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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前的絲路重鎮——樓蘭重現人間！
“游移湖”
“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斷，位于羅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庫順是一個新的終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羅布泊位于羅布荒原的東北部。”
見到滿載文物歸來的斯文·赫定，老師李希霍芬問：“我交代你的任務呢？”
“當然不會忘。”學生滿臉堆笑地回答，“不過，老師和俄國佬似乎都沒有錯。”
“何以見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師呆住了，他那蜘蛛網般的皺紋不自覺地抖動起來，像遇到了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風。
學生慢條斯理地說：“發現樓蘭是我的意外收獲，我的主要任務還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羅布泊的準確位置。當我這次進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時，在孔雀河古河床有了意外的發現。這條古河道寬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床足以證明塔里木河在歷史上曾向東注入孔雀河。我們在古樓蘭城南的羅布荒原進行水準測量時，發現那里地勢低洼，從而推斷出塔里木河是經過這片洼地，最終注入古羅布泊的。后來，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為東南流向，注入了俄國佬所說的喀拉庫順。”
稍加停頓，學生接著說：“我有一個大膽的推斷，位于羅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庫順是一個新的終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羅布泊位于羅布荒原的東北部；羅布泊在樓蘭城南的河湖與喀拉庫順之間南北游移，它是個‘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約1500年。”
聽到這里，老師搖搖頭，口里嘟囔著：“怎么可能呢？”
學生又說，我預測，喀拉庫順很快就會干涸，塔里木河必將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羅布泊。
老師再也無話可說，盡管他心中有一萬個不甘，但自己畢竟年近70，實在沒有能力前往羅布泊進行實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歸來后，將自己深入探察的實踐上升為嚴謹踏實的理論，形成了一部經得住歷史檢驗的巨著——《1899-1902年中亞科學考察報告》。他還趁機痛打落水狗，對科茲洛夫進行了隨心所欲的鞭撻。
如千流歸入了大海，如群鳥飛進了巢穴，一場硝煙彌漫的口水戰就這樣驟然停息，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全線后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應邀前往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就羅布泊最新考察成果發表了演講。會后，俄國皇家地理學會副會長謝苗諾夫·天山斯基設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國地理學家作陪，宴會氣氛輕松而熱烈，再也無人質疑他的結論。同年12月，他又應邀到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做了一次演講，演講內容仍是羅布泊考察的新進展。他分明看見，那位曾經質疑過自己的英國學者，在臺下洗耳恭聽。
殊不知，他的預言居然在數年后變成了現實。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縣窮買里村突然改道，使得原來向東南流入喀拉庫順的河流，改道東去，突破鐵門堡一帶的堤岸，匯入孔雀河，最終注入了羅布洼地，形成了現代的羅布泊。
7年后，正率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中國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這一消息，欣喜若狂，認定自己的“游移湖”理論已被證實，立即派出瑞典方隊員赫默爾和中方隊員陳宗器勘測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羅布泊。據他們于1931年完成的實測地圖顯示，當時的羅布泊平面呈葫蘆狀，西岸位于東經90°以東20公里處，東岸位于90°45′附近，湖泊總面積達1900平方公里。
必須指出的是，斯文·赫定為了證明自己的推論正確，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后的羅布泊上，從而忽視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來，沙雅縣的女巴依（維吾爾語意為“財主”）阿西罕·阿吉，為了給自家的12000頭羊興建草場，在窮買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攔河筑壩，結果造成河水改向東流，沖入了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顯然，這次河流改道是人為因素。
盡管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論沒有得到所有專家的認可，反對者認為無論塔里木河如何變遷，終點湖都在羅布洼地，羅布泊從未變遷；但畢竟，“游移湖”是一個前無古人的推斷，因為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穩，南北擺動而造成下游湖泊游移的現象，是不爭的事實。更不容置疑的是，漢代的鹽澤、元代的羅布泊和大清地圖標注的羅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漢代的鹽澤相當于今天的羅布泊，元代的羅布泊相當于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圖上的羅布泊應該是若羌縣北部的阿拉干湖。
平地驚雷
同一年，他被推舉為瑞典最后一個無冕貴族。他還是瑞典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擁有發言權。
如兩聲平地驚雷在耳邊炸響，令此前埋頭舊紙堆的東方學者們震驚不已。被認為“沒有新聞的”“世界上距離海洋最遠的”新疆，從此吸引了無數探險家和考古學家的目光。
光緒二十八年（1902），東方學家代表大會在漢堡召開，由各國東方學家組成的“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正式成立。各成員國也相繼成立了國家西域考察委員會。西域迅速升溫為世界考古與探險的熱點，成為一個世界性考古話題，并幻化為許多探險家永遠不變的地平線。
同一年，斯文·赫定被推舉為瑞典最后一個無冕貴族。他還是瑞典兩個科學學院的成員，因此他在諾貝爾獎的科學和文學兩項評選中擁有發言權。
從此，斯文·赫定——這個在瑞典幾乎與諾貝爾齊名的人，為廣袤的亞洲腹地深深吸引，將人生的目標全部傾注在對中國的探險事業上，以至于終生無暇娶妻。他曾無比驕傲地宣稱：“我已和中國結婚了！”
這是一個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個聽到這句宣言的中國人反而感到臉紅。因為早在光緒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撫魏光燾，為強化新疆與河西的聯系，派副將軍郝永剛、參將賀煥汀、都司劉清和，對敦煌經羅布泊進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線進行了探察，繪制了《敦煌縣西北至羅布淖爾南境之圖》。這幅在極其原始的條件下繪制的地圖，不僅標明了玉門關、陽關通向羅布泊的路線，而且在羅布泊西岸清楚地標明了一座古代城址。
可惜，郝永剛等人不是考古學家，并不知道也不會深究這座古城是歷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樣的考古與學術價值，自然也就沒有為這座古城命名。更遺憾的是，這幅珍貴的地圖，一直沉睡在清宮高墻之內。大清統治集團現代地理、考古知識的極度貧乏，使得他們十分缺乏對國內文物古跡的保護意識。清末時局的混亂所導致的信息閉塞，又使得中國學術界被完全隔離在這場學術競爭之外。就這樣，樓蘭——大漠深處的“夢幻之都”，錯過了與中國學術界邂逅的機遇，中國隨之也與樓蘭冠名權失之交臂。
于是，樓蘭古城的發現權，只能屬于外國人——斯文·赫定，這也成為中國考古人心中永遠難以抹去的恥辱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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