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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備受矚目的“2017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出爐，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周代遺址，與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山東濟南市章丘區焦家新石器時代遺址、福建明溪縣南山遺址、河北行唐縣南橋鎮故郡東周遺址、吉林安圖縣寶馬城金代遺址一道入選。
由中國社科院主辦的中國考古新發現評選，每年評選6項入選項目，與由國家文物局委托中國文物報社和中國考古學會每年舉辦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都是考古領域的國家級權威評選，在業內外享有較高聲譽。
從2013年起，湖北每年都有考古新發現入選這兩個國家級評選中的一個，其中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同時入選這兩個評選的2016年度入選項目。
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接受采訪時說，湖北連續5年入選國家級考古新發現評選不是偶然的。湖北地處長江中游，在青銅時代，是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的交匯地段，是研究文明進程的重要區域。去年，湖北列入了國家文物局十三五重點課題——長江中游文明進程國家課題，近五年入選國家級考古新發現的項目，都在這一課題的范疇之下。
同時與湖北近些年考古發掘工作引入新的科技手段，與兄弟科研單位精誠合作，工作做得扎實深入有關。在提高考古業務水平方面，多學科合作，實行科技考古，開展了動植物環境研究和文物保護研究。
湖北隨州文峰塔東周曾國墓地，入選“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次發掘發現，部分銅器上有“曾”、“曾子”、“曾公子”及“曾孫”等銘文。根據銘文判定，大多數春秋至戰國中期土坑墓的國屬應為曾。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入選“201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此次發掘，首次發現了曾國最大的車坑和馬坑;出土的鐘、磬、瑟、鼓等樂器以及彩漆木雕編鐘、編磬筍虡，是迄今發現年代最早、保存較好的音樂實物遺存;出土了歷史上最早的人工墨。
“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湖北大冶銅綠山四方塘遺址成功入選。這次發現古墓，圓了銅綠山古銅礦遺址41年“古墓夢”，填補了中國各地古銅礦遺址沒有發現古墓的空白。墓地的發現對于研究春秋時期銅綠山國屬、生產流程及管理分工、文化面貌、冶金史等系列重大學術問題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新資料。
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同時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和“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石家河考古發現的大型城址、建筑基址、祭祀遺跡、刻劃符號、陶塑藝術品和玉器等，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見證。尤其在國家文明形成的關鍵期，形成了一個文化高地，其高度發達的玉器，代表同時期東亞制作工藝的最高水平，玉鳳、虎、神秘人像等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對推動國家文明的最終形成影響深遠，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史上有著突出重要的支撐地位。
蘇家壟有可能是曾國都城
湖北省博物館館長方勤介紹，湖北京山縣蘇家壟周代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考古發掘了一批曾國高等級墓葬，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此外還發現了與墓地同期的大規模遺址及冶銅遺存，目前已發現3座煉銅爐，具體年代為兩周之際至春秋早中期之際。
蘇家壟遺址是與葉家山、郭家廟、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點并存的曾國考古發現，這些考古發現建構了傳世文獻并不明確的曾國，并使之成為周代物質文化面貌最為明晰的諸侯國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車的車馬坑，以及規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這里存在作為曾國都城的可能性。這處高等級聚落與同時期的郭家廟、文峰塔等曾國遺存并立，顯示出當時曾國復雜的社會結構。
據介紹，位于湖北荊門市京山縣的蘇家壟遺址，是一處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煉作坊的曾國大型城邑。特別的是，在這里首次發現了曾國大規模冶銅遺存。目前已清理墓葬106座、車馬坑2座，墓葬保存完好，已發現青銅禮器500余件，大多放置有序，組合關系明確。蘇家壟遺址出土的1000余件青銅器中，有銘文的多達50余件。其中，兩座大型墓出土4件“曾伯桼”壺，單壺銘文達160字，共640字，極其罕見。
遺址內分布的銅礦煉渣遺跡達30萬平方米，檢測結果與初步研究表明，銅渣主要是當地銅礦的煉渣。大面積的冶煉遺存、出土銅錠與厚重的青銅器以及“曾伯桼”器群關于“金道錫行”的記載等資料，展現了曾國青銅器從冶煉、生產到流通的諸多環節，為曾國青銅器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昌平教授說，近些年關于曾國的重大考古發現頗多，如隨州擂鼓墩古墓群、棗陽郭家廟墓地、隨州文峰塔墓地等，這些考古發現反映了曾國較高的文化水平。蘇家壟遺址除了墓葬的清理發掘外，主動性的考古調查理念值得提倡，正是基于這種考古理念，才使得曾國的考古成果不斷豐富，為開展學術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證。
蘇家壟遺址大面積冶煉遺存的發現對于重新認識東周銅資源具有重要意義。推測大批的青銅器應是在蘇家壟當地生產，期望能發現鑄造遺址。此外，新的考古發現也提出諸如銅礦資源控制、春秋早期唯王的概念、曾國不同地理單元內社會結構、曾國和隨國的關系等一系列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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