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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御史是古代監察御史制度的重要一環，起源于周代的柱下史。秦代設柱下御史，西漢初期的丞相張蒼即曾擔任此職，兩漢設侍御史。《漢書》《后漢書》對侍御史的職責有明確記載。《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條：“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西漢時期，侍御史附屬于御史大夫，但是自漢武帝確立州刺史制度后，侍御史實際上已經開始承擔皇帝交給的特殊使命，并逐步走出都城，察奸治獄，護駕安民。
西漢末年，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侍御史不再歸屬大司空，而是由御史中丞統領，地位更加重要。東漢因之，據《后漢書·百官志》記載：“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后漢書·和帝紀》注引《十三州志》曰：“侍御史，周官，即柱下史。秩六百石，掌注記言行，糾諸不法，員十五人。出有所案，則稱使者焉。”侍御史的使者功能在東漢表現得更加明顯，可以作為皇帝的使者，到郡國查辦案件，特別是一些牽涉諸侯王的重要案件。到了漢安帝時期，由于地方盜賊頻發，侍御史在督兵鎮壓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如永初三年的龐雄、永初六年的唐喜，元初三年的任逴等。
現代學者的秦漢官制論著中對侍御史的監察職能著墨較多，但是對于侍御史與皇帝巡狩的關系關注較少，蘇義俊《秦漢的御史官制》一文（以下簡稱“蘇文”）通過史料排比梳理，列舉了秦漢時期御史的職任，除了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還有18項。但蘇文沒有將侍御史和一般御史的職責區分開來，實際上兩者是有差別的。比如，蘇文列舉的御史第七項職任——“護從車駕巡幸，平治道路”，就是侍御史的特有職責。
護從車駕巡狩是侍御史的一項職責，但是蘇文中提出的“平治道路”職責則不準確。作者是基于《后漢書·虞延傳》的記載，得出侍御史具有平治道路的職責，“若道路不治，則撻侍御史。”但筆者認為這種理解顯然有誤。據《后漢書·虞延傳》記載：
（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誥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于是聲名遂振。
“道路不治”指的應該是道路不平整、不好走的意思，但是從《虞延傳》的記載看，當時并不存在“道路不治”的問題，而是因為光武帝車駕經過封丘縣城門的時候，因為城門窄小，導致皇帝羽蓋無法通過，由此惹怒了光武帝。《后漢書》對建武二十年的東巡是這樣記載的：“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壬寅，車駕還宮。”就這次東巡來說，魯國應該是出發前就確定好的目的地，而從洛陽到魯國，具體該走什么樣的路線，則是侍御史的職責。《虞延傳》中的這位侍御史沒有履行好職責，要不是虞延主動站出來為他擔責，恐怕還會受到更嚴重的懲罰。因此，侍御史扈從圣駕巡行，負有設計選擇路線的職責，而不是“平治道路”。
元和三年，漢章帝在北巡途中曾經給侍御史、司空下過一道詔敕，可以作為另一佐證。“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這道詔敕意思很明白，就是讓侍御史和司空在巡行過程中不要隨便砍伐草木，順應自然規律，盡量避開它們，包含了巡行路線選擇和鋪設道路的問題。而所謂平治道路則是“掌水土事”的司空職責。有例可證：“（元和元年八月）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
侍御史扈從車駕出行的職責，還可以由以下記載得到佐證：“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仆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仆奉駕，侍御史整車騎。”
侍御史的這項職責很可能由“乘曹”負責。“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漢桓帝生母孝崇皇后去世后，“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吊祠，賻錢四千萬，布四萬匹，中謁者仆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對于“侍御史護大駕鹵簿”，唐代李賢引用東漢應劭所著的《漢官儀》進行了解釋：“‘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仆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
東漢名臣胡廣的《漢制度》對于皇帝車駕制度記敘得更加詳細，但是《漢官儀》也有《漢制度》沒有的內容——“詢問不法者”。也就是說，侍御史扈從皇帝巡狩，監察沿途郡國吏治的職能是不可偏廢的，這是皇帝巡狩的一項重要功能。按照漢章帝在詔書中的說法，巡狩明顯具有考察吏治的功能。“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巨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
東漢時期特別是安帝以前，皇帝很重視巡狩，《后漢書》本紀中僅以巡狩為名的皇帝出行就達19次，其中光武帝6次，明帝3次，章帝6次，和帝1次，安帝2次，桓帝1次。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巡行、行幸等方式，如巡行河渠，行幸長安、章陵。侍御史加入巡行隊伍，為皇帝實現巡狩考察吏治的功能提供了保障。
皇帝有時也利用巡行之機，從地方郡守國相二千石中物色三公九卿等重要官吏人選。比如，建武二十年光武帝東巡后，陳留太守玉況不久就擢升為司徒，陳留督郵虞延也名氣大震，很快被司徒辟舉為掾屬，隨后又先后擔任公車令、洛陽令，最后位極三公。永平三年，漢明帝到南陽，聽到當地吏民對荊州刺史郭賀的歌頌后，賜他三公冕服，這是對郭賀“三公之才”的期許和對各級官吏的暗示，第二年郭賀就被征為河南尹。
侍御史在扈從皇帝巡狩過程中或者回到洛陽后，還有被擢升和賞賜的記錄，《后漢書·循吏傳》有兩條記載：“（王）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漢明帝因為王景治理黃河有功，在巡行過程中封他為河堤謁者。還有王渙，“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從六百石的侍御史升遷為千石洛陽令，也屬于超常擢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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