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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萬事萬物融合發展的新時代，在這一新的時代里，以往的學科邊界正在被逐漸打破，從而產生新的聚合，迸發出新的精彩。
隨著人類對文化遺產認識的不斷深化，對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內涵和外延的不斷拓展，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探索和方法也在不斷升華，隨之對各類文化遺產融合保護的觀念呼之欲出。就人們普遍關注的文化遺產，即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言，一項遺產的物質性與非物質性就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互為依存密不可分。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以科學全面的眼光去認識它，正像蒙田所說：“重要的是不但要看到事物，而且要有看待事物的方法。”
人類共同保護文化遺產的行為發端于20世紀50年代埃及阿布辛貝神廟的遷移，正是這次被后人稱為“阿布辛貝勒運動”的保護實踐引發出了聯合國制訂世界性公約的動議。1972年聯合國頒布《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并逐步融入文化和自然混合遺產、文化景觀遺產的內容。至世紀之交人類逐漸發現在那些有形的文化遺產之外還有一種“無形”的文化存在，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的松浦晃一郎提出了“口述與無形人類活動觀念的遺產”的概念，2003年10月《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式問世。這些各種形態的文化遺產就如同從文化遺產大樹上延伸出的支脈，使文化遺產之樹枝繁葉茂，但不可忽略的即是它們也是同根相生。同一時期有我國古建筑專家羅哲文提出了文化遺產既要有形又要有魂的概念，歷史文化遺址既要有其物質層面的遺存又有精神層面的存在，他借用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提出：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如果只有故宮、頤和園、天壇……而沒有京劇、相聲、景泰藍……就會只有外貌而缺少內涵。本世紀以來我國廣泛開展保護古村落的實踐，更是進一步說明，如果僅僅保住了古村落的民居建筑等歷史風貌而不重視其傳承久遠的民風民俗等非物質文化，那么即使保下來的村落也不是“活”態的村落。只有把古村落作為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綜合體采取相應的保護方法和措施，才能達到我們保護古村落的真正目的。
對于任何一項文化遺產來說，其物質性與非物質性都是融匯交織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可以說，非物質文化遺產或顯性或隱性地廣泛存在于一切物質之中，物質文化遺產的機體內也或分散或集中地蘊含著非物質文化的基因。像故宮、頤和園等以木結構、榫卯技藝為主體的園林宮殿，如果只留下了有形的建筑形式而丟失了非物質性的營造技藝，那么就難以實現對于古建筑的正常修繕和維護，使之無法長久賡續。反之如果沒有了有形建筑的承載，非物質性的傳統技藝也會脫離了物質的依托而慢慢逝去。因此，對于非物質文化而言，如果我們在保護工作中只強調其非物質的一面，即所謂“看不見、摸不著”的屬性，而忽視了其與物質載體的依賴依存關系，則會造成在保護工作中的失之于偏，從而造成保護工作的失當，促使有著“人去歌息”特點的非遺走向“自生自滅”。
用辯證的觀點來看待文化遺產，我們會發現，既沒有絕對的超物質的非物質存在，也沒有絕對的超非物質的物質存在。正如同所有的歷史文化建筑都有著物質功能與精神享受于一體的特征一樣，都是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結合。比如，萬里長城可稱作是體量最大的物質文化遺產，但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象征，是有形的物質所承載的無形的精神。那些隱性的手工技藝最終都離不開顯性的物化的呈現，剪紙技藝最終要在紙上所表達，書法必須在作品上所呈現，節日的習俗儀式也離不開物化的規范——春節的春聯、餃子，十五的燈會、元宵，端午的龍舟、粽子等都離不開民俗生活中的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事物。如果孟姜女的故事沒有了屹立的長城就很難讓人產生“思古之幽情”的聯想，失去迷人的魅力；愚公移山的傳說脫離了太行山的存在則會索然無味；一旦中華大地上那些巧奪天工的趙州橋、應縣木塔等古遺址不復存在，魯班的故事將在歷史的長河中被淹沒。而3000年前的歌謠之所以沒有隨風而逝，西周的風俗我們今天仍可以了解一斑，全依賴于相傳中孔子為后人編選了看得見摸得著的《詩經》。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種學術概念的提出，其本意是強調其不依賴物質的形態而獨立存在的文化現象，但在實踐中人們越來越發現，在文化遺產中的物質與非物質的關聯及影響、制約、滲透始終并存、難解難分。一旦離開了物質與非物質的相互聯系，則很難對文化遺產進行“真實性、完整性”的客觀保護和傳承。所謂“見人見物見生活”保護理念的提出正是契合了非遺保護實踐的趨勢。一切附著在物質文化遺產上的精神性、文化性、技術性、人文性等抽象的實質性內容，必然會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體為依托，折射出看不見、摸不著，而又實實在在的文化遺存。因此，對于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能忽視非物質文化的存在，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也不能忽視其物質的屬性，否則將使我們的保護工作失偏失衡。
回顧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對科學世界的探索最初呈現的是一個混沌不分的狀態，隨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逐漸分離，并越分越細，但當科學研究進一步深化，隨之而出現的是傳統經典學科間的界限被不斷打破，出現了學科領域的融合。本世紀以來，“諾貝爾獎”中學科交叉的成果已占獲獎數的66.7%以上，且呈現出上升的新趨勢。就像福樓拜在談到科學與藝術的關系時所說：“科學與藝術，在山麓分手，又在山頂匯合。”
文化遺產領域當然不是孤立的歷史文化現象，通常與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密切相關，因此，必需樹立文化遺產保護的融合觀，將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合研究，使之呈現出“同頻共振”的效應，從而獲得單一研究和分割研究所無法取得的新成果，這也是做好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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