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在歷史舞臺上來去匆匆的三國，留下了太多演繹和傳說，如何識其真面目？它對后世中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歷史學者習慣從文獻中尋找答案，而考古學者更善于從歷史遺存中發現蛛絲馬跡，通過對物質遺存的發掘、分析和研究，揭示背后的歷史原貌。
都城遺址和貴族墓葬有重大發現
今年4月初，“河南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安徽當涂‘天子墳’孫吳墓”，兩座代表三國時期曹魏和孫吳的高等級墓葬同時入圍“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終評，被學界戲稱，2016年的競選舞臺上“玩”起了“三國殺”。2015年，主體建筑始建于曹魏時期的河南洛陽漢魏洛陽城太極殿遺址，入選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事實上，近年來，三國時期的都城遺址和貴族墓葬不斷有重大發現，在傳世的歷史文獻之外，這些考古發現能夠為三國歷史研究，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研究提供哪些新的認識？“隨著學界對這批考古材料的逐漸‘消化’，它們的價值會更加彰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對三國時期的考古與歷史研究抱有期望。
“都城、帝王陵墓及貴族墓葬，是封建社會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工程。從考古發掘發現都城遺址和墓葬來看，存在文化基因上的繼承關系。”劉慶柱告訴記者，漢魏洛陽城遺址考古發掘結果表明，最早見于曹魏洛陽都城的閶闔門就是現在大家從故宮看到的午門的最早雛形，乃至中軸線的都城結構也可以追溯到曹魏時期。西晉后在洛陽建都的北魏，雖為鮮卑人，依然大體保持曹魏、西晉的洛陽城格局，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時期在都城建制上反映出了中華民族的文明認同與繼承的歷程。
墓葬考古新材料具有斷代意義
不同時期的都城制度和墓葬制度往往在都城建制與墓葬（尤其是貴族墓葬）制度上有所體現。考古學者們從發現的都城遺址和墓葬遺存的特征，歸納考古學文化意義上的斷代表征，繼而分析總結不同時期的國家制度，乃至歷史發展的規律。但有關三國時期的研究卻很棘手，不少問題難以達成共識，如“2009年發掘的河南安陽西高穴墓是否為曹操墓”曾一度處于爭議的風口浪尖。“三國歷史時期較短，保存下來的歷史遺存比較少，因為掌握的材料少，很難總結當時的都城、墓葬制度。因此，當發現曹操墓中一些新特征時，就很難判斷墓葬性質。”劉慶柱說。
而2016年發掘的河南洛陽西朱村曹魏墓、安徽當涂“天子墳”孫吳墓，雖然墓主確切身份還無法斷定，但結合史書記載以及與此前發現的同時期同類型墓葬特點的相互印證，使學界對之前不少存疑的問題有了新的認識。“這批三國墓葬考古新材料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其斷代意義。”劉慶柱分析說，河南洛陽西朱村曹魏墓中發現400多片石牌，類似的石牌此前在河南安陽西高穴墓中也有發現，兩者在墓室結構、葬儀使用品等方面都體現出相似的高等級帝陵級的曹魏墓葬制度，從側面再次印證了河南安陽西高穴墓確為曹操墓。安徽當涂“天子墳”孫吳墓雖然沒有出土印章，但從其墓葬特征，結合墓葬位置所處歷史地理角度的相關史料記載，可以判斷其為僅次于南京江寧上坊大墓的王以上級別孫吳宗室墓。
這場2016年考古學界的“三國殺”綜合此前考古學材料的積累，解決了三國考古學領域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墓葬特征也是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體現。”劉慶柱認為，而這一批新發現的考古資料一方面可以作為這一時期考古學文化上的一個坐標點，以墓葬的規格特征判斷墓主所處的社會等級、社會關系；另一方面，進一步總結深化對這一時期陵墓制度的認識，比如曹魏的“薄葬”特點，對此前東漢陵墓制度有哪些繼承與變化，對三國之后產生了哪些影響等問題，都有待于學界對這批新發現考古資料的進一步研究。同時，應該注意到陵墓研究與都城研究之間的關系問題。
理清三國歷史定位
如何看待三國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的定位？劉慶柱認為，從對后世中國的影響來說，三國之中，曹魏的影響尤為凸顯。這一點從發現的都城遺址和墓葬遺存所反映的都城建制和陵墓制度上都得到了體現。此外，魏晉南北朝的文化融合、中國政治格局版圖的變化、政治中心的轉移、隋唐大運河的開鑿都可以追溯到曹魏時期。
而對于這些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劉慶柱表示，有賴于考古學與歷史學打破學科界限，融匯不同學科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成果。而目前二者在有關研究上存在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差異。“考古學表面看來如同一門材料學，和不同類型的物質遺存打交道。但考古學人始終不應該忘記，考古學的核心是歷史學，而歷史學就是要研究歷史的規律，透物見人，從‘文物’的‘物’的研究上升到對背后隱含的‘文’的研究，發現其承載的歷史信息，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文物的真正價值。”劉慶柱建議，歷史學者同樣應該突破知識的局限，多關注考古學界的新發現、新材料，讓這些新材料為自己的史學研究所用。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