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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師頌》卷，紙本，本幅縱21.2厘米，橫29.1厘米，章草書，無款。引首有篆書“晉墨”二字和花押“伍”以及乾隆御題一段，后隔水亦為乾隆御題，后紙接米友仁跋。本幅有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馱”、唐邵王李約“約”、“邵約之印”、唐中書侍郎王涯“永存珍秘”、宋高宗“紹”“興”、宋內府“內府秘書之印”等鑒藏印22方。
根據著錄和鑒藏印，以及米友仁 “右出師頌，隋賢書，紹興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審定”跋，經故宮博物院專家組鑒定，斷此卷為隋人書，故宮官網對此卷的流傳作了如下描述：“唐代經太平公主、李約、王涯先后鑒藏；南宋紹興年間入內府；明歸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內府；“民國”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儀以賞賜溥杰的名義攜出宮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間不彰60余年”。
此次故宮出巨資收購《出師頌》，受到文博界、書畫界業內人士的高度關注。
面對如此重要的作品，首先關注的是書寫作者的考定。由于本幅無款，給作者的認定留下了一個謎團。嘉德拍賣公司因是卷引首有“宋高宗”所書“晉墨”二字以及乾隆御題，認為本幅應是西晉索靖的真跡。但多數學者認為，所謂宋高宗所書引首以及鈐印，其用紙及引首格式均非宋代所有，應是明代偽造，認定本幅為西晉索靖所作，并無依據。
客觀地講，從現存資料來看，目前要想清晰定論作者是誰幾無可能。從作品的書體而言，本幅為章草書并無疑義。但是，章草從它萌芽到成熟，再到衰微，再到復興，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階段，它幾乎和大半部中國書法的發展歷史關聯在一起。因此，對比章草發展的各個階段特點，來考慮《出師頌》風格究竟屬于哪一階段是一個關鍵的問題。根據現有出土文獻可知，早在戰國時期，除了那些鑄刻在鐘鼎盤彝上的金文以外，傳世的書寫墨跡多以簡牘見載，比如四川的《青川木牘》等等，從中已經可以看出大篆書寫開始“隸變”，即逐步拋棄一部分大篆的繁復結構，用筆也趨向自由。經過秦漢兩代到東漢后期，在隸書成熟之前的漫長過程中，我們可以在秦漢簡牘中看到類似于章草的書體結構和筆法樣式，至東漢末年，“隸變”結束，章草書與隸書（今隸）在差不多的時間內成熟完備。成熟的隸書樣式從大量漢末石刻遺存中可見，而章草的樣式傳世較早的應是三國時期皇象的《急就章》，盡管這個《急就章》為宋人刻本，但聯系后面的其他章草刻本和墨跡，如西晉時期索靖《月儀帖》、衛瓘《頓州帖》、陸機《平復帖》等，可以初步看出章草的發展軌跡，故皇象《急就章》作為早期相對成熟的章草，其基本結構和筆法大致可信。將上述諸帖作為范本，仔細分析本幅《出師頌》風格，從書寫表達的特點以及與章草演變遞進關系的比較來看，《出師頌》風格的時間段顯然不在漢末到西晉之間。
東晉以后章草書已經沉寂，而隋代以后，尤其是唐楷的成熟和流行，使得當時的各種書體或多或少地帶上楷書筆法的烙印，然而，《出師頌》章草卻非常純凈，沒有楷法的痕跡，由此可見它最晚也應該是初唐楷書成熟之前的作品。由于東晉及后來的南朝以王羲之一類新體書寫為盛，在諸多傳本墨跡中未見章草類書風，故考慮《出師頌》書寫時間的最大可能是隋朝到初唐之間。
觀《出師頌》墨跡，大致可以印證這個判斷，其結體寬綽，筆法渾厚，起筆雖有短小的露鋒，但總體還是內斂溫和，有篆籀遺風。而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其筆畫轉折未見楷書跡象，圓轉的起承，表明作者沒有受到唐代書風的影響。
因此，北宋大書家米芾兒子米友仁的跋語定此本為“隋賢書”，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可謂本幅斷代的可靠結論。
另外一個謎團，即《出師頌》是否可能為后人臨仿之作？從故宮官方的清晰圖像看，可以排除為雙鉤填墨摹本的可能，至于是否為后代高手臨寫，一般而言，要徹底隱藏后代人自己的本性，完全逼真的還原古人而不露后來的時代痕跡，可能性十分渺小。本卷的筆法、氣息與唐代及以后的墨跡不同，且唐代印鑒說明至少在太平公主時期本卷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對我們而言，觀賞《出師頌》這件章草名作，作者是誰、斷代以后的確切時間認定已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續接了從戰國開始章草萌芽，到漢末成熟，再經三國西晉，將章草發展史上的最后一個原始鏈節點鎖定在隋代，作為原生態章草的最后絕唱，有重大的書法史意義。至于元明清章草的再度復興，則是另外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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