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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成都市青白江區大彎鎮雙元村的春秋戰國墓葬群，以出土500余件青銅器的巨大規模，被譽為“一座地下青銅器寶庫”。記者3月27日從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獲悉，時隔近兩年，考古人員在后續發掘整理中，繼續清理出“腰坑”一座。在這個墓主設置于船棺底部中間的“儲藏室”，考古人員再度發現了6件缶、鼎、匜、盆等精美青銅器。據介紹，這種墓葬形態在商代往往用于較高等級的墓葬中，戰國時被蜀地當權者效仿。在此之前，新都馬家出土的被疑為古蜀開明王墓地，就曾使用“腰坑”。
2016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青白江雙元村某物流園基建項目時，發現了大型春秋戰國墓葬群，就此展開近兩年的考古發掘。在這片四川地區發現數量最多、揭露面積最大的春秋戰國墓葬群中，陸續清理出古墓葬260余座，出土了上千件珍貴文物，其中包括銅器、漆木器、陶器等。這些隨葬器物，有的直接埋于土坑墓之中，有的則置于船棺內。其中M154號墓，棺內出土器物數量最多、等級最高。
2017年，這座長6.4米、寬1.1米，由整根楠木制成的船棺被整體移至考古院文保中心。然而，當文保人員將船棺底部的泥土層層清理掉，卻發現船棺底部中間竟然還設置了一個“腰坑”。“腰坑”長約1米，寬約0.55米，四周及頂部為木板及圓木合圍而成。打開“腰坑”蓋板，6件青銅器保存完好。由于長期處于飽水狀態、環境密閉，青銅缶上捆扎的粗大草繩，在兩千多年后竟然形態保存完好。
雙元村墓地考古項目負責人王天佑介紹，“腰坑”，一般指在墓底中央墓主腰部下位置有意挖出的小坑，坑內殉牲或葬物，有的還會殉人，是商代墓葬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殷商時期，商王武丁妻子“婦好”之墓，就曾設置“腰坑”。不過，這種墓葬形態在春秋晚期開始大量減少，但作為一種象征特權的文化現象，“腰坑”在戰國時期卻被蜀地的當權者借鑒吸收。王天佑說，1980年出土的新都馬家木槨墓，一直被學界認為是古蜀開明九世至十一世中之一的蜀王墓葬，就曾設置規整“腰坑”。另一座犍為金井鄉5號墓，也曾發現這樣的設計。
那么，青白江發現的這處“腰坑”墓，是否也意味著古蜀王族的等級呢？王天佑說，M154號墓雖然也出土了類似成都商業街船棺的漆器，但規模和等級相比而言還是偏小，應該還算不上王族墓。墓主的身份，有待未來考古及研究揭曉。不過，在“腰坑”中放置成套的青銅，鼎用于煮食、缶用于盛酒、甗是炊器、盆和匜是盛水的洗漱用具，也反映出古人事死如生，希望死后也能過上有酒有肉的富足生活。
在雙元村的260多座墓葬中，上千件出土文物中僅青銅器就有600余件。其中既有青銅鼎、壺、盆等洗漱用具、酒器及蒸器，更有大量青銅戈、鉞、劍、矛等兵器，見證了當時古蜀人的尚武之風。
王天佑說，在三星堆和金沙遺址，曾出土了青銅面具、玉璋等大量祭祀用的禮器。但是到了戰國時期，即使在巴蜀地區，墓葬中兵器類隨葬品也開始漸漸增多。這種隨葬器物的變化，深刻折射了當時的社會環境。這不僅在于北方中原一帶戰國七雄隨時狼煙四起，即使西南地區的巴和蜀之間也有斗爭。尤其到了秦國統一六國的霸業開始，處于秦楚兩個大國中間的蜀地，也不得不把戰爭當成主要矛盾，再也無暇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生產玉器和青銅禮器了。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青白江出土的這批青銅器，在兵器之外，還有大量生活用具以及鑿、鋸、削等生產用具。此外，還包括了耳杯、木盒、木構件、木蟬、漆木鏡等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以及一枚巴蜀圖語印章。其多樣化的品種，讓今人得以領略古蜀文明的多彩一面。
王天佑認為，從金沙遺址、商業街船棺葬，到青白江雙元村春秋戰國墓群，再到去年發現的蒲江戰國船棺墓群，使商周時期至戰國晚期的古蜀文明形成序列，進一步揭開了古蜀文明的圖景。為研究古代巴蜀地區的歷史文化、生活喪葬習俗等提供了重要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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