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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年之前的“用工荒”，到如今的“人才荒”，全國各地對于“勞動力數量”的焦慮從未停止過。去年以來，西安、武漢、南京、杭州、成都、北京、上海等城市紛紛掀起了“搶人大戰”，且“戰況”愈演愈烈，給房補、發獎勵、補貼創業、甚至滿足一定條件直接送戶口，各地競相祭出大招，意圖使包括各大高校畢業生在內的各類人才定居本城。
但在各類人才引進優待政策頻出的同時，一些城市相關的配套政策與設施建設卻出現了脫節的情況，如“引進人才的子女需回原籍所在地高考”，七萬人搖號搶一千套房，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資源緊張、公共設施水平落后、創業環境不佳、稅費過高……各地在“搶人大戰”中暴露出來種種的欠缺與不足使得引進人才的生活與工作仍存在諸多不便，若這些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那么人才落戶優惠政策帶來的人才潮，只是短期效應，人才還是會在流入后再次流出，到更適宜發展的地方去。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使得“搶人大戰”所帶來的人才紅利長久化呢？中東唯一的發達國家--以色列的經驗值得借鑒，其同樣也是通過“搶人大戰”，輔以“留人戰略”，不斷吸納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甚至難民，從一無所有的荒蕪之地逐漸走向富強繁榮的“應許之地”。那么以色列具體做了些什么，將如此之多的，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整合成為以色列提供力量的新鮮血液，實現它的地區強權的？
猶太人往巴勒斯坦地區移民起于19世紀末。雖然此時還沒有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也還處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但猶太人已經成立了自己的世界性組織--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ZO），其在19世紀末成立后多次召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商討促進猶太人融合為一體，加強民族凝聚力與認同感，鼓勵離散在外的猶太人往《圣經》中猶太人的故地--以色列地移民等事宜，大會之后通過了多項綱領與計劃，旨在一步步地促使越來越多的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地。
在猶太復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早在以色列建國前，歐洲各國的猶太人往巴勒斯坦地區就有六次大規模的移民，這些人大都因所在國發生排猶暴動而苦不堪言，財產乃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其中許多人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輿論造勢與宣傳攻勢下，出于宗教與民族上的原因，對“應許之地”心向往之，遂選擇定居巴勒斯坦地區。
1918年奧斯曼帝國戰敗解體后，英國開始對巴勒斯坦地區進行殖民托管，得益于英國統治時期寬松自由的政策，新來的猶太移民與阿拉伯原住民得到了平等對待，這為以色列建國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猶太移民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與以色列猶太事務局的支持下，在日后的以色列領土與控制區內組建了自治機構（以色列建國后這些機構直接演變為政府部門），為當地的建設進行規劃與動員。
移入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中既有無產階級，也有中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他們各有所長，因而在自治機構的統籌管理下各有分工。猶太移民中的農民與工人在初期為巴勒斯坦地區的農業、輕工業與基礎設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正是這些人為未來的中東大都會--特拉維夫的發展打下來堅實的基礎，并締造了以色列第一座基布茲（猶太版本的集體社區，主要從事工農業生產，且享有高度自治權），并將其推廣至巴勒斯坦地區全境。
同時猶太移民中受過良好教育的醫生、教授、建筑師與律師等各行各業的專家則為原先現代化進程幾乎為零的巴勒斯坦地區帶來了先進的醫療、教育、建筑業與重工業，他們設計的特拉維夫白城（包豪斯風格）如今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同時也是由于他們的到來，巴勒斯坦地區有了鐵路與電網，海法港及其附屬的煉油廠也得以竣工。
而猶太商人與資本家則用自己的萬貫家財從阿拉伯原住民手中買下土地供給同胞建設，為猶太社區與定居點的發展與擴張注入了大量投資。若沒有他們的資本輸入，猶太人也無法在短短半個多世紀內將荒無人煙的巴勒斯坦初步打造成較為宜居的地區。
猶太移民各階層在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與以色列猶太事務局的統籌規劃與號召下，分工協作，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發光發熱，正是得益于他們的辛勤勞作，巴勒斯坦地區才獲得了快速的發展，生活條件比之前提升好幾個檔次，進而吸引了更多離散在外的猶太人移民以色列。至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夕，已有65萬猶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定居了下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后，次日旋即爆發第一次中東戰爭。盡管戰火連連，但這并沒有妨礙從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歐洲各國的猶太人（他們大都一貧如洗）爭相定居以色列，因為二戰后歐洲一片廢墟，經濟衰退，生活水平下滑嚴重，大量熬出頭了的猶太人已不想再過寄人籬下的苦日子，于是選擇去已初有起色的猶太家園--以色列以尋求更好的生活。在1948年至1951年的短短三年內，就有近69萬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以色列國的人口因此翻了個倍。
因為戰爭威脅，新生的以色列國在民用生產方面采取了諸多節省開支的措施，以確保國防生產不受影響，這使得以色列民眾的生活一度相當艱苦，但以色列政府并沒有因此虧待人數眾多的新猶太移民，反而竭盡全力地為他們提供各類日用物資乃至包括房屋在內的各類配套基礎設施，并為其創建優越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幫助其融入以色列社會。
當新猶太移民抵達以色列時，以色列政府為他們安排了一些列流程：統一先進行消毒，然后接受免費體檢并注射疫苗，接著便拿到了分發的食物，隨后前往居所。最早的移民們獲得了以色列政府贈予他們的房產，其不僅設施齊全，面積適宜，而且大都坐落在配套設施較完善的城區內。而之后的移民們因房屋緊張的關系，暫時先住進了以色列政府的移民營（希伯來語：MahanotOlim），說它是營地，實質上是帳篷城，其大都坐落在城鎮和村落周邊，移民營中的新移民暫時無需工作以維持生計，其所有生活開支由以色列政府下屬的機構覆蓋。
五十年代初期，以色列政府逐步將移民營升級成為過渡營（Ma‘abaraot），其大都由軍營改建而來，由此新移民住進了金屬棚屋，并有了公用的廁所與淋浴設施，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五十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開始出資在過渡營所在地建設永久性的住宅群，以替代臨時板房，后來的新移民由是終于無償得到了自己的住所，由此過渡營演化升級成了發展城鎮（AyaratPitu’ah，類似于我國的小區或新村），日后逐步擴大為新城市，目前在以色列全境共有20座發展城鎮。
另一些新移民則在設法獲得住房后，選擇直接離開過渡營，則離開時以色列政府會給他們發放口糧配額卡、身份證與鋪蓋，并贈予其約30美元的現金。這些人一部分住進了已建成的城鎮里，一部分則入住基布茲與莫沙夫（莫沙夫雖也是從事工農業生產的集體社區，但其為家庭經營模式，而非基布茲的集體經營模式）。
吸收了大量新移民的基布茲和莫沙夫不僅在以色列的工農業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在國防和政治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早期的基布茲與莫沙夫常常坐落在以色列的邊境地區，居民除了參加勞動外，也會接受民兵訓練。由此，以色列政府將部分新移民訓練成了耕戰結合的先鋒，作為戰略部署，協助保衛以色列。
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期間，許多以色列的政治家以及軍事和工業方面的領軍人物都在基布茲或莫沙夫生活過。在八十年代前，基布茲與莫沙夫一度經濟高度繁榮且貧富差距較小，使得外人對生活在其中極為向往，進一步吸引了離散在外的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在八十年代末蘇東巨變后，大量原先因配額原因無法移民的東歐猶太人扎堆定居以色列，其中以俄國猶太人最多。
除去被動接收猶太移民，以色列在離散在外的猶太人因迫害、戰亂或饑荒而陷入危難之際的時候還會“主動出擊”，開展專項行動，將目標國的整個猶太社群接到以色列，如如49年至50年的魔毯行動將近5萬名也門猶太人護送至以色列；51年以斯拉與尼希米行動將全部的12萬名伊拉克猶太人接至以色列，使其擺脫了被阿拉伯穆斯林迫害的危險；84年至85年的摩西行動與91年的所羅門行動則將550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從饑荒和內戰中拯救了出來。至1991年，以色列人口已突破500萬大關，是剛建國時的6倍多。
可以說，以色列不僅在“搶人大戰”中占得了先機，也在“留人”的持久戰中獲得了勝利：其通過在戰時與戰后被動或主動地吸納猶太移民，甚至是難民來為自己的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使本國人口不斷增長，至今其已達880萬，是剛建國時的十倍多。由于不斷吸納移民，以色列人口持續穩定增長，由此帶動了本國市場規模的不斷穩步擴大，以此拉動內需，實現經濟的持久快速增長。由此，以色列逐步走向富強，有了源源不斷的資本，以建設高福利、高生活水平的社會，科教文衛事業發展勢頭迅猛，很快超過了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其水平目前與歐美國家不相上下，甚至還有超過它們之處。這樣，以色列不僅留住了原先的猶太移民，而且還吸引了更多的猶太人前來定居，并使他們留在以色列，實現了人口紅利的長久化。
除去為移民提供優質的科教文衛資源與發達的基礎設施等“硬件”外，以色列也相當注重“軟件”的建設，其包括自由的政治環境、多元的文化格局與開放的創新氛圍，這三者也是以色列在“搶人大戰”與后續的“留人大戰”中獲勝的重要因素。
得益于猶太人重視教育和崇尚知識的優良傳統與以色列基于強大國防的精英培養模式（以色列全體猶太公民，除極端正統派外，不分男女都需服兵役），以色列公民大都思維開放，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創業精神。以色列還出臺了多項法律法規吸引猶太人移民，甚至在1999年承認雙重國籍，以協助500多位外籍猶太科學家定居以色列，由此以色列吸引了大批高技術猶太人才“回歸祖國”。
在有了人才資源與技術資源的后，以色列還為創新創業者提供資金與政策扶持，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色列政府不僅設立風險投資基金直接為初創科技企業提供財源，而且還不斷加大對企業研發的支持力度，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科技研發。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以色列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維持在5%左右，遠超平均水平，多年位居全球首位；為了幫助初創企業分散風險，以色列政府不僅出臺了多項法律，以此規定政府在扶持初創企業時因盡的義務，并降低高新技術行業的稅率，而且還實施了技術孵化器計劃，為初創企業提供融資、研發、管理、市場開發等全方位支持，以色列政府承擔費用的85%。
由此，以色列成了一片創新的熱土，據統計，以色列創業企業密度全球第一，平均每1844個人就有一個創業者；以色列人均風險資本投資全球第一，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0倍、中國的80倍、印度的350倍；以色列在納斯達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非美國公司超過整個歐洲總和。如此優異的創新創業環境，則會不吸引離散在外的猶太人“回歸祖國”打拼呢？目前以色列的新移民中，不僅有來自阿拉伯國家與伊斯蘭國家的猶太人，更有來自法國、甚至是美國的猶太人，從別的發達國家口中“搶下人才”，已證明了以色列在“搶人大戰”中完勝。
由以色列“搶人”的經驗中我們不難得出，人才在乎的不僅是一本護照或是一紙戶口，更在乎所在國家或城市的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就業與行政管理等綜合競爭優勢。
因此，我國各城市應改變簡單地把人“搶”過來的現狀，而應將眼光放長遠些，注重后續的“留人”階段，持續夯實社會保障、公共設施、行政管理等配套基礎，而不是糾結于諸如引進人才多少萬人，一天多少大學生落戶，到20XX年全市人口到底X千萬等紙面上的漂亮數據。
讓人才能夠真正留下來，發揮人才的最大潛能，為城市的發展做出卓越的貢獻，才是“搶人大戰”核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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