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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新出土的文獻資料究竟取什么態度，是檢驗一個平庸的凡夫俗子和一個大師根本差別的試金石。
對于出土竹木簡牘，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是把它當作可有可無的陪襯而進行認識的。漢代四百多豐碑巨額，春秋戰國時的重鼎大器，與之相比，竹木簡牘完全缺乏儀規森嚴的廟堂之氣，而有草率蕪雜之弊。作為陪襯，完全是預料之中、順理成章的。
竹木簡牘又被指為“民間書法”而與官僚書法、士子書法等等有社會地位身份的人所寫書法截然不同。它沒有書寫人署名，也說不出作品名稱，乃至不得已只能用發掘地來命名，比如居延、武威、敦煌或走馬樓、里耶、馬圈灣、睡虎地等等。荒野燧址、窮鄉僻壤，與書法向來的置身場所如皇宮內殿、風雅碑林、文人書齋完全異調。這使得它無法進入歷史、尤其是書法史的主流形態，如果不是近代考古學興起，導致的全國范圍內的簡牘大發掘的事實，其實它本來還應該沉寂幾千年而與書法史、文字史、文獻史無涉。
但當“正統史學”對它熟視無睹、而書法家們也對它漠不關心之時；卻有一些先知先覺者以卓絕的敏感，看到了這些出自于“村野匹夫”之手的書跡的價值——在上古時代以石刻銅鑄為載體的書法形態史中，忽然出現了這幾萬件竹簡木牘上的手寫墨跡，而且完全沒有魏晉書法史和宋元書法史上的濃郁書卷氣，反而是汪洋恣肆，無所顧忌，信手揮灑，天機畢現；也不受小篆戒律森嚴和隸、楷之法的束縛，這樣鮮活的、生機勃勃的書寫風姿，正是大師名家們在苦苦思索探尋時百求不得徬徨失據時最渴求的。
辛亥革命1911清廷覆滅之后，羅振玉挈家避地日本京都，與王國維共同編著《流沙墜簡》共三冊，于1914年出版。收錄法國漢學家E?沙畹著作中的圖片，計有斯坦因在中國所得的敦煌漢簡、羅布泊漢晉簡及少量殘紙帛書，計588枚（件）。分類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三項，附釋文與考釋，王國維還有長序論之。當時被推為中國近代第一部簡牘研究著作。我們在看《流沙墜簡》時，欽佩于羅、王之精湛學術，考古史列文獻，開漢簡研究風氣之先；但如果站在書法立場上看，最早關注到竹木簡牘書法價值（而不是歷史文獻價值）的，卻應該首推沈曾植。
就在1914年2月3日《流沙墜簡》尚未刊世之前，沈曾植打聽到有簡牘書法時，便委托羅振玉為之搜尋攝影，還準備付費求取，其目的是言明“為書法計”，而不是歷史文獻考訂的目的。
《海日樓遺札》：“叔韞仁兄大人閣下，漢竹簡書，近似唐人。鄙向日論南北書派，早有此疑。今得確證，助我張目。前屬子敬代達攝影之議，不知需價若干？能先照示數種否？此為書法計，但得其大小肥瘦楷草數種足矣，亦不在多也”。（《同聲月刊》第四卷第二號載）
在日本的羅振玉依沈曾植囑，先寄幾頁《流沙墜簡》書的樣張寄上海沈曾植時，沈如獲至寶。又覆信述如下：
“今日得正月廿七日書并《流沙墜簡》樣張，展示煥然，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續有印出，仍望示數紙。余年無幾，先睹之愿又非尋常比也”。
不過十余天之際，羅振玉因《流沙墜簡》出版寄贈沈，又馳書沈曾植：
“乙庵先生大鑒，《流沙墜簡考釋》已印成，茲將后半寄奉。此書恐無讀之終卷者。幸長者匡其不逮，至懇至懇”。
如果說，羅振玉王國維的簡牘研究更多的是著重于文史的話，那么沈曾植屢托求得《流沙墜簡》卻是“為書法計”。更因感嘆自已年邁，“歲末齒痛，百懷無俚”，“余年無幾，先睹之愿又非尋常比也”的自述，反映出他欲窺全豹的急迫心情。而對簡牘有如此敏感又如此急切、必欲先睹為快的做派，又反映出沈氏非常年輕的精神狀態；善于接受新事物，沒有排斥心態。
如果說《流沙墜簡》是第一次向社會公開沙畹著作收錄的斯坦因所得漢簡并開始啟動簡牘文化研究、以羅振玉王國維為領軍的話；那么沈曾植的意義，是在于他是最早關注簡牘的書法價值，并成為“簡牘書法史”倡導者又將之引入創作實踐的第一人。他的“此為書法計，但得其大小肥瘦楷早數種足矣！”；“乃與平生據石刻金文懸擬夢想，儀型不異”；“《墜簡》中不知有章草否？有今隸否？”；“余年無幾，先睹之愿又非尋常比也”；等等發問，都是針對簡牘的“書法”問題而去的。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最早對簡牘書法進行關注并身體力行地學習簡牘書法的，沈曾植可謂是第一人。《流沙墜簡》是第一部漢簡著作，在還未成書之前，羅振王已將印刷樣張寄送到上海沈氏府邸；其后一出版馬上寄奉沈曾植，傳世沈寐叟書法作品中，多見簡牘筆法，證明他馬上就吸收運用了。這樣的超級記錄，并世不作二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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