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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中央電視臺推出的大型電視節目《中國漢字聽寫大會》曾風靡一時，在掀起全國漢字熱潮的同時也發人深省：在鍵盤輸入占主流的互聯網時代里，手寫漢字是否還有生存的意義與空間？今時今日，老祖宗代代相傳的漢字又該何去何從？
印光大師曾言：“字為世間至寶，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貧賤者富貴，疾病者康寧。圣賢道脈，得之于千古，身家經營，遺之于子孫，莫不仗字之力。”綜觀現存各族文字，漢字于世界之林中獨樹一幟，并吸引其他各族人民爭相學習和模仿，何也？筆者竊以為在一“博”字。先是漢字歷史之廣博。據目前考證來看，中國漢字最早可追溯至商代先民創造的甲骨文，后逐漸演變出金文、篆書、隸書、草書、楷書及行書，共經歷了近5000年的歷史，時間跨度之大，中間變化之紛繁復雜，自無法一言以蔽之。再者是漢字構造學問之博大。漢字是音形義的結合體，這三者如何雜糅成一？中國古時的學者們極具智慧地以“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來歸納先祖的造字原理，后又按照這一理論再造新字。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同源字、古今字、異體字和通假字等種種現象，從而使漢字得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斷繁衍革新以至今日。
文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更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結晶。余光中在其散文名篇《聽聽那冷雨》中寫道：“一個方塊字是一個天地。”漢字之所以博大精深，其核心便在于廣闊的文化內涵。老祖宗造字之初，就從生活中汲取靈感，如四季時令、天文地理、生肖植物等等，從而賦予漢字多樣而統一的文化身份，因而那一方天地里能呈現出包羅世間萬象的繽紛面貌。各族文字皆有其奧妙所在，但能從文字進而轉化為一種藝術的，就僅有漢字而已。乍一看中國漢字，不外乎點和線的構成，但當那些點畫與線條被一種精巧的構思進行排列組合時，書法藝術便就此誕生。康有為說：“書雖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也。”在古人眼中，書法比起治學也許確是“小技”，然而技藝修煉到一定境界也能通達“道”之玄妙境地。中國的書、畫本就同源，如甲骨文及更早的象形文字，均以刻畫圖形來表意，后乃逐步衍生出相應的字形來。當“形”脫離“意”而獨立成為一種近于畫的樣式時，書法藝術的魅力便得以彰顯。觀名器之書與名家之作，金文稚氣未褪，古樸厚重；篆書嚴整勻稱，莊嚴肅穆；隸書“蠶頭燕尾”，穩健大氣；草書如駿馬奔馳，奔放浩蕩；楷書似女子玉立，端莊素雅又落落大方；行書則兼采草、楷所長，既有草書之靈動生氣，又不失楷書之嚴謹章法，動靜相宜。西漢揚雄云：“書，心畫也”，若置此類言論于中國書法史，即知其并非空穴來風。書法家往往心有所感則訴諸筆端，于是筆畫提按之間皆有其人之氣質神韻在，個中性情顯露無遺：張芝的“一筆書”縱橫恣肆、變幻萬端，確有一代“草圣”之落拓不羈；“二王”的行書雄秀流動、隨性所至，可見書者的灑脫“逸氣”；再看朱耷的“八大體”，禿筆藏鋒、質樸古雅，與其孤峭磊落的人格緊密相連。古人好以人品定書品，很大程度上與“字如其人”的主張有關，因此如蘇軾、顏真卿等品行俱佳等文人書法多有雄奇剛健之美譽，而如宋徽宗趙佶的“瘦金體”與米芾的書法則因為人方面的不良評判而不那么入流。然而立足當下來看，如若拋卻道德標準等衡量尺度，趙、米二人的書法均獨具特色，堪稱書法史上的“奇葩”。美學家朱光潛先生曾指出“審美的無功利性”，藝術之所以美，正在于其美得純粹，若一味以“書如其人”的一元視角去看待藝術，則不免有些道學冬烘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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