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主持人朱迅出新書了，這本名為《阿迅》的書封上是她的一張個人寫真。她說，在寫這本書時，每天就對著這張照片不停地發問。隨著年齡不斷地疊加，記憶時區更迭的速度越快，她很珍惜自己還能有機會“扎到肉里，滲到骨頭里”和自己對話。
在主持圈子里，朱迅一直被當做勵志典范。年少時留學日本，在異國主流媒體打拼，主持了不少大型節目。回國后從坐冷板凳到主持《正大綜藝》《星光大道》，并參與了6次央視春晚的錄制。而在網頁搜索朱迅的詞條，“朱迅癌癥復發”“朱迅帶病主持”等“勵志”熱搜也居高不下。
回顧前半生，與其說勵志，朱迅坦言，不如說自己是在被時代推著走的時候，更早地領悟到“只有奮斗才能獲得幸福”的真理。她說，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遇到事兒就特別容易認慫，但再慫也要敢于掄起板磚，告訴自己絕不能屈服。“我的理念是，這次輸了就輸了，愛誰誰，再繼續努力唄。我寫這本書也是想告訴大家，這種東西，其實每個人骨子里都有。”
A“觸電”叛逆女孩
“乖乖女式的學生路，再也回不去了”
朱迅出生于北京，爸爸是新華社駐外記者，媽媽曾經是教師，她從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禁惡習、服從安排，是個標準的乖乖女。缺少父母的陪伴，家里又只有姥姥和兩個姐姐，朱迅理所當然成了集寵愛于一身的老小。
15歲那年，她被選為中央電視臺《我們這一代》節目的主持人。這是她第一次“觸電”，家人卻沒有時間來為她加油。前一秒，還偷偷委屈大哭，后一秒聽到開場鈴聲響起，她立馬抹掉鼻涕眼淚，滿臉笑容地登臺主持。
正是這股子倔強勁兒，讓電影《搖滾青年》的導演田壯壯認定由她來出演片中叛逆的待業少女“小小”。電影中小小不但和男主角好上了，還一起過了夜。這在朱迅眼里簡直是“大逆不道”。她開始擔心別人說她在劇組變成了“壞孩子”。但田壯壯一句“我關照過，這個孩子誰也不許動。”讓朱迅放下心防。
于是爆炸式麥穗頭，配上濃濃的煙熏妝，完全“反朱迅”的形象成了她銀幕中最初的驚鴻一瞥。也讓她體驗到了少年成名的優越感。上千封影迷來信堆滿了學校傳達室，在收到了2650元“巨額”片酬后，她帶著姥姥和姐姐去快餐店“照死了吃”。她說，拍戲讓她的心里突然闖進了很多莫名的東西，名利場的誘惑？成名后的浮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乖乖女式的學生路，再也回不去了。
B留學日本
“現在讓我去掃廁所，也是掃得最干凈的那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值改革開放后首個出國潮。曾自認是時代“弄潮兒”的朱迅，17歲便放棄了十拿九穩的北京電影學院，前往日本讀大學。“與其說是個人的選擇，不如說是時代的選擇。”
但日本的“櫻花夢”并非像朱迅想象中那樣美好。當時她和兩個姐姐擠在不足10平方米的日式房間里，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家里一應俱全的家電，全是姐姐從垃圾站撿來的。但即便如此，朱家姐妹還要隨時擔心被房東趕出去。因為當時日本的房子很少租給外國人。
拍戲后的朱迅沒有再向家里要過一分錢，“無老可啃”的她開始在日本四處尋工。她曾穿著當年劇組送的藍色染布衣褲去面試第一份兼職，接到的卻是領導扔來的一塊臟抹布，并告知，她的工作是打掃1到18樓的所有女廁所。為了學費，她不得不每天硬著頭皮，用手去掏紙簍里的臟東西，再用抹布把便池旁的污垢擦凈，刺鼻的味道讓她忍不住作嘔。“痛苦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這不是現實，而是在戲里。”
三個月后，朱迅換了一份餐廳的兼職。但她依舊經常工作到午夜，每天睡眠時間不超過4小時；晚餐只能靠面包果腹，連瓶汽水都舍不得喝。甚至當她身患纖維瘤時，也只能選最便宜的私人小醫院，術后第二天便帶著未愈合的傷口繼續回到餐廳端盤子。那段時間是她日語進步最快的時候。
朱迅說，在日本她哭過、懷疑過自己，在廁所被日本人“憐憫”了一個飯團時，她曾含著淚將飯團扔進便池。但最終她還是學會了帶著自尊為別人服務，“這并非心氣兒減弱，只是我變得更皮實了。好像經歷過這些事，已經沒有任何委屈可以踩倒我。就算現在讓我去打掃廁所，我也是掃得最干凈的那個。”
C因母重病回國
“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走出舒適區”
但在日本，朱迅經歷過最煎熬的時期并非低人一等的刷廁所，而是無法擺脫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學園祭時，很多日本學生會借機和留學生交流經驗，但當朱迅用中文和她們打招呼時，大多數人會禮貌地說“你好，我們只想找美國留學生聊天。”
不過，幸運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1993年，《搖滾青年》在NHK熱播，朱迅被選為《中國語講座》的主持人。緊接著她成為日本SKY經紀公司簽約的第一個中國大陸女藝人。“紅白歌會”的制片人在籌備直播節目《AsiaLive》時，一眼就相中了她做主持。
正當朱迅的工作風生水起時，母親的青光眼手術失敗，雙眼或失明的消息，將她的心完全帶回了中國。趕到醫院她第一句話就是“我要回國！”她說，放棄日本的一切并不容易，但北京孩子都有種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精神。沒有退路，只能硬著頭皮走出舒適區。
當時正值《正大綜藝》招聘，多年的主持經驗讓她成為最受關注的新人。但在回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朱迅卻處于無所適從的狀態。在NHK她不需要背稿，只靠提詞即興發揮，但在國內她經常因記不住一長串人名和頭銜，躲在被窩里大哭。直到有一次，她終于等到《正大綜藝》特別節目替班的機會，然而在錄制前，一篇稱她為“空洞花瓶”的報道，觸及了朱迅的軟肋。回國后長期不被認同的委屈和失落感瞬間爆發。錄制中，她大腦一片空白，不知說錯了多少詞，甚至緊張到失聲。欄目組組長扔下一句，“從明天起，朱迅暫停出鏡”。
D罹患腫瘤
“最壞的情況，也就是不能說話了”
被停工的那一年，朱迅每天的工作變成接電話、泡機房、給主持人寫臺本。在為各工種打盒飯時，她“偷藝”學習了后期編輯、錄音燈光、導播輔切等工作。
這一年，朱迅懂得了所有工種的門道所在。而為了隨時返回播音崗位，她每天會拿著《人民日報》《古文觀止》，像小學生一樣字正腔圓地從第一個字開始背誦。
朱迅說，天天坐冷板凳的那一年，是她參加工作二十多年里，收獲最多的一年，“現在我也是自己寫所有稿件，沒有哪個部分能欺騙我的眼睛。接下來的這18年好像都沒什么能難倒我了。”
朱迅曾獲外號“朱大膽兒”。在《正大綜藝》中，跳傘、深潛、上冰川，下大洋，都是她搶著來做，節目組最常說的話是“這事兒危險，讓朱迅先試一試。”
但再膽大的人，內心也有懼怕。2007年，本應迎來事業高峰期的朱迅，卻在例行體檢時，被診斷出乳頭狀瘤。腫瘤緊緊貼著聲帶蔓延，醫生說，一旦擴散，就要拿掉她的聲帶。
這樣的風險對主持人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但朱迅只對醫生說了一句，“等我把舞蹈大賽的直播做完再手術，我想給自己一個交代。”
就這樣，她又硬生生將癌癥挺了一個月，才住進了醫院。手術結束后，醒來的朱迅第一反應是想拔掉氧氣管，張嘴說話。她用羸弱的聲音擠出幾個字，“聲帶還在？”心里的石頭一下落了地。
“我說不怕，你信嗎？但我又屬于敢認慫，但絕不認輸的那種人。最壞的情況，也就是不能說話了。”朱迅坦言。
但從此之后，朱迅卻無奈地被冠上“勵志姐”標簽，甚至近幾年，頻繁有消息捕風捉影“朱迅癌癥復發”，連她偶爾在節目上說一句“我身體不好”，都會被搭檔急忙圓場“可別這么說！要澄清啊！”朱迅笑言，自己澄清了無數次卻仍抵不住流言，“那我只能說，我活不到90歲，都對不起造謠的人。”
E春晚零失誤
“只要有一口氣，我是必須要沖上去的”
最難的生死關挺了過去，朱迅也迎來了事業的第二個高峰期。
2009年，她接到郎昆總導演的通知，讓她做好上央視春晚的準備。雖然朱迅看似只是平靜地回復“您放心，保證完成任務。”但她卻興奮得心臟要跳出嗓子眼。
于朱迅，春晚是一種情結。她從小住在距離春晚現場不到500米的地方；在日本留學期間，每年都會在春節期間租借春晚的卡帶，和電視里的主持人一起說“過年好”，邊看邊向西邊跪拜，“因為我知道中國在日本的西邊。”
而從春晚幕后走到臺前的20米，朱迅在央視走了近10年。當她真正站上春晚舞臺，大幕拉開的瞬間，她經歷了從業以來的第二次大腦空白。渾身冒冷汗，所有的詞都哽在喉嚨，顫抖的手將原本應在頜下的話筒拿到了腰間。她嘶吼地說出了那句熟悉的“過年好！”朱迅說，這么多年，她第一次體會到情感噴涌而出是什么感覺。
隨后，朱迅每一年都處在春晚的漩渦中心。每逢大年三十前，她總能收到無數詢問，“你今年還上春晚嗎？”而從主舞臺主持，到做幕后的訪談工作，她再也沒有離開過春晚的舞臺，沒有出現過一次失誤。即便在2017年，體質不佳的朱迅曾飽受霧霾困擾，每次彩排都需要忍住咳嗽聲，但為了保證那一聲清脆的“過年好”，她服用了大量感冒藥，打了激素和消炎藥，噤聲了近30個小時，也要順利挺過4個小時的直播。
“春晚于我是一種巨大的榮譽感，而并非名利場。除非真的胳膊折了，腿斷了，只要有一口氣，我是必須要沖上去的。”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