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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年，即洪武十八年，明朝頒布了一本名為《大誥》的刑典。
這是一本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刑典。刑典里面收集了這一年來的重大案件。朱元璋將刑典以誥文的形式，在全國范圍發布，意在告誡各級大小官員和普通老百姓，引以為戒，不要重蹈覆轍。
《大誥》所收集的重大案件，既有誹謗皇帝、結黨亂政等涉及士大夫的案例，也有抗糧、抗差、抗租等涉及老百姓的案例。但是大部分是涉及官員貪污腐敗的案例，如玩忽職守、濫設吏卒、貪贓受賄等。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也被收集入《大誥》。
“郭桓案”發生于1385年。郭桓時任戶部侍郎，相當于現在財政部的副部長，屬于級別不高（正三品）、位置卻很重要的官職。當年3月，御史余敏、丁廷舉控告郭桓勾結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趙全德等人貪污腐敗，具體事由包括“私吞賦稅”“私吞秋糧”“巧立名目，加征多種稅賦”等。
朱元璋大怒，責令審刑司吳庸進行審訊。這一審不得了，審出一個牽連12個布政司，牽涉禮部尚書趙瑁、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至德等高官的全國性重大案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由于此案牽連太廣、懲罰太重，引得民怨沸騰。為了平息民怨，朱元璋被迫殺掉此案的主審官吳庸。
朱元璋在《大誥》對“郭桓案”發出感嘆：“古往今來，貪贓枉法大有人在，但搞得這么過分的，實在是不多。”
除了“郭桓案”這種全國性的重大案件，《大誥》還收錄了侵吞錢糧、逃避糧差等“芝麻”案件，說明了朱元璋既要打老虎、又要大蒼蠅的決心。但是，案件雖小，處理卻很嚴厲：“攬納糧物，隱匿入己，虛買實收者，處死，籍沒其家；說事過錢者，處死……”動不動就掉腦袋，是《大誥》的一大特色。
不僅僅是掉腦袋，《大誥》所列凌遲、梟首、族誅者、棄市等案例，懲罰措施都遠遠超過了《大明律》。而且，《大誥》還恢復了刖足、斬趾、去膝、閹割等早被廢除的酷刑，又創新設立了斷手、剁指、挑筋等從沒有過的酷刑。
《大誥》頒布后，朱元璋又陸續編寫頒布了《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三本刑典。這四本刑典統稱為《御制大誥》。
朱元璋頒布《大誥》后，要求全國老百姓家家戶戶都要收藏一本。他宣告：“朕出是誥，昭示禍福，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觀為戒。”這就是說，老百姓犯下“杖徙流”等罪名，憑此書可罪減一等；沒有此書則罪加一等。
《大誥武臣》主要收錄武臣的罪案。朱元璋要求武臣全家老小都要背誦《大誥武臣》，稱：“不聽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兒每不記呵，犯法到官，從頭兒計較將來，將家下兒男都問過：你決得這文書里幾件？若還說不省得，那其間長幼都得治以罪。”
這樣就夠了嗎？并沒有。朱元璋還將《大誥》納入科舉考試的題庫。這樣一來，全國成千上萬的讀書人都得搖頭晃腦地背誦《大誥》了。朱元璋還經常在京城召開以《大誥》為主題的學術報告會，一次性就召集了19萬人來京城參加。對于這些積極分子，朱元璋一律賜鈔遣還。
不過，由于《大誥》所收錄案例過于嚴酷，朱元璋死后沒多久，《大誥》就逐漸從民間消失了。曾經家家戶戶、人手一本的《大誥》，早已灰飛煙滅、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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