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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故宮文淵閣支撐書架的樑柱有嚴重下沉，情況堪憂。故宮博物院方面雖然早已將閣中存書全部取下入存別庫，但還是希望找到樓面沉陷癥結，以便及時修理。時任故宮博物院總務處長的俞星樞即刻請求正在故宮進行測繪工作的營造學社派社員勘查，給出修復計劃。于是，梁思成就與劉敦楨，拎著工具箱步入故宮開始相關工作，這也是他第一次以專業眼光審視故宮建筑。
文淵閣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地位毋庸贅言，而此刻這座建筑對于梁思成而言，還有印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的重要實證作用，這對于他以「二重證據法」解讀古代建筑文獻，及日后編成《中國建筑史》都大有裨益。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中專列的「結構」中，梁思成指出：「閣之梁架結構，大體以《工程做法》所載九檁硬山樓房為標準，惟利用下檐地位，增設暗層，與檐端施斗拱，及屋頂易為歇山數事，非是書所有耳。」這既有大體上的「原則符合」，又有實際建造過程中的創舉。梁思成對此作出精準的評判與描述之后，更分條列舉了不符合《工程做法》的種種結構特征，并據此分析出了文淵閣梁柱嚴重下沉的癥結所在：
此閣柁、梁、楞木，如前所述，其配列法雖無不妥，但因用材施工，不得其當，致年久樓板下陷，成為結構上重大之缺點。據民國二十一年著者等調查，其上層明間楞木之中點，較兩端下垂約三公分，而承重大柁，竟下垂八公分余，然其時書籍適移藏庫房，荷重減輕，幾逾半數，否則彎曲度尚不止此。按此閣楞木斷面，近于方形，極不合力學原理，其中央復置集中荷重之書架，以致發生上述結果。至其承重大柁，斷面積根本既嫌不足；重以數木拼合，外加少數鐵箍，工作異常草率；而柁之兩端，接榫過狹，復無雀替，或間柱承托其下，宜其誘致下垂之危險。設非徹底修繕，恐難再供庋藏圖書之用矣。
這篇與劉敦楨合寫的文章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六卷第二期。學社方面特意將此文單獨抽出印制為精美的單冊書籍，又將此冊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冊、文淵閣圖片十一張，附英文說明一冊合裝一函，總名為《文淵閣藏書全景》，作為介紹文淵閣的權威讀本發售。
而在《清文淵閣實測圖說》完稿之前，一九三二年末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第三卷第四期，梁思成與同事合寫的《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劃》業已刊發。這是一篇純粹以現代建筑學方法來解決古建筑修復的重要論文，不僅探討古建筑現狀及修復之設想，而且以科學計算的方式明確提出了修復方案，堪稱中國古建筑修復的開篇之作。該文得出的勘查結果稱：「現有大柁，每平方吋承受一千二百余磅之荷載，超過容許荷載力約一倍，宜其柁身向下彎曲，發生樓面下陷之現象也。至于柁之鐵箍過少，與兩端接榫過狹，且無雀替補助，皆不失為次要原因。」針對癥結給出修復方法五種，又提出兩大古建筑修復基本原則，即「惟按修理舊建筑物之原則，在美術方面，應以保存原有外觀為第一要義。在結構方面，當求不損傷修理范圍外之部分，以免引起意外危險，尤以木造建筑物最須注意此點」。
文中也對各種修復方法一一核算，指出「當以鋼筋水泥最為適當」，并據此給出了具體施工設想。如果說故宮古建筑修復提供的是模板性質的經驗，那么這篇論文在中國古建筑修復領域所產生的影響應是巨大且持續的。
測繪文淵閣給了梁思成深入探研中國頂級古典建筑的契機，文獻與實物「雙重解碼」工作仍在推進。梁思成認為研究中國古典建筑，「唯一可靠的知識來源就是建筑物本身，而唯一可求的教師就是那些匠師」。他在北平四處探訪，拜幾位曾在宮里做工的老木匠和彩畫匠為師，基本弄清了《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中的種種術語與施工實例。一九三二年，梁思成著手編寫《清式營造則例》，一九三四年正式出版。書中詳述了清代官式建筑的平面布局、斗拱形制、大木構架、臺基墻壁、屋頂、裝修、彩畫等的做法及構件名稱、權衡和功用，被認為是中國建筑史學界和古建筑修繕專業的「文法課本」。
一九三三年冬，故宮博物院又擬對景山五亭進行修復，仍然致請營造學社。梁思成通過實測發現「觀妙、輯芳、周賞、富覽四亭，梁架完整，無傾頹現象」；但萬春亭東北角之角金柱下部腐朽，臺基下沉，「致動原定附近梁架及上下三層之檐，向下垂曲，勢極可危」。為此與同事一道研究，擬訂《修理故宮景山萬春亭計劃》，文末還附有「景山五亭應補修名件表」，將各種已損壞或遺失的獨立建筑部件一一列舉，供修復參照。一九三四年三月，這篇計劃發表于《中國營造學社匯刊》，并迅即得到了故宮博物院方面的采納。
一九三四年是梁思成碩果累累的一年。中國營造學社也在這一年，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委托開始詳細測繪故宮，并接受其為此支付的五千元工作費。這項工作由梁思成負責，其間共測繪故宮建筑六十余處，還測繪了安定門、阜成門、東直門、宣武門、崇文門、新華門、天寧寺、恭王府等處。這一年，梁思成身心完全浸染于故宮，這對他構建以中國官式建筑為主流樣式的古代建筑史體系，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一九三五年一月，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成立，梁思成出任專門委員。北平各壇廟的修葺計劃擬于是年四月啟動，梁思成也親赴測繪及相關指導工作，北平《世界日報》于當年一月十五日刊出了這則消息（把梁思成的名字錯寫為「梁漱澄」）。一月二十三日，該報還報道了「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筑學術團體營造學社近況」，并明確介紹其「為日前我國唯一研究古代建筑之學術團體，由朱啟鈐發起，梁思成主其事」。該報二月十二日又載有關于景山五亭修葺的新聞，稱由「劉南策、梁思成等，擬具工程計劃」。顯然，隨著全面測繪故宮的開啟，梁思成的研究工作也隨之進展；他必然參與進故宮維修及古跡保護的大量工作，由此逐漸為市民及大眾讀者所熟悉。
雖然隨著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梁思成等最終未能完成整個故宮的測繪，但以梁思成為核心的學社成員陸續編寫出版的《中國建筑設計參考圖集》、《中國建筑史》、《圖像中國建筑史》中，都不難發現故宮的重要地位。這些或為圖說，或為史論，或為中文解說，或為英文介紹的著述中，故宮作為中國古典建筑的集大成與收官之作，始終在彰顯其作為中國古建頂級樣本的魅力。
此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梁思成竭力保護北平古建筑的努力，提出將包括故宮在內的北平舊城完整保留的「梁陳方案」等事跡種種也已是近二十年來文化界熱議的話題，在此無須贅言。拋開這些梁思成的晚年情懷與行跡不談，單單是查閱一下其一九三四年前后的論文與著述，故宮之于梁思成，其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就已躍然紙上，過目難忘了。（全文完）
原文來源：肖伊緋.梁思成與故宮(下)[J].紫禁城,2015(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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