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山居圖》探賾

　　——黃公望西湖隱居地筲箕泉、“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及“南樓”考

　　鮑志成

　　在中國畫史上，山水畫大師代不乏人，位居“元四家”之首的黃公望就是其中之一，但沒有哪一位畫家，在生前、身后有著如此曲折離奇的謎案故事：籍貫身世之謎，入仕入獄之謎，為道賣卜之謎，隱居繪畫之謎，未竟留白之謎，傳世火殉之謎，分離圓合之謎……本文擬就其在杭州隱居西湖筲箕泉及“富春山居”之地“小洞天”等史實作一分析探討，欠妥之處，謹請方家指正。

　　一、退隱西湖：晚年在杭州西湖筲箕泉旁結庵隱居

　　黃公望(1269—1354)，字子久，自號大癡，原籍江蘇常熟。天資孤高，少有大志，曾應試神童。及長，博覽群書，學識廣搏，學藝造詣深厚。鐘嗣成《錄鬼簿》贊之云：“公之學問，不在人下。天下之事無所不知，薄技小藝亦不棄。”宋元鼎革之后，黃公望在浙西廉訪使徐琰引薦下，曾一度入仕，任浙西廉訪司書吏。后到大都（今北京）御史臺下察院為吏。延祐二年(1315)九月，因隨張閭到江浙地區“經理田糧事”，因張閭貪污案發牽連獲罪入獄，年余始出，其時年已半百。

　　出獄后，他一改入世有為的生活態度，以“坐看鳥爭林”的出世心態，不問世事，入道隱居，遨游作畫。他先在松江一帶賣卜，后回到故鄉常熟，隱居在小山頭(今虞山西麓)，吟風邀月，詩酒為侶，留下不少傳世佳話。在畫家、好友王蒙的介紹下，年屆半百的黃公望，得到了當時畫壇名宿趙孟頫的親自指導，開始了繪畫藝術生涯。60歲后，他和大畫家倪瓚入了新道教，皈依在道學大師金月巖的門下，自號“大癡道人”。66歲時，與張三豐、莫月、冷謙等道友在蘇州天德橋開設三教堂傳道，對前來問難的各色人等，對答如流。從此在江浙一帶云游隱居，作畫問道，以終其余生。

　　1.黃公望晚年隱居西湖南山筲箕泉考。

　　黃公望晚年因愛杭州湖山之美，在西湖筲箕泉結庵隱居。此事有諸多元代及明清史料為證。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記載：“杭州赤山之陰，曰筲箕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①]大癡隱居杭州期間，好友張雨過往甚密，時人并以“海內奇士”稱之[②]，且黃公望隱居地筲箕泉與張雨在赤山埠的水軒黃覓樓近在咫尺。張雨在《筲箕吟書黃山人屋壁》詩中描述道：“石為箕，不可簸。揚箕盛水瓢飲足，濫觴一嗽一咽洗。髓腸載，援斗柄，天漿半夜箕犯月。大風刮地我欲狂，起騎箕尾跨石梁。長嘯應答驚下方，張星醉降黃姑房。哆然大笑箕口張，水流月明天蒼蒼。”[③]可見，張雨這首詩是親眼所見筲箕泉，并題寫在黃公望的隱居地大癡庵墻壁上的。黃公望的道友楊維楨說他“天資孤高，少有大節，試吏勿遂，歸隱西湖筲箕泉。”[④]在《題山居圖》詩中又說：“井西道人七十三，猶能遠景寫江南；筲箕屋下非工鍛，自是嵇公七不堪。”[⑤]“井西道人”即黃公望，由此說明，至遲在他73歲時已經隱居在筲箕泉了。詩人鄭洪《題黃子久畫》有“筲箕泉上青松樹，猶復當年白版扉”[⑥]。黃公望的另一位好友王逢也曾幾次寫詩懷念，“十年不見黃大癡……大癡真是人中豪”，還希望他回到家鄉常熟隱居：“顧我丹臺名有在，幾時來隱陸機山？”[⑦]

　　黃公望自己在《山水二首》中說：“懸崖絕谷噴流泉，此中即是安養地”，又說“勇投南山刺白額，饑緣東嶺采青芝”，“只今年已八十余，無復再投光范書，留得讀書眼如月，萬古清光滿太虛”，他垂暮之年的容貌是“頭蓬面皺絲垂鬢”，或者“鶉衣垢面白發垂”[⑧]。這里所描繪的正是黃公望80高齡在西湖南山筲箕泉隱居的情狀：從下文即將考證的實際方位看，筲箕泉在西湖南山南高峰北麓的兔兒山崖，其地石灰巖裸露，泉眼即從懸崖噴涌而出，黃公望隱居在此，誠可謂是絕佳的安養之地；當時西湖南山相傳尚有老虎出沒，所以對耄耋之年的黃公望去那里隱居，是要有“刺白額”即打老虎的勇氣的；而隱居的道家生活是清寒儉樸的，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還得去東面的玉岑山去采青芝（又名龍芝，酸平無毒，主治明目、補肝氣、安精魂）、野菜來接濟。

　　到了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卷四記載：“筲箕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澗。元時，有黃子久公望者，號大癡，卜居泉上。子久善畫，有《山水訣》傳于世。”這個筲箕泉，在明代晚期曾是“慧因十景”之一“箕泉瀉珠”。李翥《慧因寺志》載：“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在寺西北南高峰之麓，怪石磊岢，一泓涵澹，傾珠瀉玉，折而東南，與慧因澗合。元黃子久公望筑室其上，號‘大癡庵’，今榛莽萋迷，不能辨其遺址矣”[⑨]。黃公望當年隱居泉旁庵中，是愛其地清幽，青松掩柴扉，十分的可人。明末修寺志時，其庵遺址已不可考。同書卷四《檀那》記載：“黃子久公望，卜筑筲箕泉之旁，畫七祖堂四壁。”事見“繪乘”[⑩]。七祖堂是慧因寺里專為供奉華嚴宗七祖馬鳴大士、龍樹尊者、帝心法師、云華法師、賢首法師、清涼法師的建筑[11]，黃公望隱居于高麗寺邊上，他與寺僧就不可能沒有關系。據著名的美術史家王伯敏先生言，元代畫家與寺觀交往習以為常，黃公望為高麗寺題壁是完全有可能的。惜所畫的畫是七祖像還是佛像菩薩像，抑或是山水壁畫，均不可知曉了。

　　《慧因寺志》卷十、卷十一《題詠》還收錄有高麗寺詩，其中許多明人詩中提及黃公望隱居筲箕泉之事。卷十有錢塘徐胤翹《筲箕泉》詩，內有“石底吐名泉，朝夕散云髓；遇之得幽人，失之在千里；……境僻到者稀，深苔濕人履”等句，泉旁幽僻之景，躍然而出。其《探筲箕泉有感》詩則云：“泉流紆轉可浮杯，不道荒涼碧草隈。一自大癡騎鶴去，何人更與剪蒿萊。”卷十一收錄有蔣如奇、溫以介、釋方宜、吳炳、蔣全昌、釋湛若、姚二煜、釋海珠、方新等人以“慧因十景”為題所賦詩各10首，其中“筲箕瀉珠”一景，除了極盡詩情妙筆描述筲箕泉奇特的怪石涌泉和周圍清幽景象外，無不涉及黃公望，如溫以介的“依然大癡筆，天與傳丹青”，蔣全昌的“硯憶黃癡洗，茶無陸子盟”，釋湛若的“巖際誅茅人在否?即教癡絕亦難攀”，方新的“不見大癡今幾年，幻珠猶自媚晴川”，如此等等，都說明在明人看來，黃公望隱居筲箕泉是確鑿無疑的。根據明人張丑取諸家文集有關書畫題跋匯編而成的《清河書畫舫》[12]一書記載，黃公望當年還畫有《筲箕泉圖》，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也有著錄[13]。惜如今《筲箕泉圖》已不知所存，如若此畫猶存，則尚可從畫中得見當年泉旁景觀了。不過，從現存的明孫枝《高麗寺》圖和《慧因寺志》卷首山圖中，尚可看出其周圍環境之大概。

　　到了清代，翟灝《湖山便覽》卷四《南山路·筲箕泉》記載：“筲箕泉，出赤山之陰，流合于惠因澗。《輟耕錄》作筲箕泉，云黃大癡所嘗結廬處。《清河書畫舫》有黃公望《筲箕泉圖》。”可謂因循前人記載而已。

　　此外，明末姜紹書《無聲詩史》記載：“大癡道人，隱于杭州筲箕泉。”《常熟縣志》、《庚子消夏記》等也都說他漫游西湖，嘆山水之清幽，“遂結庵其上”。《虞山黃氏五集總跋》中黃公望十六世孫黃泰說，黃公望的次子德宏，曾尋訪到杭州，與其父同住筲箕泉，并以庵為家。

　　由上可見，黃公望晚年隱居西湖筲箕泉無可置疑。

　　2.西湖赤山（埠）、筲箕泉（灣）方位考（略）

　　根據實地考證，黃公望隱居的在赤山之北的筲箕泉，就是在高麗寺所在的筲箕灣內，即今花家山莊、東方龍大酒店內。這里其實是西湖赤山埠碼頭所在，歷史上是運河、西湖到江干錢塘江水陸通道之一，三面環山，玉岑山、石屋嶺、兔兒嶺三山環圍，筲箕、惠因二泉蜿蜒，匯流經赤山溪注入西湖浴鵠灣。

　　上世紀50年代初在這里辟建花家山賓館時，在兔兒嶺山麓發現石隙泉涌，乃鑿池而積水，惜泉眼不知所在了。如今泉源已沒有絲蛛馬跡可尋，僅存一潭碧水和“筲箕灣”一個地名而已。2003年于筲箕灣外浴鵠灣邊設紀念黃公望的陳列室，名之曰“子久草堂”，供人追懷。今后若得筲箕古泉重現，當可樹碑以紀念這位山水畫大師了。

　　西湖筲箕泉，或許是泉眼石形恰似筲箕之形而名，明朝人覺得這個泉水的名字以石頭之形來賦名，“以石形相肖，名甚不典”。至于泉因灣名，還是灣因泉名，抑或泉得名在灣前，還是灣得名在泉之前，不得而知，尚待考證。

　　3.“筲箕”小考。

　　筲箕，即飯筲、簸箕的合稱，均為民間竹器，以優質毛竹為原料，純手工制作而成，既有工藝性又有實用性。在鄉村有用飯筲淘洗或過濾煮過的半生熟的米飯，以便得到濃稠的米湯，再用竹箴子蒸過濾后的米飯。王充在《論衡》中的《定賢》篇中有“家貧無斗筲之儲者”之說。簸箕乃簸谷米去癟殼或撮土用具。

　　在手相術指紋圖形中，有“籮”“箕”之分，“籮”的指紋是圓團狀，“箕”則形如簸箕，與山塢山谷的等高線十分神似。

　　又古代星象學里二十八宿中的東方七星之一也是“箕”，本意是“萬物之根棋也”，相應的道教諸神體系中也有“二十八星君”及“東方七星君”。

　　以物賦形，以其形狀來命名的地名，也是中國風水地理之術堪輿學說的“喝形”傳統。以“筲箕”冠地名者，全國各地都有，如舟山的筲箕灣（漁村）、湖南沅陵縣筲箕灣鎮、香港筲箕灣（海灣）、重慶筲箕灣（水庫）等，一般都是收口而腹大、形如筲箕的山塢、港灣、水域。可見，以筲箕命名，有其特有的地理特征，與堪輿術“喝形”密不可分。

　　二、難解之謎：黃公望“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及創作《富春山居圖》的“南樓”究竟在哪里

　　關于黃公望晚年在富春隱居、往來云游、寫生作畫的事實，有他自己的傳世畫作、題跋、詩詞及時人諸多記載為證，只是由于原來記載語焉不詳，后世學者疏于考證，才導致學術界對有關的具體地點如富春山居地、小洞天、南樓及富春大嶺等究竟在哪里莫衷一是，而有關方志文獻和傳聞軼事的移花接木、以訛傳訛，更造成在查證確切方位時讓人迷惑難解。這里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就研究所得，提出幾點新的看法。

　　1.關于《富春山居圖》的五點別解。

　　首先，《富春山居圖》是確定黃公望富春隱居地大致范圍的參照“坐標”。要確定黃公望富春隱居地的基本范圍其實不難，因為富春江的地理范圍，元代富陽縣的縣域轄境，都是基本明確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這個地域范圍內來考察。從傳世的《富春山居圖》來看，我們難以采取實景比附的方法把畫中的峰巒、沙灘、洲渚與富春江某一特定山水對應起來，但是從畫面所呈現的開闊平遠的江岸山水風景來看，其所描繪的顯然不是富春江上游而是下游的景色，也就是說，這樣的畫中景象與黃公望“道眼”“心法”中的富春山水是十分接近的甚至一致的，是他目接心會的富春山水的藝術寫照。由此可以推斷，黃公望晚年歸隱、云游的富春山水，也必在富春江下游一帶。至于具體地點何在，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分清云游所致和隱居地之別，游屐所達范圍肯定不限于隱居之地，但考慮到他八旬高齡，諒必也不致于走得太遠，而隱居之地或許只有一個，或許不止一處，可以是自己選址營建的，也可以是與道友同志寓居之所。幸而黃公望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為我們提供了足資參證的“坐標”，這就是傳世至今的《富春山居圖》、《富春大嶺圖》、《秋山招隱圖》等以及題跋、詩詞。讓我們來一一解讀其中的奧妙吧！

　　其次，《富春山居圖》是原本無名的名畫。眾所周知，傳世的“畫中蘭亭”《富春山居圖》之名，并非黃公望所題，而是后世藏家根據黃公望的題跋和畫中圖景“添加”“補稱”的。事實上，早在南宋時李成就曾畫有題名為《富春山居》的冊頁作品，黃公望在欣賞了其10幅冊頁后，欣然分別題詩并題序云：

　　“李咸熙畫，清遠高曠，一洗丹青蹊徑，千古一人也。今見善夫先生所藏十冊，不覺心怡神爽，正如離塵坷而入蓬壺矣。賞玩之余，并賦十詩。”

　　其中的《富春山居》詩云：

　　漢主離宮最上頭，昔年曾侍翠華游。

　　青天半落銀河水，白日高懸華岳秋。

　　花隱儀鑾臨閣道，仗移簫鳳下瀛洲。

　　三山更在齊州外，遙望蒼煙九點浮。

　　遺憾的是，這些冊頁如今均不得見，而本來不叫《富春山居圖》的卻歷經劫難傳承至今，日益為世人所重。不過，以《富春山居圖》為名，倒是既符合作品主題、畫中景象，也吻合元人同類“書齋山水”作品習慣以“山居”冠名的史實的（類似例子不勝枚舉），也就是說，假如黃公望當年要給這幅畫題名，最合適的也是《富春山居圖》。

　　再次，類似《富春山居圖》這樣的長卷并非“孤品”。有必要說明的是，類似《富春山居圖》這樣的長卷山水作品，黃公望也曾為好友倪云林畫過，名為《江山勝覽圖卷》，他在題跋中說：

　　“余生平嗜懶成癡，寄心于山水，然未得畫家三昧，為游戲而已。今為好事者征畫甚迫，此債償之不勝為累也。余友云林，亦能繪事，伸此紙索畫，久置中，余每遇閑窗興至，輒為點染，迄今十有年余，以成長卷，為江山勝覽，頗有佳趣，惟云林能賞其處為知己。嗟夫，若此百世之后，有能具只眼者以為何如耶？至正戊子十月大癡學人黃公望。”

　　此畫歷時10余年始成，與《富春山居圖》所跋完成情況頗為類似，都是閑暇遣興為友而作的山水長卷。

　　第四，《富春山居圖》是一幅未完作品。還必須注意到的一點是：無論根據黃公望的題跋，還是《富春山居圖》本身的筆墨，都足以說明她是一幅未竟之作。此畫創作的起始時間是至正七年（1347），歷經三四年尚未完稿。到至正十年（1350）端午節前一日題跋時猶未完成。其后“早晚得暇，當為著筆”，說明題跋時黃公望打算繼續利用早晚閑暇時間補筆添墨，完成畫稿。這說明，這幅畫雖然前后相隔多年（超過三四年），兩次甚至多次著筆，未完時應無用師之請為避免日后有“巧取豪奪”者而先行題跋、未及題名，至于黃公望逝世尚未最終完成，是一幅未完稿。從現存殘存畫卷看，顯然并未最后完成，一般研究者可能很少有機會看到原作，但從高清放大的作品局部看，在淡墨勾勒的峰巒嶺背中，明顯暴露出未經皴染的筆觸，而大多數山巒、沙渚都未加填染，呈現空白，也與黃公望傳世的其他所謂淺絳山水畫作品迥然不同。許多美術評論家都認定這是他晚年風格變化所致，這或許也有可能，但我更傾向于是他未及最后完成就被好友無用師催索而匆匆題跋贈予所致，而大片留白卻意外地呈現出另一番藝術意境，而為后世藏家論者稱道不已，倒是他本人和無用師都沒有想到的。

　　第五，《富春山居圖》只是文人意象中的“書齋山水”。“富春山居”并非一定是指畫家本人隱居富春山水，也并非是指畫家在富春山里隱居，而是文人“書齋山水”中的意象山居。因此，有的研究者拘泥于字面而望文生義，去查考“富春山”在哪里，甚或指稱此“富春山居”圖景就是畫家隱居地之景象，這是多此一舉的。還有人把畫中山水形態與富春江某段山水景象做比較，認為形似且神似，從而得出某地某處是黃公望創作時的實景寫生地，以此來證明《富春山居圖》的“原版”在富陽某地。這樣的想法不僅有點牽強附會，而且也是違背了最基本的藝術創作規律的。黃公望的山水是“寫意”山水，是古代中國的“抽象山水畫”，有中國“印象畫派”之美稱。從寫實到寫意，是一個藝術提煉和創作的復雜過程，用實景比附的方法來欣賞或研究這樣的作品，進而比對寫生地或所謂的“原版”山水，是多余的。

　　2.《秋山招隱圖》之“富春山之別徑”考。

　　黃公望傳世之作《秋山招隱圖》詩跋云：

　　結茅離市廛，幽心幸有讬。開門盡松檜，到枕皆邱壑。

　　山色晴陰好，林光早晚各。景固四時佳，于秋更勿略。

　　坐綸磻石竿，意豈在魚躍。行忘溪橋遠，奚顧穿草履。

　　茲癖吾儕久，入來當不約。莫似桃源漁，重尋路即錯。

　　此富春山之別徑也。予向構一堂于其間，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當晨嵐夕照，月戶雨窗，或登眺，或憑欄，不知身世在塵寰矣！額曰‘小洞天’，圖之以招樸夫隱君同志。一峰老人黃公望畫并題。

　　我們姑且不來討論詩中所描述的隱居地風景物態，先把關注點集中到題跋所透露的信息：畫家說這幅畫描繪的是“富春山之別徑”，也就是說畫中主體是一條富春山的“別徑”。何謂“別徑”？顯然是相對于“正道”而言的。這就要從當時富陽的道路交通情況來考察，得先找到“正道”或者主干道在哪里，還要厘清所謂正道、別徑的起迄點是哪里。從黃公望在東南各地隱居云游的地域方位和當時富陽的交通路線情況看，所謂的正道是指杭州經富陽到浙西的驛站干線，在元代設有站戶、驛馬等，其具體情況是：從杭州出發，南行經富陽、新城入建德的浙西古道。在杭州路境內，轄有下列四站；在城站(址未詳)，馬一百八十匹，正馬九十匹，貼馬同；廟山站(址待考，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新城站(今富陽新登鎮)，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臨川站(址待考)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15]。憑此驛道，與全國驛道相連，可至全國各地。

　　這里，從杭州出發到新城途徑的“廟山站”在哪里是關鍵。此路段自南宋以后的主干道，基本是從杭州出城，經六和塔、徐村一帶，再進入富陽境內，沿途有白鶴橋、春茗浦，到縣治后，出西門，跨恩波橋，經鹿山、程墳、后山邊，到桐廬、建德[16]。而杭州到富陽縣城之間有“廟山”地名的，卻有兩處：一在西湖區轉塘鎮今宋城一帶，《杭州市地名志》[17]等都有記載，現今仍為公交331路終點站，只是廟山何在，不得而知；另一處是富陽東洲的“廟山塢”，在杭州富陽之間的沿江公路邊，根據當地說法，其得名是因為有凈因寺，其地又恰在山塢，故名廟山塢。這條路在宋元時期還是非常險峻的江邊山路。《咸淳臨安志》卷二十七“胡鼻山”條記載：

　　“胡鼻山，在（富陽）縣東五里，山峭峻，下瞰大江，路狹而險，行者患之。乾道中，令陸楠因邑士謝安頤之請，鑿路欄石以護，自此往來者以為便。嘉定癸酉，令程王珌修。嘉定丙子，令曾治鳳重修，尉陳震為記。寶慶乙酉，令趙汝捍補甓，易石欄為石壁，置庵業，名惠民庵。淳祐戊申，令陳夢炎因禱旱，立麻源真君祠于山之巔，又請撥延壽寺舊額，改惠民庵為惠山延壽寺。”

　　可見南宋時歷任富陽縣令都以修筑此路為己任，從嘉定九年富陽縣尉陳震作《胡鼻山路記》可窺全路之大概：

　　“邑之東繇東門鋪抵赤松可九里，多鑿穹石堆埼為路，旁瞰大江，崨嶫湍險。夜行不禁，亡賴之人，抵禁肆欺。乾道間，邑令陸楠更辟路，創石欄，建庵，守以僧，民以為便。歲久，柱折欄壞，守僧不存，行者惴然。嘉定丙子，令尹曾公治鳳始增立石柱三百七十根，翼以欄楯，復修其舊，相望不絕，葺庵以存僧，奸人屏跡。又自鸛山直抵廟山二十里，山行病犖確，泥行多濘淖。公悉砌以石板，召匠度費，悉以委之，視其成，計尋丈而償其直。不任吏，不役里長。凡為路一千五十二丈，逾月而成，與今大參鄭公所砌入京之道相為聯屬，端夷廣衍，可以久而勿壞矣。第石欄干之設，以木為柵，遞兵走卒，挽船之夫，夜過者多竊以為薪，易止廢壞，非嚴其禁不止。舊比掌以里工，若縣家加檢防而時葺之，不難也。惟后之君子，以弘濟為心，毋以創不自我而怠焉，幸矣。”

　　顯然，從富陽縣城東門到赤松山之間大約九里的沿江險峻山路，是當時往來富陽與杭州之間的新辟通道。即便在清朝，“每趨候大府，道之所由，必出于是”，而大嶺“橫絕大江之濱，山勢峭峻，俯瞰江流，旁開一線之道，既狹且險，自宋以來，雖建設石欄石柱，而興毀不一，行旅往來其間者，能不顧之而心懷慄慄耶？”，縣令錢晉錫“重建新亭，度徑道之自西徂東者，凡幾千百丈，命工人鏟削而平治之，役旬日告竣，由是行者駐步之間，無所畏難，若坦途然。少憩亭上，左右瞻覽，其東則虎爪、赤松與錢塘洄洑吞吐，日月為之薄蝕；其西則桐江奔赴，挾龜鹿諸山而直下，而邑城雉堞齒齒，煙火數千家，雞犬之聲相聞；南望則龍門陽平隱隱躍躍，有龍翔鳳翥之勢，而江陰諸洲渚村落邱聚可挹而注也；下則斷崖百尺，波濤洶涌之態，變幻頃刻，云帆沙鳥，出沒冩履之下。壯哉！可謂極登眺之樂而有出于一峰老人筆墨之外者矣！”[18]大嶺險峻情狀和方位地望，描述之詳無有過者。

　　這里赤松山又名赤亭山，《正統重修富春志》卷三《赤松山》云：“在縣東九里”，正與此合。有晉孫文度銘殘碑，可辨“義熙八年三月……”等28字。唐長安二年重刊，不存。錄謝靈運詩，有“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云霧，赤亭無淹薄”之句。而清光緒《富陽縣志》卷九《地理上》記載：

　　赤松山(錢令舊志)，在縣東北九里，高一百五十丈，周圍四十里一百步。相傳赤松子駕鶴時憩于此，山形孤圓，望之如華蓋，亦名華蓋山(一統志云)。孤圓聳秀，江流其下，群峰環拱，抵若蓋然。又名雞籠山(隋書地理志)。富陽有雞籠山，沿俗名也。又名赤亭山，《太平寰宇記》去嚴光釣于赤亭，緣海四縣臺基存。記日：赤亭，在定山東十余里，即此處。

　　赤松山一山四名，也算是當地名山了，由縣城東門經大嶺到此大約是九里沿江山路，在當時仍然是險峻的便道，元代官府設置的驛道驛站，似乎不大可能走偏僻的山徑險路，也不適合以馬為主的驛站運載工具（元代山間驛站有設置人力轎夫的）。因此，廟山站很可能就設在轉塘的廟山附近。只是這樣的話，杭州在城站到廟山的路程與廟山到新城站的路程顯得太長短不一了。不過這不要緊，我們倒可以基本推定：黃公望這里所謂的“富春山之別徑”，就是他往來隱居云游常走的沿江山路胡鼻山便道。

　　從實地勘查和富陽地方文獻記載看，這條“別徑”正好出縣城東門經過大嶺到赤松山一帶。南京博物院珍藏的黃公望《富春大嶺圖》描畫的就是富春大嶺景象，畫中富春山重巒疊嶂，山巔曉霧迷遮，若隱若現；山腳兩岸相接，兀石環抱，蒼苔點點，坡上叢樹槎丫，繁茂崢嶸；最值得注意的是山徑蜿蜒，盤伸幽谷，行間可見小橋茅屋，隱落叢中，遠處深澗，飛瀑簾掛，緩緩下瀉。這是唯一一幅與隱居富春有關的標明了畫中景物實地名稱的傳世作品。畫中的“大嶺”，正是前述的“富春山之別徑”最險要的一段。從畫中景象看，《秋山招引圖》好比是《富春大嶺圖》的近景，其中蜿蜒曲折的沿江險峻通道的走向和形態，有著驚人的一致。只是曾經出自黃公望畫筆的富春大嶺或胡鼻山，在1977年沿江公路改造時被夷為平地，現已不復存在了。

　　3.“向構一堂”的“小洞天”在哪里？

　　由上述考證，可以進一步推斷：黃公望所隱居的富春山居地“小洞天”也就在這條沿江別徑之上。

　　“小洞天”是黃公望隱居地的總稱或主體建筑的匾額，這在他的題跋中已經說得很直接明了：“予向構一堂于其間，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當晨嵐夕照，月戶雨窗，或登眺，或憑欄，不知身世在塵寰矣！額曰‘小洞天’。”而《秋山招引圖》是他“圖之”用來招引“樸夫隱君同志”的。可見，此圖所畫才是他富春山隱居地“小洞天”的真情實況，而他當年也不是獨自一人隱居其間，而很可能有“樸夫”等同道好友。從“或登眺，或憑欄”的記述，可知其“小洞天”不是在山坳低洼之處，而是在峰巔嶺頭高敞明麗之地。從詩中描繪的洞天景象看，他在這里的隱居生活是“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不知身世在塵寰矣”，是很愜意的。

　　“小洞天”是他隱居地的總稱或主體建筑的匾額，用“洞天”來命名隱居地，恰恰是最符合作為道士的黃公望身份的。道家通常以名山勝水為洞天福地，修建宮觀樓宇，煉丹服藥，以求得道升仙，自古以來有所謂“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之說。黃公望以“小洞天”來命名其隱居地，正是他道士身份的最好說明。洞天福地一般都是能實指的確有其地的，在多數情況下往往是依天然的洞穴巖窟而建，有時也只是純粹名義上的寓意而已，未必一定有洞窟。具體到黃公望的富春山隱居地“小洞天”到底有沒有洞穴巖窟，要根據所在地實際情況來判斷，不能找到一個洞就牽強附會。

　　富陽當地的熱心人士、曾在東洲廟山塢林場工作過的李貢學2003年在林場一帶的山上發現三個天然洞穴，其中兩個在朱門塢的山頂上，兩洞對稱，各據南北而生，南邊的叫“南石洞”，北邊的叫“北石洞”。另一個洞穴則在廟山塢到頂——燈臺贏的對面，名為“娘娘洞”。娘娘洞的洞廳小且淺，頂部滴水不止，朱門塢山頂上的兩洞非常有可能是小洞天之所在，更以“南石洞”為首選。“南石洞”洞廳寬闊，踞山頂上而一覽眾山，富春江盡在眼底，視野開闊，極有可能就是黃公望當年隱居的“小洞天”[19]。

　　我覺得這個“南石洞”與《秋山招引圖》的題跋和詩境十分契合，倒是有可能的，只是沒有到現場考察，不敢冒下結論。其實，我們切莫再犯望文生義的錯誤，從“小洞天”的字面上去理解隱居地，甚至據此去尋找巖洞石窟來比附小洞天，雖然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是還要考慮到實際地點是否適宜居住和周圍環境、水源、交通等情況，更何況當年的黃公望已經是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來此隱居目的主要不是絕俗隔世、修煉問道，而是愛富春山水之勝，與同道同好來此品茗賞景，寫生作畫。因此懸崖絕壁、山高路險等處，往來交通、水源飲水、生活物資接濟等成問題，成為隱居地的可能性不大。筆者到實地調研，在當地老村民向導盧關金等的陪同下到廟山塢采訪考察，據說娘娘洞在燈臺瀛對面山頂，雖貌似可居卻山高路險，而南石洞則無路可達，需在荊棘叢林中披荊斬棘個把小時才能抵達。可想而知，這些所謂的“洞”，一個耄耋老人要去隱居是難以想象的。至于有人認為“小洞天”的意思是說“別有洞天”，就是進去一個幽深的地方、突然眼界開闊了，應該就在廟山塢里某一個開闊之處，顯然存在對道家“洞天”的理解偏差。

　　如果從大嶺實際位置、形勢、交通與《富春大嶺圖》《秋山招引圖》及自宋至清的沿江山徑記載的高度一致來推斷，那么已經不復存在的大嶺山頭，或許才是當年黃公望隱居地小洞天之所在。至于有人認為“小洞天”的意思是說別有洞天，就是進去一個幽深的地方、突然眼界開闊了，應該就在廟山塢里某一個開闊之處，顯然存在對道家“洞天”的理解偏差。

　　另外，黃公望題跋中自稱“向構一堂于其間”，有人據《說文》“堂，殿也”及注解，結合《富春山居圖》題跋中的“南樓”，認為黃公望富春山居是一處別墅式的建筑，而非一般之草舍或民宅[20]。這是完全從字面上來推理的結果，如果照此方法，那詩中首句就是“結茅離市廛”，則其“小洞天”當是茅舍了。從《秋山招引圖》看，畫中有幾處干欄式建筑、木橋和路亭，還有隱沒在山巒后的屋檐殿角。

　　4.《富春山居圖》創作地“南樓”何在？

　　黃公望《富春山居圖》自己題跋：“至正七年，仆歸富春山居，無用師偕往，暇日于南樓援筆寫成此卷，興之所至，不覺亹亹。”

　　這里的“南樓”，筆者與許多學者一樣，以往都推定是他隱居之地的畫樓，之所以名為“南樓”，可能是位置在南面的一座樓。這種推想是把他的富春山隱居地與南樓視為同一地的結果，仔細推敲是難以完全成立的。

　　如前所述，黃公望的隱居地名為“小洞天”，是他親自所構建的“一堂”，不管是茅舍還是殿堂抑或是巖窟穴居，也不管是只有一座單體建筑還是如《秋山招引圖》中所畫有若干組不同建筑，用簡單的方位名詞來命名畫樓的可能性都不大，否則與黃公望的高道隱士風雅個性顯得有點不靠譜。

　　從理論上講，這幅畫的創作地與他的隱居地既可以是同一地點，也可以是不同地方。而從他的題跋中可以推知：至正七年（1347）作者歸“富春山居”之時，在“南樓”援筆畫就此卷，歷時三四年“未得完備”，原因是“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這就很明白，畫草就是在南樓，而一度留在山中隱居地，也就是說，《富春山居圖》最初的留藏之地確實是在“小洞天”，而“南樓”未必在“小洞天”。

　　“南樓”雖然留名于畫，卻不知樓在何處，這成為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眾多迷案中最難破解的一個謎。為了破解這個難解之謎，筆者在檢閱富陽地方文獻中，意外地在《光緒富陽縣志》卷十六《勝跡》中，發現轉錄自《杭州府志》的“南樓”條：“在富陽城南。”并錄有張南史《富陽南樓詩》。張南史，唐朝著名詩人，字季直，幽州人。好弈棋，其后折節讀書，遂入詩境，以試參軍。避亂居揚州。再召，未赴而卒。《全唐詩》卷二百九十六收錄其詩。詩集第一首就是《富陽南樓望浙江風起》：

　　南樓渚風起，樹杪見滄波。稍覺征帆上，蕭蕭暮雨多。

　　沙洲殊未極，云水更相和。欲問任公子，垂綸意若何。

　　如此看來，早在唐朝富陽就有“南樓”，從詩中意境看似乎是在城南江岸，可觀賞江上風景。那么這座唐時“南樓”，在宋元及以后的歷史時期命運如何呢？特別是在黃公望所在的元朝，南樓還在嗎？遺憾的是，在富陽地方文獻中幾乎再也找不到關于南樓的珠絲馬跡。

　　功夫不負有心人，富陽廣播電視臺孫希榮熱心查考“南樓”史地，他回憶說：現在南門街對出來的地方原本有個南樓，又叫大觀樓，是座城樓，此地是觀賞富春江美景的極佳位置[21]。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黃公望題跋中的“南樓”，極有可能就是這座縣城南門城樓大觀樓了，只是這個說法一時得不到實證和旁證。而孫希榮又認為另一種可能：“南樓”所在或在鸛山吉祥寺附近，極有可能是“春江第一樓”附近的某個建筑。但是，從《光緒富陽縣志》卷首的《縣城圖》看，吉祥寺在東門之東、城墻之外，第一樓在鸛山之上。

　　在有文獻記載和口碑資料為證的前提下，我更加謹慎地傾向于這樣的推理：唐朝時富陽城南的“南樓”，一直作為縣城南門城樓而存在，雖然別稱“南樓”或“大觀樓”，但并非是獨立的單體建筑，而是南門城墻的一部分，從縣城臨江而建，南門與沿江距離局促的實際情況看，賦予南門城樓特殊功能，把南門城樓作為臨江賞景的建筑而冠以南樓或大觀樓之名，都是合情合理、合乎實際的。如果說明代的城墻在清末拆除后，南樓也被拆毀，不復存在，但南門街、南門渡等地名卻流傳了下來。從現今實際地理方位看，應該就在南門直街靠江邊的地方。雖然它不太可能是現在的春江第一樓，但兩者的臨江賞景功能是相似的。第一樓在清末的建造，或許正是為了接替南門城樓或大觀樓的這種登高游觀功能。雖然這個結論尚需文獻、實物的進一步考證，但是在現有史料情況下，與其仍然猜測“南樓”是隱居地靠南的建筑，或者說是黃公望的畫室所在，倒不如推斷是縣城南門的門樓更加名副其實和相對可信。

　　三、莫須此有：關于富陽廟山塢“筲箕泉”之我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