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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絲綢之路，也稱蜀身毒道，是一條起于現四川成都，經云南，到達印度的通商孔道。其總長有大約200公里，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早在距今兩千多年的西漢時期就已開發。它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經雅安、蘆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騰沖，從德宏出境;進入緬甸、泰國，最后到達印度和中東。與西北“絲綢之路”一樣，“南方絲路”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發現南絲路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的開通與彰名是以漢代外交家、探險家張騫鑿空、出使西域為標志的。
張騫是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從長安出發的，至元朔三年（前126年）歸漢，歷十三年。
張騫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是為皇帝分憂，期盼聯絡遠在西域的大月氏等族國，對勁敵匈奴形成前后夾擊的有利態勢，借此穩定和擴大帝國版圖。為著這個目的而西行卻并未實現初衷的張騫，卻陰差陽錯地收獲了一個“大餡餅”：成為絲綢之路的開辟者和筑路人。
按照張騫和朝廷當時的識見，這條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于一身，被后世命名為絲綢之路的跨境道路，是中原連通世界、走向世界的處女作。
但是，從長安出發的張騫團隊，在呼嘯的北風、漫卷的黃沙、不絕的駝鈴中，一路經隴西，翻帕米爾高原，過大宛、康居、大月氏，行程達“萬二千里”后，于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瓦齊拉巴德）卻見到了產自四川的邛杖、蜀布。
張騫大吃一驚，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其結果直接導致了國家大政方針的改變。張騫西行不僅為漢武帝帶回了汗血馬、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蘿卜和地毯等，還帶回了他在大夏國的見聞。漢武帝這才知道，早在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以前，他的帝國所屬的蜀地成都，就有一條隱秘的商道通達身毒（今印度），曰“蜀身毒道”，即我們今天所說的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就是說，張騫開通的那條絲路其實只是北方絲綢之路。
構成商脈的若干要件中，商路是其中最具象、最有形的一種。中國最古老、最重要、最悠長的商路是“絲綢之路”。商路又有陸路與水路之分，譬如我國三條“絲綢之路”中，“北方絲路”和“南方絲路”屬陸路，“海上絲路”屬水路。
那是公元前128年的一天。在大夏國的集市上，張騫饒有興味地與商家聊起了天。得知滇越國（今云南大理一帶）常有蜀商在那里做生意，滇越又與身毒相去不遠，而身毒的商品是能遠銷大夏的。
憂國憂民、憂君之憂，同時又急于出奇招建功立業、名垂青史的張騫，一回到長安就疾疾向宮廷奔去，大漢的風在他撲滿域外沙塵的衣冠上打旋。關于張騫向漢武帝的報告，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中是這樣記載的：“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正是司馬遷對張騫沿路考察匯報材料的記錄，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國外交通線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獻中透露了出來，也才使得漢武帝有了改變國家戰略的依據。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們、先知們壓根兒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一個叫身毒的國家，且這個國家還是自己西南方的鄰國。
能與域外同類產生關聯，達成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共謀發展的共識與通道，對于漢朝和漢朝以外的族國來說，太重要了。漢武帝深知這一點。現在，他又從忠臣、能員張騫的奏本與言談中知道了一宗事實，那就是，為著這個愿景，如果從長安出發西去的話，會遇到來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與危險，如果從成都出發南下的話，則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徑，且又不經由鐵馬嘶鳴的匈奴地盤。
吃了一驚隨即大喜過望的漢武帝立馬決定讓建議者自己去實現、坐實自己提出的建議。從理論到實際，從激情到忠誠，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創千古佳績的實力與必然。這樣，出使西域回到長安不到三年的張騫又接過了去開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騎驛使，將張騫從與衛青一道抗擊匈奴的戰場上召回了長安。
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定有個偉大的領袖，一定有幾個出色的人物。這是時間對一個需要嘉獎的國家的標配。
張騫出長安城門，乘車換馬，經劍閣道，來到了南絲路始端源地成都。但這位冒險家并沒有在花團錦簇、舒適安逸的成都城安營扎寨，而是沿暢通無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繼續向南挺進，直到把他的指揮中樞設在了緊靠前線“西南夷”的長江邊上的犍為郡。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張騫一番考察和謀劃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隊伍，分別從成都和宜賓出發，計劃從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云南境內四個方位向身毒進發。四路使者也是“蠻拼的”，跟著商隊，磕磕絆絆，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別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數民族地區。交涉無果，不能繼續前進，望著商隊過關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來犯長安，只好嘆一口氣，掉轉馬頭原路折返。
其實，張騫的團隊能沿民間商隊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遠——都到了夜郎和滇國了——還得益于漢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馬相如對“西南夷”的開發。當然，那時的漢武帝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對西南片區的維穩行為和開疆拓土雄心，竟與一去杳無音訊的張騫后來帶回的建議不謀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張騫西出長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現了出來。時在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州）做邊地宣傳工作的縣令唐蒙，因吃到了獨產于蜀郡的“枸醬”而靈敏地嗅到了一條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薦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漢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書請求。經過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設置犍為郡、開辟夜郎道與僰道、聯合夜郎開征南越的格局與功勛。但是，這一格局與功勛，在安撫的同時，畢竟是動用了血腥武力來達到的——他甚至還斬殺過部落的大首領。
這引起了當地人的不滿、騷亂和喋血反抗，也讓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辯才，發了議論。
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同意了司馬相如的請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賓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孫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這個窮酸文人，這次見女婿高車駟馬回蜀，臉都笑爛了，遂拿出豐厚財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撫“西南夷”。
漢武帝對帝國邊疆進行過六次重大擴張征服戰役，其中五次都是金戈鐵馬、兵戎相見，只有針對“西南夷”的戰役打得頗見古怪。
真沒想到有過琴挑卓文君、號私奔第一人、辭賦名氣如日中天的司馬相如還是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兼經濟學家。他只用口辭、禮物、貨品、商貿、筑路工及賦文（《喻巴蜀檄》《難蜀父老》）作武器，就讓經營“西南夷”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果。邛、笮、冉、駹和斯榆的君長如愿成為漢朝臣子，他們拆除了關隘，使邊關擴大，開通零關道，架橋孫水（今安寧河），直通邛、笮。
司馬相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文取柔治“西南夷”的經驗，對國際情勢復雜、領土爭端頻仍、祈愿和平發展的當世也是有著啟發價值的。由此亦可看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建設，意義極其重大和深遠。
“西南夷”有多大呢？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東部、云南和貴州等地的中國西南部。民族、民系紛紜的“西南夷”畢竟太大、太復雜了，加之匈奴在西北邊不斷騷擾，漢武帝對“西南夷”的收服、對“蜀身毒道”的開辟，終是不能展開身形，畢其功于一役。
于是，張騫之后又來了郭昌、衛廣，直到西漢末期的公元前27年，新上任的牂牁郡守陳立斬殺了夜郎末代國王“興”，南絲路才由漢王朝官方接管，全面貫通。此后，它成了蜀漢孔明“攻心為上”“七擒孟獲”平定南中之道，元代忽必烈率軍沿橫斷山南下強取云貴之道，中國遠征軍出滇入緬抗日之道……
而史料記載，早在唐蒙、司馬相如之前，南絲路上已是馬蹄聲聲，人影幢幢。可以說，正是擅長桑蠶產業的古蜀時期蠶叢氏的逃亡隱身路線，成就了最初的南絲路——蠶叢氏為沿線土著帶去了那吐絲如云的天蟲。
那個時代，不特蠶叢氏南逃的路線初開了南絲路，杜宇從朱提（今云南昭通）一帶入主成都平原的路線，鱉靈經宜賓溯岷江入川的路線，拒不降秦的開明末期蜀王子蜀泮率將士三萬南遷，過云南，達交趾（今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甌雒國稱安陽王雄踞百年的路線，以及從三星堆、金沙掘出的西亞文明，無不增添著南絲路的寬度、長度、硬度和色彩。
錦繡之城
當絲綢與珠寶隔著國境遙相對望、相思，南絲路誕生。
成都就是中國出產絲綢的巨邑（故有別稱錦城）——這也是南絲路將自己的策源地和起點選擇為成都的最直接最重要的一個里因。而南絲路的反哺，又滋養和壯大著錦城。
錦城又是錦官城的簡化與蕩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后，開始逐步興建成都城。在城東筑了周長12里、城墻高7丈的“大城”，為蜀郡官府首腦地;在城西筑了“少城”，系手工業、商業集散地，設有鹽鐵等稅收機構。稍后，又在城外一個叫“笮橋南岸”（今成都西較場外錦江南岸地區）的地方建了錦官城，一家專事蜀錦生產與管理的國家工廠。在錦官城的西南面，還建了車官城。南絲路的起點，蹬馬啟車的所在，怎能沒有車官衙門及造車修車的配套，怎能沒有戰車去霧中的南方表達國家意志？
成都蜀錦傲居中國四大名錦（成都蜀錦、南京云錦、蘇州宋錦、廣西壯錦）之首，有“天下母錦”之譽。
成都除了蜀錦，其絲綢王國中的繡品也是極厲害的，可謂錦繡雙驕。蜀繡是以成都為中心的刺繡產品的總稱，與湘繡、蘇繡、粵繡并稱為中國四大名繡。西漢以前，蜀繡就與蜀錦齊名，鋪錦連繡。據《皇朝通鑒》記載：蜀工富饒，絲帛所產，民制作冰、紈、綺、繡等物，號為“冠天下”。
錦繡之品，錦繡之術，都離不開桑蠶的作為與布力，離不開綢布的發明與傳播。溯尋桑蠶和綢布的源頭，我們就能在成都西北邊看見“西陵氏”“蜀山氏”以及它們的杰出代表嫘祖和昌仆，在岷江流域看見蠶叢氏。
一千七百多年前，蜀國之所以能與魏、吳并峙，成為三國之一，仰仗的就是“寸錦寸金”的蜀錦——用蜀錦商貿回來的財力。諸葛亮幫助劉備建立蜀漢政權后，為鞏固三分天下局勢，進一步北征曹魏，把發展蠶桑生產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說：“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諸葛亮在居家住地、后來稱為“葛陌”（今雙流縣東北）的地方，種桑八百株，用手植的行動號召人民種桑養蠶。
諸葛亮鼎力發展錦繡產業，使蜀漢地區的經濟得到快速復蘇。關于復蘇的景象，晉人左思借《蜀都賦》作出了這樣的描述：成都城內“棟宇相望，桑梓相連”，許多尋常人家都以織錦為業，出現了“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的盛況。錦江之濱，“濯色江波”的蜀錦，像初霞在霧水中展開。少城內，來自海內外的商人摩肩擦背、春風沐面，以蜀錦、蜀繡為主打產品的“纖麗星繁”的貨物堆積如山。
蜀國絲織品對魏國、吳國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南朝《丹陽記》載，中國的錦，“成都獨稱妙，故魏則市于蜀，吳亦資西蜀”。魏文帝曹丕也對蜀錦花紋贊嘆不已，曾詔群臣說：“前后每得蜀錦，殊不相似。”
因司馬相如、卓文君、諸葛亮等名人皆有不少精彩的錦故事，故后世就將與他們有關的、織法各異的錦稱“相如錦”“文君錦”“諸葛錦”……
在古代，成都地區儼然就是一座絲綢的庫房，任兩千公里的南絲路怎么搬運，也搬運不完。當然，走在南絲路上的中方貨品遠不止絲綢——還有布匹、茶葉（四川蒙山是世界茶文化的發源地）、陶瓷、邛杖、銅鐵器（西漢卓文孫、鄧通的發達均與冶鐵冶銅有關）、工藝品、藥材、漆器等。外方的貨品也不唯珠寶——還有琉璃、氈、繒布、海貝、棉花、象牙、燕窩、鹿茸等。更還有雙方的哲學思想、宗教藝術、政治訴求。
在古代，成都也是一座大城，否則它是承載不起作為南絲路起點的重任的。
西漢中期，成都縣人口76256戶，僅次于首都長安80800戶，是全國第二大城邑。西漢末年，成為全國除長安以外的五大商業都會之一。唐代，“揚一益二”，成都成為僅次于揚州的中國第二大都會。宋代成都十分繁華，其綜合測評指數與汴京在伯仲之間。
成都浣花南路268號，蜀江錦院蜀錦手工織造演示廳。我看見四把銀光閃閃的鐵梭在葉永洲師傅的手中來回穿梭，而坐在5米高臺上的曹福生師傅雙手同時控制著1200余根“欽線”，不時跳線、提線，十指在絲線間舞動，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
最后的南絲路
江水渙渙，群山夐夐。世界天翻地覆，我們已很難看見古錦古繡的真容了——南絲路的真容呢？絲與路哪個穿透時間的能力更強？誰比誰存活得更久？
成都地盤不小，轄11個市轄區、4個縣，代管5個縣級市，有1.43萬平方千米。如今，那條成于古蜀、暢于漢、興于唐、衰于明的南絲路，在其起點成都境內可還有自己古老的蹤影？有的話，在哪里，是什么模樣？這條路出城后，又是怎樣走向海外的呢？帶著這些個疑問，在這個“山寺桃花始盛開”的季節，我挎著相機，向霧靄中閃著隱約絲綢殘光的道路走去。
從成都錦官城出發，沿著“蜀身毒道”南去，共有西路、中路、東路三條路可供選擇。一些干道、支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城鎮、地理、政治、區劃等的變化會跟著出現變化，但向南去的大方向不會變，且終點都指向印度地區。
西路（靈關道、牦牛道等）：成都錦官城→雙流→新津→邛崍→名山→雅安→滎經→漢源→甘洛→越西→喜德→冕寧→西昌→德昌→米易→會理→攀枝花→（渡金沙江）→云南永仁→大姚→大理。
中路（水路、五尺道等）：成都錦官城→樂山→宜賓（上五尺道）→高縣→筠連→豆沙關→大關→云南昭通→貴州威寧→云南曲靖→昆明→楚雄→大理。
東路（沱江道或東大路等）：成都錦官城→龍泉驛（或金堂五鳳）→簡陽→資陽→內江→自貢→瀘州，之后分東西兩道，東道從畢節和遵義分別穿過貴州到達廣西，再分別到交趾、廣州出海向太平洋;西道過永寧河在貴州分別通過畢節和六盤水，到達云南昭通，再過曲靖、大理。
到大理后，走永昌道，經漾濞、永平、保山、騰沖，爾后過盈江，經緬甸八莫抵印度。如愿意，再至中亞、歐洲。
合上古籍，我首先勘行的西路。城區內哪有古道可言，便駕車出城。南出成都，過永豐立交，上成雅高速公路，過雙流境，交10元過路費在新津出口后，折西望邛崍古城而去。風很稠密很均勻地向后奔跑，它翻飛的衣襟把車玻璃打得很是響亮。兩千多年前的人類和路一定沒有想到，羊腸小道般的古道一代一代茁壯成長，它現在的第N代世孫，遠比其先人寬大又平坦，而人類的速度已達到了可以駕馭風的程度。
其實，僅僅只在87年前，成都境內一條完整的南絲路仍舊存在著并行使著自己的實用和美學功能。二千多年來，成都經新津、邛崍至雅安僅有一條供肩輿、馱運的驛道，直到民國19年，成（都）康（定）公路成雅段竣工才完成歷史使命。走西路出成都的邊界地是邛崍。如今，沿西路至邛崍城區有一條更快捷的路，即成溫邛高速公路，此路往前過名山，接成雅高速。從成都至攀枝花，一般不走邛崍，而是多走成雅，雅西，攀西，一路高速，就到了。
南絲路在西路成都段的顯形出現在邛崍市平樂場鎮邊上的騎龍山上，是出身于中醫世家的場鎮居民熊永齡老先生帶我上的山，當地人管山上這條古道叫“馬道子”。
漸走漸行中，我們到了騎龍山的山頂平臺，一個樹木稠密、名“城隍崗”的地方。此時馬道子的旁側墻垣已由一道變為了兩道——兩墻像夾道歡迎的人墻。兩側墻垣約四五尺高，用鵝卵石呈人字形嵌砌。它們把古路夾在中間，其狀與秦漢時代官方“甬道”規制完全一致。《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作甘泉殿，筑甬道”。注說：“謂于馳道外筑墻，天子行中間，外人不見。”史書上的書寫，在大地上找到了佐證和回音。
古道為什么沿山頂脊骨修筑，而不是像公路一樣順峽溝、河流而設呢？熊老先生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這條古道是馱運重要物資的商道，只有在山脊上行走，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才不會中伏擊。此外，山脊上修路，可減少過河建橋的成本。”
中路是水路，從成都城內錦江碼頭上船，順水而下，經望江樓、中和、中興、黃龍溪，出成都境在彭山市江口鎮匯入岷江，爾后經樂山達宜賓后上岸，望云南去。此路尚存，只是水量大減，水運凋敝，早無“門泊東吳萬里船”的景象。水路不好使了，但順江而去的成樂、樂宜兩條高速陸路卻出現了。
東路有陸道和水道兩條。陸道稱“東大路”，東出成都，經龍泉驛、簡陽，出成都過資陽、資中、內江、自貢抵瀘州。水道稱“沱江道”，從成都至金堂縣趙鎮碼頭（或五鳳碼頭）上船，順沱江抵瀘州。筆者入籍龍泉驛逾25載，對南絲路東路成都段再熟悉不過。水道尚通，除了旅游船只，已鮮有帆影。陸道尚存的南絲路主要在龍泉山大佛村境內。現年73歲的村民肖太發是位古道熱腸的守碑人——他守著古道旁國寶級文物“北周文王碑”都49年了。肖大爺指著腳下草叢中寬約2米、閃著歷史熹光的石板路對我說：“東大路以前可熱鬧了，成都平原與川東、川南的往來商隊都走這里。由于這段路在龍泉山脊，就成了成都東邊屏障的軍事咽喉，古代很多戰役都在這里展開。民國時期，朱德、劉伯承也在這里打過仗，楊森的侄兒楊天驊就打死在這個地方。”如今，出現在成都東南邊的公路有成渝、成自瀘、成安渝高速，和成簡快速通道。
西中東三個方向上，取代南絲路的高速公路其實都是大致沿著南絲路的路基開道前行的，就是說，南絲路最后的功能，是為現代化的發展起著奠基與路引的作用。
成都最后的南絲路，目送現代文明前行后，繼續待在老地方，讓游客駐足、遙想、觸景生情、自去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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