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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陜西臨潼的兵馬俑景區里，如往常一樣，游人如織。每一位參觀的游客，無不被眼前的氣勢恢宏所震撼。他們駐足觀看，發出陣陣驚嘆。他們或許不知，如今這個壯觀的“地下軍團”已經失去了最初的守護者。
5月16日21時30分，82歲的趙康民與世長辭。44年前，正是他最早將兵馬俑認定為文物并進行了最初的修復，守護了這一偉大的人類文化遺產。
作為一名考古學家，趙康民將畢生奉獻給了文博事業，秦俑的鑒定、修復只是他眾多考古功績中的一部分。“父親一生低調。”趙康民的兒子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說，葬禮辦得很簡單，沒想到他的去世會驚動世界。
“秦武士俑”出土記
1974年3月下旬，在西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臨潼西楊村，當地村民楊志發、楊文學、楊培彥等人組成了一支打井隊，開始抗旱打井。
打到四五米深時，突然發現八個殘破的陶俑，還發現了磚鋪地面、銅弩機、銅箭頭等。他們望向這些樣式古怪、叫不出名字的“瓦片”，不知所措。后來，他們給它們起名“瓦盆爺”。之后，有村民來對“瓦盆爺”燒香叩拜，還有村民把它們當成“天旱”的兇兆，避之不及。
陶俑問世28天，無人意識到它能與“國寶”沾邊。4月25日，文物考古專家趙康民從電話中聽到這個消息，一聽說挖出來的瓦人“頭比真人頭還大”，他又驚又喜。他騎著自行車一路飛奔，到達了西楊村。在打井現場，他看到井周的殘俑橫七豎八。一番觀察后，趙康民判斷，這是一座陪葬坑。他跟井邊的人說，這不是什么“瓦盆爺”，可能是國寶。
第二天，趙康民便將這些殘俑裝上了架子車，送回縣文化館保管與修復。三天后，兩個身高1.78米、身穿戰袍的武士俑修復完成。他當時指著修復好的陶俑對新華社記者藺安穩說，“這是秦代的武士陶俑。史書沒有記載，從現場看，是屬于秦始皇陵的武士俑陪葬坑。”
6月，藺安穩將“秦代武士陶俑”的情況寫成內參，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7月，袁仲一、趙康民等人組成秦俑考古隊，進入發掘現場，對一號俑坑試掘。之后，又相繼發現了二號坑、三號坑。
趙康民在其《考古生涯》中的一篇自述中寫道，“秦始皇兵馬俑的發現發掘，彌補了這個斷裂文明的缺失。對于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秦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雕塑藝術，青銅鑄造技術等方面特別珍貴。”
趙康民當年修復的陶俑，現陳列于臨潼區博物館內。
發現秦兵馬俑第一人
關于“秦始皇兵馬俑發現權”，曾有過紛爭。據媒體報道，2003年12月，當年的打井農民之一楊新滿曾代表打井農民，聯名向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遞交“秦兵馬俑發現人”的資格認定申請，要求博物館頒發證書，確認包括他在內的9名農民的“兵馬俑發現權”。
楊新滿在當年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兵馬俑博物館在介紹兵馬俑發現時，只模糊地說，1974年由農民打井時發現。為什么不提我們9個人的名字，這不公平，如果沒有我們，能有這個震驚世界的奇跡嗎？”
2013年10月26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曾發布《秦陵秦俑考古工作紀實：一號坑的發現、發掘和研究》一文。
文中稱，“就考古知識而言，一般意義上的科學考古發現，應是指對遺址或遺物的時代、性質以及名稱的基本認識。1974年3月，農民打井挖出的兵馬俑陶片，嚴格來說，不能稱之為‘發現’，準確地說，是‘偶然挖出’，它只是為考古工作提供了發現的線索。”文章認為，打井是多人合作的工程，“偶然挖出”兵馬俑應歸功于當年的“打井隊”集體。
文章認為，真正考古意義上的發現，是臨潼縣博物館原館長趙康民。當年，他知曉情況后首次趕到現場，運用專業知識，識別出了“秦代武士俑”，并對它的時代、名稱有了基本認識，后來，趙康民還將殘碎陶片收集起來，進行修復。
可見，趙康民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發現和認識秦兵馬俑的人。
低調寡言的一家之主
趙康民身高1.78米，高高瘦瘦，嗓音喑啞。在家人眼里，他不愛表達，滿心全是考古。
趙康民的次子趙奇告訴北青報記者，“我哥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感覺我們哥兒倆長這么大，父親這一輩子跟我們說的話，都不超過一百句。”
退休前，趙康民的吃住幾乎都在臨潼區博物館，有時，妻子會在下午給他送飯。他的飲食不講究，大多是饅頭。退休后，他沒有停下工作，將心血繼續傾注在文博事業上。平時，只要一聽說館里來了新文物，趙康民就會立刻去博物館。
在家里，他的時間也大多在書房中度過。趙康民生活簡單，作息嚴格。每天早上4點準時起床，進書房整理書稿或者閱讀；晚飯后，他步行去兩公里處的博物館；到晚上10時許回家睡覺。
但更多時候，趙康民會在書房寫書稿。這個只有十多平方米的書房，陳設簡單。滿眼望去，是占據了一面墻的書柜，和一個靠窗的整潔書桌。平時，趙康民在這個書桌前伏案寫作。在無數個日夜里，他寫下一本本書稿。一筆一畫，每一頁的字跡都端正、遒勁。
他不關心家中瑣事，沉浸于自己的考古世界里。他的工作也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家中一切事務交由妻子管理，兒孫交由妻子照料。趙奇的女兒出嫁時，趙康民仍在埋頭工作。家人見此情形，還拍下了他在書房工作時的認真背影。
“在過去，臨潼是文物大縣，出土了各個朝代的文物。父親作為臨潼區博物館少有的考古學家，各個方面都得研究，工作比較繁瑣。”趙奇學習過考古，深知考古的枯燥。他認為，父親將畢生都奉獻給了考古事業，難能可貴。
趙奇回憶稱，趙康民曾說過，對他父母有虧欠，“父親看望我爺爺奶奶的次數很少，他自己說過，對爺爺奶奶，他這一輩子不孝。”趙奇說。
“談文物能說上一整天”
王肅是趙康民的學生，1986年左右，王肅還是一個26歲的年輕小伙。那年，王肅來臨潼普查文物，跟隨趙康民學習考古，被他深厚的考古功底所震撼。“老人家的古漢語、甲骨文功底很好，我的古漢語、甲骨文都是跟他學的。”王肅告訴北青報記者。
“老人平常話不多，但在談起文物時，能說上一整天。”王肅說，那時自己常跟著趙康民，騎車去各個鄉村研究文物。他們在各個墓碑前抄碑文，用宣紙拓片，回去接著查資料、查文獻，甚至還睡在辦公室里熬夜工作。王肅說，“當時他只想著趕緊弄完工作，有靈感的時候會一直工作。”
在王肅眼里，趙康民任勞任怨，對學生要求嚴格。與趙康民相處時，王肅明顯感覺到，這個大名氣的文物工作者，在待人接物時異常謙虛，沒有一點張揚。研究文物時，趙康民從不計較名利，重視考據，一心要把文物研究透徹。“他經常說，要把這個（文物）說清楚，我從沒聽他說過‘寫文章是為了去哪兒發表’之類的話。”王肅說。
趙康民的學術修養、為人品格對王肅影響很大。回到西安后，王肅一直在從事文物研究工作。對他而言，趙康民亦師亦友，兩人維系著多年的師生情誼。直到趙康民離世前，王肅每個月幾乎來臨潼兩次，與他來往。
提起趙康民，臨潼區博物館陳列部負責人梁方也難掩敬仰之情。對于她和同事來說，趙康民從事文博考古工作40余年，始終牽掛著博物館。即使退休了，趙康民也沒有真正退出工作。梁方稱，趙康民退休后，館里的同事們一直與他保持聯系，向他請教業務上的工作。
“他的考古生涯充滿豐功偉績，秦俑的修復鑒定只是趙老所有功績中的一部分，還有很多遺址是他發現的。”梁方說。據了解，趙康民不僅發現了兵馬俑，還主持發掘了唐慶山寺舍利塔地宮、唐華清宮御湯遺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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