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四川郫縣古城及周邊處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帶，從上世紀末就開始了考古發掘。3月6日上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外公布，在郫都區古城鎮指路村附近發現一處戰國秦漢聚落遺址。
這處距今2000多年的遺址中，不僅出土了古代“豪車”才配有的傘部配件“蓋弓帽”，還發現了四川地區年代最早記錄鄉一級基層聚落的考古實物材料。
指路村遺址考古現場負責人楊波稱，該遺址堪稱成都平原目前所見保存最好的戰國秦漢時期聚落遺址，對認識成都平原向漢文化變遷的過程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郫都區距離成都市區西北約22公里，位于成都平原中心，岷江支流青白江、走馬河、柏條河、徐堰河等河流縱貫全境。指路村遺址位于古城鎮的指路村，距離寶墩文化時期的郫縣古城北城墻約100米。從上世紀末開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便開始了發掘工作。多年考古工作發現，在郫縣古城周圍有漢代遺存。在之前的基礎上，考古隊在指路村秦漢遺址進行了調查試掘，發現其可能是一個漢代基層聚落，即指“鄉”和“里”一級的單位。
郫縣古城的范圍大約是30萬平方米，而指路村遺址則是它的10倍，面積達到300萬平方米。楊波說，因為這里此前是一處農田，人類活動較少，翻耕比較淺，因此遺址保存的原貌較好。同時，這也是一處延續性強、規模較大的漢代基層聚落遺址，在四川地區比較罕見。2017年6月15日至10月8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聯合在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主要選擇了兩處堆積豐富、埋藏較淺、遺址較為核心的約700平方米區域開展工作。距離郫縣古城如此之近，古人為何沒有直接在其基礎上生產生活，反而放棄了它？楊波認為，這與當時的水患有很大關系。郫縣古城靠近岷江水系，此前的考古工作中，發現其在先秦時期有多次洪水淤積現象，寶墩時期后，郫縣古城遺址區域人類活動痕跡已經很少。
因此，此次考古發現的漢代遺址在當時也被舍棄。最早鄉級實物“X子鄉”陶片，佐證當地人或從封地而來？楊波介紹，出土的器物中，一塊雙耳罐殘片尤為重要。“這塊陶片上刻有‘X子鄉’的字樣，比較確切地表明了指路村遺址的性質應該是鄉一級的基層聚落。這在漢代考古中，是極為罕見的。”他說。此前，在四川涼山州也曾發現過碑上刻有縣鄉級文字，但其年代在東漢時期。而此次發現的“X子鄉”陶片，則是到目前為止，四川地區發現的西漢時期最早明確了鄉鎮一級單位的實物。而且帶有鄉名的陶文，極有可能是遺址在秦漢時期的名稱，因此，這件文物尤為可貴。楊波推測，“X子鄉”的名字由來可能與當時生活在此地的人物爵位相關。
“古人取名字時可不是隨便的，而是有所指向、有所代表的。”他說，在戰國到漢代時期流傳著一種說法，“子”是一種爵位，那當時這里生活的人們會不會是從某些封地而來？在對遺址的清理過程中，一條漢代道路吸引了考古專家們的注意。這條道路寬度4米左右，路面鋪設的卵石雖然被破壞嚴重，但仍保存著一定的排列規律。道路兩側開挖了兩條排水溝。“我們初步判斷這是漢代基層聚落的主干道。”楊波說。有趣的是，工作人員在這條路附近，發現了一個長約5厘米的蓋弓帽。蓋弓帽是什么？楊波解釋，這是古代牛車或馬車頂部，用于支撐傘架的車輛配件。它的發現意味著，這里曾經居住著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只有他們的“豪車”才配擁有蓋弓帽。
此外，不到1000平方米的地方，共發現了3口水井，都是陶質井圈。遺址出土的器物以陶器為主，有罐、甕、盆、缽、釜、豆、甑、釜形鼎等。通過出土器物初步推測，楊波認為，這處漢代基層聚落年代跨度主要在戰國晚期到東漢晚期，中間有過兩次興衰，從秦代到西漢初期以及東漢早期出土器物比較豐富。他認為，聚落變化可能與當時的移民情況有關。據《華陽國志》記載，“惠王27年，儀與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臨邛周回六里，高五丈。”古籍里提到過郫城、邛城、成都城三座城市，楊波推測，筑城需要大量勞動力，而勞動力的來源除了當地招收，另一個就是從外地引入。
“有一種推測，這個聚落也有可能是當時用于安置這些外來人口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楊波說，指路村遺址的出土器物反映了巴蜀文化、土著文化向中原統一的漢文化的轉型。楊波說，遺址中不僅存在大量例如釜形鼎等巴蜀文化器物，也有不少帶有中原文化色彩的器物，例如甕、盆、甑、罐等。從房屋遺址看，發現了不少瓦當，這也是漢文化的一個佐證，當時的巴蜀地區并沒有使用瓦當的習慣。而出土的甕棺也是秦漢時期較為常見的形式，這種用盆和甕搭配的方式具有典型的關中平原特征，在古蜀地區是不存在的。同時，這次發掘的房屋建筑方式差異明顯，反映了漢代人居住方式的轉變，也為四川地區漢代居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楊波說，考古發掘的出土器物中，帶有外來文化色彩的器物占有很大比重，這說明此地確實是一個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的重要地區，而這些器物的主要來源地為秦。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統治者為了鞏固江山，采取了一系列移民措施。楊波介紹，這些移民措施中，一是當地屯兵，屯兵就意味著有一批人要駐扎;二是移民支邊，這又分為兩類，一種是犯罪后被遷移的，例如呂不韋和嫪毐造反后，全家被遷徙至巴蜀地區。另一種是漢代后鼓勵支邊形成的一股移民風潮，例如卓文君和司馬相如。到了漢武帝西南開發時，又有了一次大規模移民。這幾次大規模移民都為巴蜀地區帶來了不同的文化碰撞，這為研究巴蜀文化的發展、漢文化的興起和擴張，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