈慈等寺至今仍為東南名剎；佛教文化藝術對杭州歷史文化影響頗大，滲透甚廣，因此，杭州自古有“東南佛國”、“佛教圣地”之稱。道教流播于杭始于兩漢，到南宋達到鼎盛，有十大宮觀，地位在佛教之上，但在規模勢力上遠遜于佛教，不過亦傳播不絕，到民國時尚有宮觀280所。回教自唐宋傳入后，在元代勢盛一時，發展至今，為東南沿海四大著名清真寺之一——鳳凰寺之所在，而且在另外三寺大多毀沒的情況下，顯得愈益重要。基督教的支派景教早在元代一度傳入杭州，明末清初，西歐天主教流播中國，而杭州則是較早的且重要的傳播中心。鴉片戰爭前后，歐美基督教(新教)也開始傳入杭州，而且在近世時期，相對于其它宗教而言，發展較快，民國時有教堂25所。此外，歷史上杭州地區還流傳過摩尼教、火襖教和猶太教。香港有學者稱福建泉州為宗教博物館，若以宗教教派之多，傳播歷史之長、遺存文物之眾，對當地文化影響之大而言，則杭州“宗教圣地”之稱，也是當之無愧的。
——“工藝之鄉”。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古杭先民的制陶、玉雕、竹編等手工技藝，即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其后杭州手工業逐漸發展，到南宋時杭州的手工業吸收北方和宮廷工藝技術，門類更為齊全，工藝技術領先全國，南宋官窯所產瓷器，號稱天下一絕；到清后期，杭州“五杭”手工業品，名揚全國。直到現在杭州的許多手工藝品在全國還有相當的知名度。
——“絲綢之府”。考古發掘表明杭州先民在四五千年前就能養蠶紡織；吳越國以后，絲織業發展漸臻興旺；歷代在杭所設官營織造機構，工場規模、織機設備、工藝技術、產品質量、品種和數量均居全國前列；私營絲織業日趨發達，從業人口為各業之首，有“機杼之聲，比戶相聞”、“日出萬綢”之譽；元末以后還誕生了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在古代經濟史上開創了劃時代的篇章。由于杭州歷來是我國絲綢紡織品的最重要產地，故自古以來就有“絲綢之府”的美譽。中國絲綢博物館、絲綢城和大量的絲綢紡織印染服裝企業，打造著今日杭州在世界絲綢業界的穩固地位。
——“園藝王國”。園藝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獨特組成部分。杭州自古以來就是東南地區園林建筑藝術和盆景造型、花卉種植的集中地之一。西湖人文景觀的發展和積淀，很大程度上與園林藝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杭州西北郊西馬塍、板橋、花園崗一帶，南宋以來一直是花卉盆景種植制作的基地，尤以羅漢松盆景而著名，有“羅漢松王國”之稱；在造園技法、盆景藝術流派上，杭州亦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領先東南；杭人古俗以二月十五為花朝節，還有多處花神廟和花神廟會，園藝文化滲透到社會文化之中。西湖本身就是一個園林作品，杭州自古就是園林城市。
——“東南詩國”。在五千年的文明沃土的滋養和秀甲江南的西湖風光的啟迪下，杭州歷代詩人輩出，元人即以杭州為“東南詩國”。吳越以降，杭州詩壇巨匠迭出，有著名于時的詩人近百人，在浙江乃至全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其中有方干、林逋、錢惟演、錢易、謝景初、沈遘、周邦彥、朱淑真、洪咨夔、張炎、楊載、柴紹炳、毛先舒、毛奇齡、高士奇、厲鶚、汪師韓、袁枚、余集、龔自珍、郁達夫、戴望舒等著名詩人詞家。至于歷代詩人騷客留下的大量描繪西湖山水風光的詩篇詞章，更是杭州歷史文化中的珍貴遺產。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就曾贊譽杭州西湖是“詩人之湖”。近代有湖上詩社，如今在全國詩壇仍有一定影響力。
——“戲曲中心”。南宋時杭州是雜劇的發源地，并流傳到外地和海外，雜劇劇目、樂曲初具規模，勾欄、瓦舍、書會等演出場所遍及杭城。到元代戲曲藝術臻于鼎盛，而杭州是全國中心，盛況空前，產生了一大批劇作家、表演藝術家，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也大多在杭從事過戲曲創作活動。明代，杭州仍為戲曲重地，誕生了古典戲曲史、戲曲理論的開山之作《錄鬼簿》的作者鐘嗣成，還從雜劇藝術中孕育了明代傳奇。清代，杭州傳奇創作發展至高峰，誕生了《長生殿》、《白蛇傳》、《再生緣》等杰作；著名的劇作家洪升以其傳奇巨著《長生殿》而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共享“南洪北孔”的美譽，戲曲理論大家李漁也在杭寓居從事研究活動。據《古典戲曲存目匯考》載，宋元時杭州籍劇作家有16人，明代有32人，清代有36人，共84人之多。近世以后，杭州的地方戲曲更是多姿多彩，推陳出新，有南詞、評詞、杭灘、評話、隔壁戲、小熱昏、杭劇、越劇等多種形式，還是滑稽戲的發源地；至今杭州還是全國越劇重鎮，浙江為全國戲劇大省。
——“書畫之邦”。書畫藝術是我國獨特的傳統文化之一。杭州歷來是書畫藝術名家迭出、名家薈萃之地，在浙江乃至全國書畫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單據《杭州歷代名人傳略》統計，自古迄今杭州籍書畫藝術家中較為著名的就有60多人，其中有褚遂良、錢惟治、唐詢、沈遼、薛尚功、馬和之、劉松年、李唐、馬遠、夏癋、李嵩、馬麟、梁楷、陳琳、王淵、王鐸、藍瑛、陳洪綬、金農、丁敬、黃易、奚岡、陳豫鐘、陳鴻壽、趙之琛、錢松、董邦達、梁同書、任熊、任薰、任頤等藝術大師，貫休、黃公望、趙孟兆頁、薩都剌、黃賓虹、潘天壽等書畫名家也在杭州有重要的創作活動。從南宋的宮廷畫院到清末的西泠印社，以至現在的中國美院等，杭州在書畫藝術的教育、研究史上，在全國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現存的漢三老忌日碑、貫休畫十六羅漢像、南宋石經等珍貴碑銘，遍布湖山洞巖里巷之間的摩崖題刻，以及杭州碑林等集中館藏碑銘刻石，組成一部沉重而豐富的流光溢彩的石質歷史文化圖卷，為杭州歷史文化的珍貴財富。”而中國美術學院、國家動漫產業基地等，更是把杭州推向了中國美術發展的最前沿。書畫之邦，金石之鄉，名副其實。
——“江南藥都”。中醫藥已被世界公認為中國的寶貴文化遺產。杭州桐廬相傳是中藥鼻祖桐君故鄉所在。自古迄今，杭州中醫藥名家輩出，醫藥學專著豐碩，在中醫學界享有“武林為醫藪，大作推錢塘”之稱。據《杭州市衛生志》(打印本)載，自南齊至民國，杭州籍著名醫藥家近200人，各種醫藥學專著達215種之多，分別約占全國的1／13和1／38。又據《杭州市醫藥商業志》載，杭州中藥業鼎盛于南宋，當時有著名藥鋪近30家，明、清時也有四五十家，其中有經營歷史長達300多年的許廣和國藥號和經營400多年的朱養心藥室，還有方回春、張同泰、葉種德等著名中藥號。尤其是胡慶余堂國藥號，能自制470多種成藥，質高品優，名揚全國。時有全國藥店“兩家半”，一家北京同仁堂、一家杭州慶余堂，廣州敬濟堂只能算半家之說。民國時期杭州中藥店號最多時達151家，總資金達39.5萬元。如今，杭州胡慶余堂已開設中國中藥博物館，桐廬桐君山舉辦“華夏中藥節”，浙江中醫藥大學的中醫藥教學、科研不斷發展，何任先生榮獲全國十大教授和國醫稱號。杭州在中醫藥界的地位和聲譽，必將更加提高。
——“美食之家”。飲食文化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已越來越受到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重視。在我國八大菜系中，“浙菜”居其一，而“杭菜”則為浙菜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在南宋飲食習尚和烹飪技藝的基礎上，集各代飲食業發展之大成，揚江南魚米之鄉物產豐盛之優勢，吸收了北方的烹飪技術，融合西湖勝跡的文化風采而形成的；其特點是“南料北烹”、風味獨特，素以選料講究、制作精細、清鮮爽嫩、注重原味、品種繁多、因時制宜而享譽海內外。據《杭州菜譜》，現有代表性杭州風味菜350多只，其中包括西湖醋魚、東坡肉、龍井蝦仁、叫化童雞、干炸響鈴、生爆鱔片、西湖莼菜湯等36只傳統名菜。此外，杭州還有貓耳朵、幸福雙、吳山穌油餅、素燒鵝、生爆鱔面、片兒川面等名點面食。如今，杭州的飲食文化，通過經營南宋菜肴的八卦樓、夢粱樓和經營杭州風味菜肴的天香樓、樓外樓、杭州酒家等一大批菜館飯店，新杭菜、美食節、小吃節在全國聲譽鵲起。
——“中國茶都”。杭州歷來是茶葉產量較多、名茶檔次最高、飲茶風習較盛的地方，西湖龍井茶被譽為茶中極品，綠茶皇后，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獨領世界茶文化研究的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集中國茶文化之大成的中國茶葉博物館、傲立世界茶科學研究的中國茶葉研究所、每年一度的國際茶文化節、茶葉博覽會，以及濃郁的市民飲茶風尚、遍布大街小巷的各類特色茶館，都使杭州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的茶都。
——“文教之區”。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歷代官設府學、縣學還是私辦精舍學館，以至近世以來的新式學校，均在浙江乃至全國教育史上有特殊地位，如南宋時的太學、國子監，元代的西湖書院、清代的敷文書院，近世的之江大學及其他職業學校、高等專業學校，在當時歷史時期均在全國有相當地位。如今杭州的現代教育發展，以浙江大學為牛耳，在全國名列前矛，地位顯要。在體育方面，杭州也各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和特殊的地位。在體育方面，從南宋的宮廷體育到近世的浙江體育會及摩崖石刻，以至民國時期的全國武術擂臺賽(1929年)和全國運動會(1930年)等，杭州在全國體育發展史上也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非遺薈萃”。在民間文藝方面，民間口頭所傳有關西湖名勝、杭州歷史的傳說、掌故，據文化部門的收集整理，達五六十種之多。至于歷代社會各界名人的掌故軼事則更不勝數計。民間說唱、舞蹈藝術，南宋以降興盛不絕，有說話、講史、皮影、傀儡、雜技、歌舞等多種形式，明、清時又有南詞、評詞、杭灘、評話、小熱昏等多種說唱藝術形式，和臺閣、龍燈、秧歌、花鼓、高蹺、大頭和尚、面鬼、演春官等多種舞蹈藝術形式。“杭州話”在紛繁復雜的中國方言體系中獨具一格，“兒化音”是北方官話和南方吳越方言融合的“語言活化石”。在風俗習慣上，融匯了南北和宮廷習俗，受佛、道教影響也頗大，尤其在節令習俗和人生禮俗兩方面表現尤為突出，其特點不外“奢繁”兩字，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杭時就注意到這一點。“杭兒風”至今猶盛，“杭鐵頭”不乏其人。
3．人天合宜，人神共諧。從人與自然關系看，杭州先民面對江河湖海的水環境，創造性的構建了人天合宜的生活安居環境。如面對洶涌的潮患，筑海塘，保家園，抗擊潮災的同時，射潮、弄潮又觀潮，達成江海大潮與杭城、杭人的和諧共處。同樣，杭人疏井泉，挖飲水，浚運河，通物貨，治西湖，造園林，都是求生存，謀發展，為民生，促繁榮，興游樂，樂安居。這片土地不僅得天物厚，絲府茶都，工商俱盛，而且鐘靈毓秀，藝文繁榮，人神和諧，頤養身心，在社會經濟和宗教需求都臻于比較繁盛的歷史境遇下，實現了人天、人神的和諧共處，素稱人間天堂，堪稱福地佛國。
4．南北交融，東西雜處。從文化比較角度來看，杭州文化并非全是本土本生的，許多是在歷史上不同時期從外地甚至外國傳播進來后，與本地本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才豐富發展起來的。這在杭州本地（土著）人種體貌特征、杭州方言的獨特兒化音、眾多民間外來神祗和飲食、風俗習慣等方面，都有南北交融的鮮明特征。而在宗教信仰、近代化遺產等領域，則有著中外或東西方雜陳的局面。
5．結構開放，形態經典。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國傳統主體文化向來是比較開放的，這既與基本屬于現實主義的儒家文化在中國自古占主導地位有關，也與以中原漢族文化為核心的農耕文化與周遍游牧文化及西域、南洋乃至東洋、西洋的外來文化的交流傳統有關。而杭州自古以來不僅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處在領先發達的位置，而且在地理上又處在對外開放和交流的前沿，這就造就了杭州和杭州人觀念開放、城市開放、文化開放、經濟開放（輻射）的人文傳統和開放性結構，對外來文化兼容并包。如果從文化形態看，杭州（西湖）人文傳統具有典型性形態，結構完整，形式豐富，脈絡清晰，傳承良好，堪稱人文傳統的標本。
6．傳承不絕，影響深遠。歷史時期的改朝換代和天災人禍，雖然對杭州產生影響和沖擊，但一線文脈綿延不絕，流傳至今，歷久而彌盛。尤其是在杭州建造江干州城以后，無論天災人禍（兵燮、外亂、火災、潮患）怎么沖擊破壞，如歷次改朝換代時對杭城的戰亂破壞，特大火災水患對杭州經濟和人口的沖擊，雖然都使杭州城區萎縮，人口銳減，經濟凋敝，市井荒蕪，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恢復發展后，杭城都能重新在這片土地上站立起來，始終屹立在江河湖海之間，杭州文化始終傳承不絕，杭州人的文化血脈始終代代相傳，影響至大至巨，且深且遠。（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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