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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是漢文化形成、穩固的關鍵時期，東漢的輝煌，史書記載甚詳，然而承載著當時國家正統文化、體現著王朝之正朔、制度之威儀的東漢帝陵，卻與歷代帝陵迥然不同，如一團迷霧，蹤跡難覓，形制不明，格局更是無有定論，困擾各方，幾成考古空白。
生老病死，入土為安。中國人歷來講究墓葬形制，看重陵墓建設，東漢的皇帝們自然也不會例外，但他們的陵墓究竟是何形態？
在考古人員持續超過10年的勘探發掘之后，困擾各方多年的東漢帝陵終于開始揭開神秘面紗，并逐漸呈現在世人面前。
北邙，這片位于如今孟津和偃師交會處洛陽漢魏故城附近的“風水寶地”，隨著光武帝劉秀原陵、安帝劉祜恭陵、順帝劉保憲陵、沖帝劉炳懷陵、靈帝劉宏文陵共五帝五陵的考古發掘而再次揚名于世，展露了它蘊藏的厚重文化。
這些難得的發現，也成就了“洛陽東漢帝陵考古發掘與調查”項目于4月10日成功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4月13日，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大河報獨家發布邙山東漢帝陵三維復原圖，用翔實的考古發現證據還原了近兩千年前東漢皇帝陵寢的外貌，并對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現進行了權威解讀。
東漢帝陵啥樣？
很長時間僅限于文獻記載
史書記載，劉秀建政東漢后，采用了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特別重視喪葬禮儀，祭祀先祖。為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他還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辦法加以擴大，運用到陵寢制度中，從選址、布局到地宮建制，對西漢帝陵都有承襲之處。
在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和調查項目展開之前，社會各界對東漢帝陵的認識僅局限于文獻記載中。
參與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的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室王咸秋介紹，根據史籍，除獻帝禪陵位于焦作修武縣之外，東漢其余11座帝陵均位于洛陽，其中漢魏洛陽城北兆域（孟津縣境內）5座，包括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順帝憲陵、沖帝懷陵和靈帝文陵。
對東漢帝陵的格局，不少文獻都曾提及。
在《后漢書》“諸帝紀”中，東漢帝陵陵寢建筑包括寢屋（憲陵寢屋）、更衣（即便殿，光烈皇后更衣）、門（原陵長壽門）、闕（恭陵東闕）、廡（恭陵百丈廡）。
王咸秋解釋說，帝陵的寢屋、門比較好理解，而更衣實際上就是便殿，這種解釋在唐、晉、清等古代多部典籍中均有明確注解。
比如，對《后漢書》卷三《孝章帝紀》中所說“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唐代李賢注曰：“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便殿，即更衣也。”
什么是便殿？王咸秋說，便殿是正殿以外的別殿，是古時帝王休息消閑之處。
對于帝陵的闕，他說，闕又稱作兩觀、象魏，實際上就是外大門的一種形式，與牌樓牌坊的起源可能有相同之處。闕這種建筑物一般是指古代帝王在宮廷大門之外建兩個對稱的臺子，在臺子上建樓觀，上圓下方，因其兩臺子之間闕然為道，所以稱為闕。又因為在闕樓上可以觀望，所以又稱之為觀。
至于廡，則是指在高臺基址上，周邊連續建屋，圍成的一個內向空間的院落。最早的廡，是一種防御性的設置。后來，宮廷外周加筑宮墻、宮城，然而廡作為一種設置，一直被保留下來。
對于這些所載建筑，其他典籍也有一定記載。比如，《續漢志》提到，東漢帝陵陵園有垣墻、行馬、司馬門、石殿、鐘虡（jù）、寢殿、園省、園寺吏舍等建筑，但是唯一沒有提到便殿。
對于這些建筑稱謂，王咸秋說，“行馬”一般是指宮門、官署前阻攔通行的路障，一般認為是木質的柵欄。司馬門就是皇宮或者帝陵的外門。自秦代起，司馬門就是皇帝專用的天子之門，只有天子或天子的使者（代表天子）才能自司馬門出入，規格較高，“曹植就曾因為擅闖司馬門而失去了繼位的機會”。
“鐘虡是懸掛樂鐘的架子，上邊往往裝飾有猛獸造型。”王咸秋說，從《后漢書·禮儀志》的記載“以后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和“省‘本為禁中’”說辭看，園省是守園后宮居住地，“園寺吏舍，就是守衛陵園的官署所在地、官員居住地”。
這段歷史考古教授曾經不知道咋給學生講
“洛陽邙山東漢帝陵考古發掘與調查”負責人之一、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漢魏研究室主任嚴輝認為，古陵墓和古都城同是中國國家基本文化重要的物質載體，代表著陰陽二界，二位一體，正如“事死如事生”一樣，承載了中國古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二者應該有一定的共通之處。
“事實上，通過我們10多年的考古發掘和調查，邙山東漢帝陵的地面建筑格局已經基本查清，文獻記載的建筑比如寢殿、石殿、便殿、園省、園寺吏舍等確實存在，帝陵四周有行馬或者垣墻環繞，設有司馬門。”他說。
嚴輝介紹，考古發現，東漢帝陵中，帝陵陵園整體結構往往由兩部分組成，即陵園和寢園，或稱為內外陵園，上述建筑分布其間，同時帝陵分布在一個相對集中的區間，貴族勛臣陪葬墓地也固定在一個集中的區間。
“東漢帝陵研究一直為學術界所重視，但由于歷史的久遠，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近1000多年來已經十分模糊，通過考古查清，很有意義。”嚴輝說。
對此，在3月31日于洛陽市舉辦的“洛陽邙山陵墓群東漢帝陵考古收獲專家座談會”上，來自中國社科院、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等單位的專家都給予較高評價。
“我在學校主講秦漢考古，原來講到東漢帝陵，一兩頁書就講過去了，因為我們都搞不清楚當時的情況，怎么和學生講？”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化成認為，隨著此次考古成果的公布，大學的考古教材可以得到更新，讓中國文明的發展脈絡更清晰。
“此次公布的考古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明晰了東漢帝陵的基本情況，填補了我國考古界的重大空白，對中華文明史研究也有重要意義。”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信立祥說。
考古工作者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復原
嚴輝介紹說，目前來看，洛陽東漢帝陵考古研究已經延續了五六十年的時間，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中國成立以來到改革開放后的上世紀80年代，主要是學者們的獨立研究，基本沒有涉及考古發掘。比如楊寬先生的《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將東漢作為古代陵寢制度的確立時期，對上陵禮、宗廟制度、石刻建筑、帝陵方位等進行了探討。陳長安先生的《洛陽邙山東漢陵試探》，首次提出東漢北兆域五陵均位于邙山之上的觀點。
第二階段，21世紀初的前10余年，主要是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現與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合并為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承擔的國家文物局項目“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測”（2003——2012年）。截至2012年，該項目先后普查面積950余平方公里，調查古墓冢、古墓葬1175座，鉆探面積329.97萬平方米。其間，在偃師市白草坡村和孟津縣平樂鎮朱倉村，分別鉆探、發掘了3處帝陵陵園遺址和多處東漢墓園遺址。
這一時期，相關的田野考古工作還有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在2002年對邙山和洛南陵區20余座與東漢帝陵相關的墓冢進行的考古踏查，和2004年對洛南陵區2座墓冢進行的考古勘探和試掘。
“該階段的考古工作，依靠全新的考古學理念，采用現代科技手段，開展了有針對性的文物普查和調查鉆探。主要解決了東漢帝陵的分區，帝陵級別墓冢的分布、帝陵墓冢的封土形制，以及部分陵園遺址的布局結構等，取得了一定的收獲，推動了研究。”嚴輝說。
第三階段是2012年至今。在此期間，隨著國家文物局的批復，針對東漢陵園遺址的主動發掘首次展開。“相比于之前，這個階段的工作進入了更高的層次，以田野考古發掘為主要方式，直接對帝陵陵園遺址的相關元素進行了全面揭示。”嚴輝說，通過發掘，主要解決了陵園的整體布局、陵園建筑結構，以及相關遺跡的性質、年代、內涵等問題，東漢帝陵的基本面貌終于得以復原。
4月13日，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通過大河報獨家發布了他們制作的《洛陽東漢帝陵陵園三維復原圖》。
這份以大漢冢東漢帝陵陵園遺址（光武原陵）的考古發現為依據繪制的復原圖上，圓丘形的封土位于陵園中央，陵園四周為行馬，行馬有四出司馬門，外有壕溝，陵園內還有石殿，西北角還有高大的闕。緊鄰陵園東側的寢園北端，有園省、園寺吏舍建筑，向南還有寢殿、便殿建筑。
這張三維復原圖，在邙山東漢帝陵的考古發掘平面圖上，很有代表性，也得到了不少業內專家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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