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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展廳內的觀展路線指示標移步前行，聚光燈將觀者的視線和思維緊緊鎖定在一幅幅畫作之上。如果駐足的時間足夠長，你可能聽到來自《愚公移山》中撼天動地的勞作號子，聽到《田橫五百士》人群中隱約傳來的嘆息，聽到《會師東京》中狂風的呼嘯，或是《群奔》里馬踏青石發出的悅耳律動……
正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的“民族與時代——徐悲鴻主題創作大展”（1月25日-3月4日）是美術界首次圍繞徐悲鴻大型美術主題創作策劃的全方位展覽，也是徐悲鴻美術精品近十年來首次大規模集中呈現。由中國美術館、徐悲鴻紀念館聯合主辦的這次展覽梳理并展示了徐悲鴻具有時代標志性和歷史價值的作品118件，分為三大篇章：第一章“民族精神”展出《愚公移山》《田橫五百士》《徯我后》《巴人汲水圖》《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會師東京》等代表性巨制；第二章“圖稿敘事”展出徐悲鴻為創作《愚公移山》等作品所繪的畫稿與素描，其中多件圖稿為首次展出；第三章“家國憂思”展出具有民族象征意義的《馬》《獅》《鷹》等作品以及徐悲鴻為系列主題創作而繪制的圖稿。
從主題創作看民族精神
步入1號展廳，中央最醒目的位置便是徐悲鴻于1940年9月完成的油畫《愚公移山》。畫家以愚公“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的氣概鼓舞著民眾在國難岌岌之時堅定信念、心懷國家、爭取勝利，借古老的神話傳達著一個美術家對時代命運、國家興亡的關懷。
畫作的主要場面是表現開山劈石的六位壯漢，他們身強力壯、筋骨結實，準確的肌肉線條和運動體態所展現出的張力使人物造型在畫家的筆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遠景中，藍天白云，山巒起伏，樹叢人家，生機盎然，將觀者的視線引向天際。此畫突破了中國繪畫的傳統理念，首次以人體為主要描繪對象，充分展示了勞動中的裸體人物大角度的屈伸和肌肉運動之美，是中國近代人物畫的一座里程碑。
除《愚公移山》以外，在弘揚民族精神上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作品還有表達威武不屈精神、呼喚愛國主義情懷的《田橫五百士》，傳承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精神的《巴人汲水圖》，弘揚求真務實精神的《九方皋》等。其中，從1928年至1930年，徐悲鴻花費三年時間完成的宏偉之作《田橫五百士》表現的是慷慨赴死的抗秦義士田橫與五百壯士離別時的場景，悲壯氣概撼人心魄，展現出“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的藝術格調，歌頌著“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精神。
徐悲鴻的藝術人生與中華民族精神密不可分。早在青年時代，徐悲鴻就已有“遙看群息動，佇工待奔雷”之壯志，以畫筆為武器，投入民族救亡斗爭。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不但以筆下奔騰的駿馬、躍起的獅子、飛揚的雄鷹等典型藝術形象表達對中華民族覺醒的期待，而且以《愚公移山》等大型主題性美術創作彰顯民族精神，弘揚中華氣概，鑄就了中國現代美術的不朽之作。在民族危難之時，他還把自己在國畫展上所得的巨款全部捐獻給祖國和人民。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擔任行政工作的百忙之中，仍滿腔熱情地描繪新中國建設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為戰斗英雄畫像，為勞模、民工畫像，到水利工地體驗生活，搜集一點一滴反映新中國建設的素材。畫家的家國擔當與他的心血之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實現了與人民的共鳴和與時代的交響。
以圖稿敘事觀創作歷程
大作的誕生必然伴隨畫家無數日夜的細致推敲、自我否定和重建。對觀者而言，一幅作品背后的創作故事往往比作品本身更加有趣。油畫《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客居印度創作的代表作和此展的重點作品，其創作歷程格外引人入勝。
在主廳看過油畫版本的觀者幾乎都會迫不及待地來到展覽的第二章節“圖稿敘事”，觀看先于油畫創作的中國畫《愚公移山》和大量相關手稿，從而建立起對作品創作背景的立體而全面的認識。
1939年11月，徐悲鴻應泰戈爾之邀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并宣傳抗日，在1940年7月完成中國畫《愚公移山》。畫家用毛筆寫就頂天立地之人體，自信堅定，氣勢磅礴，整幅畫面凝聚成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氣勢，同時預示著抗戰勝利定會到來。構圖上，油畫《愚公移山》取消了中國畫版本中的挑筐壯漢與負重大象，并將大肚壯漢從開山行列的左二換到左一。相較第一版本，油畫的遠景更為開闊，畫面布局更加平衡、完善，章法的不斷成熟得益于畫家對于主題和素材的苦心經營。
當時，為了創作的便利，《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當，有人曾問徐悲鴻為何要在中國歷史題材作品中加入印度人的形象。徐悲鴻說：“雖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勞的勞動者，形象不同于中國人，意義卻是一樣的。”為了畫好人物，徐悲鴻繪制的畫稿、素描稿多達數十幅。許多人物圖稿甚至并未見于完成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雖是草圖素描，但其精細程度和藝術水準絲毫不輸正稿，甚至許多專為研究肢體動作而畫的素描在人物面部表情上也作了深入刻畫，并賦予了細微的情感傾向。看過作品的最終面貌之后，再跟隨人流移步于紛繁的圖稿之中，在觀者眼中，徐悲鴻的創作思路漸趨明晰，《愚公移山》也逐漸立體、豐滿起來。
借奔馬之姿思中西融合
只要一提徐悲鴻，人們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筆下的奔馬。
對徐悲鴻來說，一幅馬反復畫七八次是常有之事，有時甚至多達二十次。“他每專注一種動物畫，都會以大量的速寫訓練作為基石，再從中提煉動物姿態的典型特征。”徐悲鴻之子徐慶平介紹道。展廳中的《奔馬》前有不少觀眾與之合影留念，這幅徐悲鴻在馬來西亞檳城創作的作品尤能凸顯出他在踐行以西融中過程中對中國筆墨造型的突破。他以雄健酣暢的筆墨畫出馬的頭、頸、胸、腹和四肢，再用奔放淋漓的筆觸猛掃出鬃毛和尾巴，瀟灑放逸，極具動感。馬的軀體動態不但運用了科學的透視和解剖知識，而且有機結合了中國寫意筆墨。奔馬角度接近正面，近大遠小，極強透視感的營造則來自長期的素描基礎訓練。
展覽的第三章節“家國憂思”中，集中呈現了徐悲鴻所畫馬、獅、鷹、鷲、雞、牛等動物題材作品，并配合展出部分書法作品和畫稿。觀眾不僅可以從中品讀畫家為民族與時代的疾呼吶喊，還能通過畫稿一窺其為實踐中西融合所展開的苦心經營與反復錘煉。
“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是徐悲鴻的座右銘。今天，當我們抹去歷史的塵埃，會發現徐悲鴻持有的所謂“偏見”實際上是深諳當時文化狀況的高瞻遠矚，而他的“孤行”則是力挽狂瀾的“壯士之行”。
1918年5月，23歲的徐悲鴻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者融之”的思想，這是他在擔任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導師時關于中國畫改良的理論整體構建，一直影響至今。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從理論到實踐，徐悲鴻毅然開啟了以西融中的道路。徐悲鴻強調素描訓練可以彌補當時的中國畫造型薄弱的問題，在長期實踐中，他獲得了對于寫實造型的精深把握，突破了復雜寫實造型對于中國畫家的限制，使中國畫筆墨意趣得到了劃時代的突破。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徐悲鴻精心描摹的愚公移山場景取材于人們耳熟能詳的神話故事，以浪漫的藝術想象表達了中國人民不懼任何艱難險阻、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雄偉氣魄和團結奮進精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論及愚公移山精神。他強調，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堅戰，心中常思百姓疾苦，腦中常謀富民之策；還指出，“我們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標、苦干實干，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總書記的論述豐富了愚公移山精神的內涵，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價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愚公移山”已成為實現偉大中國夢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和務實重干、勇于擔當的生動實踐。
今天我們來看徐悲鴻，會深切感受到他的畫作與他所著力刻畫的民族精神之中那種穿越時空、歷久彌新的力量。“在中國美術館舉辦此展，旨在將徐悲鴻作品中的民族精神通過新媒體、新方法、新載體不斷傳揚與拓展，使‘悲鴻精神’增添新的時代意義。”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說。徐悲鴻的一生雖是短暫的，但為國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其作品所折射出的人格魅力和時代精神也將恒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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