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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從重慶市地下文物保護工作新聞發布會上獲悉，2017年我市有6大重要考古發現，分別是奉節白帝城遺址、萬州天生城遺址、兩江新區多功城遺址、江津朝源觀遺址、玉米洞舊石器遺址、忠縣坪上遺址。
據了解，去年重慶市共開展5大門類、90個考古項目，其中涉外考古項目1個、主動性考古項目6個、三峽大遺址考古項目3個、三峽水庫消落考古項目19個、基本建設考古項目61個，完成調查里程719.3千米、調查面積55.45平方千米，考古發掘42505平方米。
1、奉節白帝城遺址
還原宋蒙戰爭激烈場面
該遺址位于奉節新縣城以東，共完成考古發掘面積2690平方米，清理南宋至明清時期的城墻、城門等遺跡20處，出土文物300余件，南宋時期白帝城的城垣格局得到進一步顯現。
“此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軍事色彩濃厚，主要為各類鐵箭鏃、鐵矛、鐵鐓、鐵雷、銅弩機、礌石等南宋時期的兵器。”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方剛說，特別是鐵雷的出土，不僅為我們還原了當時戰爭的殘酷場面，還有力地證明了在宋蒙戰爭時期，我國的熱兵器制造已取得了長足發展，并已開始用于戰爭。
此外，他還表示，通過此次發掘，還進一步探明了宋蒙戰爭時期，白帝城的防御體系。“通過此次發掘，我們發現南宋白帝城遺址平面近‘馬’形，采用的是‘連環城’‘城中城’‘城外城’的布局模式，子陽城是白帝城遺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白帝城陸路防御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也是整座城池連環防御的重要節點，它和白帝城、瞿塘關、下關城互為犄角，共同構成了南宋時期白帝城的城防系統。”
2、萬州天生城遺址
始建于宋朝
該遺址新發現城門（卡門）、采石場等文物點28處，清理宋至明清時期城墻5段、道路3條、石墻2道、城門2座。
“此次考古發掘中，我們首次在鵝公包、東外城等區域發現多處宋代建筑遺存，確定該城始建于宋朝。”方剛說，通過對城門、城墻、采石場等地的挖掘，基本廓清了城址自宋代以來，內、外兩重城圈的布局結構，確認宋代天生城由山頂臺城、東外圍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組成。
3、兩江新區多功城遺址
為川渝兩地古代山城研究提供新素材
該遺址位于兩江新區翠云街道。“去年4月至8月，我們對該遺址進行發掘，可以明確，該城始建于宋代。”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館員李大地說。
他表示，根據此次考古發掘疊壓于明清城墻下的宋代夯土城墻可以推斷，多功城始建于宋代，是宋蒙戰爭時期，山城重慶的有力屏障，這對我們日后研究川渝兩地古代山城布局、城防系統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他還表示，此次于城北發現了成組分布的院落式建筑基址和出土的大量明代金母、雷公等具有道教風格的造像，不僅證明了史料記載的翠云寺的確存在，還極大豐富了該遺址的歷史文化內涵。
4、江津朝源觀遺址
首次揭示清代道士墓葬的基本面貌
“該遺址位于江津區四面山風景區內，此次考察中的最大收獲莫過于發現了朝源觀開山住持楊來霖的墓。”李大地說，該墓為一座大型石室墓，由前、后室組成，墓室前有高大的石牌樓，墓室內雕刻有墓主人像等，其規模、結構在重慶地區清代墓葬中甚為罕見，無疑為我們研究重慶地區的清代道士墓葬相關情況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同時，我們在該遺址的兩座小型牌樓墓內發現了墓碑銘文，推斷該觀是道教全真龍門派道場。”李大地說，而本次出土的一批以三清、孔子、莊子、釋迦牟尼等人物為主要題材的明清時期道教石刻造像，不僅顯示出龍門派對儒、佛文化的吸收融合以及教義的發展演變，還為我們研究西南地區明清時期道教造像工藝提供了珍貴素材。
5、玉米洞舊石器遺址
首次發現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跡
該遺址位于巫山縣，共發掘出土標本2364件，其中石制品139件、骨頭化石1346件、牙齒化石879件。
據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古人類研究所所長陳少坤介紹，通過此次發掘，基本探明了玉米洞舊石器遺址洞穴堆積的分布范圍，進一步明確了洞內古人類活動區域可能在洞口靠外位置這一判斷，同時，他們首次在該遺址出土的骨片上發現了人工切割和砍砸痕跡，這反映了古人類剔肉和敲骨吸髓的行為，證明遺址周邊的大中型哺乳類動物是古人類生存活動的重要食物來源，也說明古人類對動物資源的利用程度較深，為研究三峽地區古人類生計模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支撐材料。
6、忠縣坪上遺址
女子考古隊發掘成果顯著
在此次公布的6大考古發現中，忠縣坪上遺址的發掘工作比較特殊，因為這項工作是5名女性完成的。
雖然是一支女子考古隊，但她們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據方剛介紹，在3個月的考古發掘中，女子考古隊共發掘面積1010平方米，發現商周、漢至六朝、唐宋等3個時期文化遺存，其中商周時期灰坑2座、漢至六朝時期墓葬15座、唐宋時期灰坑3座。“特別是從漢至六朝時期墓葬發掘出的石斧、石鑿、陶壺、甑、罐、盆等240余件陪葬品，不僅能讓我們了解這一時期墓葬隨葬品的構成、制作工藝，還為我們研究墓葬間的關系、墓地的形成提供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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