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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江南，霏霏雨絲伴著外公的弦板、外婆的吟唱，把我帶到上虞豐惠鎮南街的“勅五堂”。時光過得真快，122年前，這座已薪傳了300年的胡氏古宅，誕下了第九代的第一個男孩，他就是后來的大牌記者，著名編輯家、出版家、翻譯家，被稱為“中華民族脊梁”的社會活動家胡愈之。
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他是我們光明日報社的第一任總編輯。
1982年我大學畢業，經過中文系老師們的集體決議，一致推薦我進入光明日報社工作。從那時起，青澀如一枚含羞草的我，便知曉了“胡愈之”這個燈盞般的名字，并就此有了驕傲炫人的夸口……
孰料“天意從來高難問”，眼見著一年年鶯飛草長韶華去，直到如今紅顏已去，兩鬢見霜，我才有機會來到浙江上虞，拜謁“我們胡老總”的祖屋。
祖屋“勅五堂”
從祖上來說，胡家是此地的大戶人家。正如我所想，三進院落，四排樓房及多間附屬平房，門柱梁氣勢儼然，雕花窗文雅貴氣，整座建筑不見奢華繁復，但求卷帙浩繁。最氣勢奪人的是有著眾多匾牌和楹聯：“中翰第”“大夫第”和“東方月上，忙開書卷課兒曹；南畝春來，予誡鋤犁修穡事”“二百年祖宅，十一世書香”等。然而，最令胡家世代子孫驕傲的，還是“勅五堂”匾牌，高懸在第一進院落的正房門楣，乃胡氏傳家的鎮宅之寶。“勅”今寫為“敕”，乃皇帝的詔令，是皇上本人才能用的字；“五”在這里是數字。什么意思呢？原來，這里面藏著一個年深日遠的真實故事。
胡氏的高祖乃宋代大儒胡國安。他是北宋哲宗朝進士，被擢為“太學博士”；欽宗時被敕封“太常少卿”和“起居舍人”兩職，但皆被他辭官；高宗時又被敕封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兩職，國安依然不愿在官場上混跡，只接受了“侍講”一職，每日嚴謹端肅地給皇上講課。后因課講得好，受到高宗賞識，又被加封為“給事中”一職。胡國安不僅再度辭官，而且竟然離開宮廷，歸去衡湘書院，甘心做了一名無官位、無“職稱”、無權無勢的“人民教師”，最后，氣定神閑地以講學、著書而終其一生。這種不被官場名利所惑，堅持枯坐冷板凳、一心做學問的舉止，是中國傳統文人們所倍加推崇的典范。不過歷朝歷代，宦海茫茫，基本上都是士大夫們口頭上唱唱高調而已，沒有幾人當真的。然而胡國安是真正做到了，五次被敕封而辭官，成了胡家子孫的世襲驕傲，這便有了“勅五堂”。
胡愈之便是在這樣的家風熏陶下慢慢成長起來的。在整座院落的西北側，有一間小小的“后咫園”，是他與兩個弟弟讀書發蒙的地方。他的爺爺胡仁耀曾任清代內閣中書，父親胡慶皆是民國初年上虞縣的教育會長，父子倆都是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也是帶動鄉里的耕讀傳家的士紳。那時，豐惠鎮還不叫“豐惠”，也非鎮屬，而是老上虞縣城所在地。
“上虞”者，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父系氏族公社后期，唐堯禪讓有虞氏部落的首領虞舜，但其子朱丹不滿而作亂，舜避居故里，百官皆相從，從此便有了“上虞”及“百官”之名。另一說是“虞”通“娛”，此既是舜帝的誕生之地，亦是神仙們聚會娛樂的仙境。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也，今人完全不必辛辛苦苦地考證傳說之真偽，我們已確鑿知道，位于古越文化核心區的上虞，在7000多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在春秋戰國時代，就有了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壯舉；在秦始皇時期（公元前222年），就已被設置為上虞縣……壯哉上虞，已經有壽2240歲了！
這些家鄉的瑰麗傳說，更兼遠祖的典范故事，是世代讀書的胡氏家族的精神支柱。傳到胡愈之幼小的心靈時，在愛國主義精神之上，又加增了民主主義思想的時代新萌芽。胡愈之從小便顯露出文化上的天賦，從春暉小學到紹興府中學堂（今紹興市一中），他都是名列前茅的優秀學生。說來，他還算是魯迅先生的親傳弟子呢——15歲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被紹興府中學堂錄取，當時魯迅正在該學堂任學監兼博物課老師，主要管理學習紀律，每晚都要在自修室巡查。有一天正是在晚自習課時，少年胡愈之淘氣，寫了一篇戲謔同學的文章，當場被魯迅發現，不過先生沒有批評他，只是威嚴地瞥了他一眼，把年少氣盛的胡愈之弄了個大紅臉，老實了一段時間。
不過十幾郎當歲的年紀，正是男孩子最淘氣的階段，過了一些時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把老師同學的綽號編成對仗句、聯成文章取樂。正當此腦酣耳熱之際，他的舉動又被從身后走來的魯迅發現，其“作品”又被先生讀了，這回胡愈之心里真是害怕了，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等著挨訓。不料，魯迅先生再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并沒有發火，一言不發就離開了。這兩眼等于是兩鞭子，抽在了頑皮少年胡愈之心上。此時無聲勝有聲，于無聲處聽驚雷，最好的教育就是如此，培養自尊勝于訓斥罰責，一下子，胡愈之的“明理花”開了，從此進入人生的正式階段，再也沒犯過此類錯誤，而是把一門心思都放在了發奮讀書上。
全才型巨子
魯迅先生真是慧眼識人，幾年后乃至幾十年后，胡愈之逐漸成為全才型人杰，在新聞報道、編輯出版、文學創作、翻譯名著等各個領域，都做出了耀眼的業績，乃至成為中國進步出版事業的先驅者之一，成為新中國出版事業的主要開創人。
他似乎就是上天派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干將，一生與新聞出版結下不解之緣。1914年18歲時候，他就在家鄉的霏霏雨絲中忙碌開了，辦起平生第一份小報《利息表》。雖然按新聞規范嚴格地說那還只能算是一本小冊子，但請不要忘記，那是一個多么不平凡的開端。以后的一生中，胡愈之主編過家鄉的報紙《上虞聲》，向父老鄉親介紹“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接手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志》，當時他還只是一名工作之余讀英語夜校，并自學日語和世界語，并剛剛開始發表著、譯文章的“小青年”。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熱血沸騰的胡愈之等人主持創辦了《公理日報》，跟蹤報道運動的起因與發展過程。1927年“四一二”政變的次日，悲憤交加的他起草了對國民黨當局的抗議信，邀集鄭振鐸等7人簽名，在《商報》上發表出來。這可惹惱了國民黨反動當局，胡愈之被迫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系統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逐漸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1931年初學成回國，胡愈之在途中訪問了莫斯科，寫下《莫斯科印象記》，介紹“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實況，在中國民眾，特別是廣大青年中激起了強烈反響。
由于胡愈之同社會各界聯系廣泛，社會影響大，比較適宜做統一戰線工作，1933年初，以牧師職業為掩護、擔任左翼社會科學聯合會書記的中共地下黨員張慶孚，與胡愈之取得了聯系。經幾次深談，了解到他對共產主義的忠誠和迫切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后，于當年9月秘密吸收他為中共特別黨員，歸中央特科領導，不參加黨的基層組織活動，也不參加群眾性革命團體，只與中央特科單線聯系，以民主人士身份從事社會活動。這一秘密，一直到1979年中共中央公布了在民主黨派中工作的中共黨員名單，人們才得知胡愈之已經是有著46年黨齡的“老革命”了。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爆發——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7位社會賢達，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與中共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國民黨當局竟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他們并欲加審判。這一倒行逆施的舉動激起民憤，全國各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胡愈之擔當起指揮營救“七君子”活動的重任，他組織律師辯護，動員輿論聲援，并再次沖鋒在第一線，親自撰寫了《愛國無罪聽審記》的長篇紀實報道，及時揭露了反動派的丑惡面目，最終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七君子”無罪釋放的勝利。后來，《愛國無罪聽審記》成為中國現代新聞史上的名篇，它的寫作過程亦頗有傳奇色彩。胡序威《文化出版界的巨人》記錄道：
1937年6月11日，蘇州法庭開庭審訊救國會“七君子”。12日晚，胡愈之在聽取剛從蘇州回來的記者和家屬匯報的同時，即揮筆起草《愛國無罪聽審記》。為了趕時間，他采取邊寫、邊刻印、邊送報館發排的辦法。當時身歷其境的胡子嬰曾有過這樣的記述：“這篇稿子的頭已在各報館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還在奮筆直書。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看到胡先生寫稿的情形，方信確有其事。”第二天早晨，各報多以《愛國無罪聽審記》通欄標題刊出，轟動了全上海。
此時，這位從上虞“勅五堂”走出的朗朗少年，已經成長為一位站在時代大浪潮前排的新聞出版巨子，更是義無反顧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在他的一生中，參與創辦、擔任主編或社長的報刊，有《東方雜志》、《公理日報》、《生活周刊》、《文學》月刊、《世界知識》雜志、《新生》周刊、《生活日報》、《國民公論》、《南洋商報》、《南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月報》等，達二三十種之多。他還組織了斯諾《西行漫記》的翻譯出版工作，推動了《魯迅全集》的出版。同時他還是民盟的核心領導人，是新中國政協的籌備人之一，曾擔任新中國首任國家出版總署署長，最后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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