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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神”的深厚內涵，與儒家“和合”理念相通，為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貢獻。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17年來，國際影響力之所以不斷提升，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就在于背后有其“道”其“理”。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儒家的“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處。“吾道一以貫之”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基本內容，為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注入“和合”文化神韻。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今年，孔子的故鄉山東迎來上海合作組織青島峰會，青島也是東漢經學大儒鄭玄講學之地，至今還有康成書院遺址。儒家文化的流風余韻，使這次峰會呈現出別樣的東方文化意涵。習近平主席在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辭中，指出儒家主張“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四海一家”。在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引用《尚書》《禮記》《論語》這些儒家經典，不僅是在重申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也賦予了中國這些古老思想以新的時代價值。而整個峰會所體現出的“上合智慧”，也充滿了儒家文化的哲學思維與歷史思維，體現了儒家處理相互關系的“和合”思想。
“上海精神”將“互信”排在首位，就充分體現了“和合”精神。這是因為不管是一個國家內部還是國與國之間，都是信任為先。《論語》中，子貢向孔子問政，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間，如何做選擇？孔子認為“信”是優先的價值選擇，因為“民無信不立”。“互信”的觀念，超越了國際上流行的一般國際關系理念，讓“做好鄰居”深入人心。上合組織17年來的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從最開始對于邊界問題的成功解決，到應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再到當前強調求同存異、合作共贏，“互信”是基礎。
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來看，“上海精神”中的“互利”是在“互信”基礎之上的拓展。在“互信”建立之后，共同發展經濟成為互利的堅實基礎。正如《周易》所說，“利者，義之和也”。這是一種體現儒家哲學思維、強調相互關系的新型國際關系原則，是對西方單邊主義的克服與超越。實現“互利”，首先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為對方著想，找到合適于雙方的最大利益所在，如此才既是“可大”之道，共同的利益不斷擴大，信任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多，同時也是中國文明所追求的“可長可久之道”，這就是中國深厚的歷史思維。正是“互信”“互利”，使得上合組織國家真正成為好鄰居、好伙伴，從而逐漸凝聚為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今天，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在產業、能源、貿易等方面的合作越來越多、互補性越來越強，就是最好的證明。
“上海精神”的深厚內涵，與儒家“和合”理念相通，為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貢獻。尤其要看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也帶來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內部貧富差距的問題，解決之道不是要排斥經濟全球化，而是對其改革與完善。“上海精神”中的“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正是對于這一弊病的矯治。《周易》強調“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論語》也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經濟全球化絕不意味著要抹殺文明的差異，而是求同存異的過程。在其他場合，習近平主席多次引用孔子“和而不同”的主張，這種倡導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各美其美、和平相處的思想，對處理國際關系具有深刻啟示。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文明傳統和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秉持“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的理念，將有效解決地區難題、復雜問題。
正是上合組織所具有的“上海精神”，逐漸吸引周邊國家主動加入。今天的上合組織，從中亞擴展到南亞、西亞，從原本的陸路擴展到海上的印度洋。上合組織“行勝于言”，從最開始不被世界注意，尤其不被西方看好，到今天真正顯示出合作的成效，參與引領新一輪的海陸一體經濟全球化，從而為世人所矚目。在這個意義上，“上海精神”既與儒家文化相通，又是新型國際關系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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