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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二年春天，保利藝術博物館的專家在香港古董市場購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銅器，叫燹公盨，其內底的一篇九十八字的銘文，引起學術界的震動。銘文劈頭便講：“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乃差地設征。”撇開銘文的其他重要內容不論，僅這十來個字，就說到了中國古代地理的一樁大事，即大禹治水。
燹公盨
大禹治水是每個中國人熟悉的一個歷史傳說，大概在小學課本中就有了。大禹治水的意義不只是戰勝水災，不只是把洪水疏導光就完事了，這個傳說中包含著一系列整理疆土的偉業。到目前為止，我們能追溯到的中國大地上大范圍的、一體化的人文地理格局形成的起點，就是以大禹治水這件事為標志的。
禹貢九州山川之圖
大禹治水后，他所行經的地方，被稱作“禹跡”。經過大禹治理的地方就變得文明，沒得到大禹治理的地方依然是野蠻世界，所以“禹跡”就成為文明之邦的代名詞。“芒芒禹跡，畫為九州”（《左傳》），在“禹跡”的范圍內又劃分為九個州，于是“九州”又成為文明之邦的代名詞。從歷史地理的角度看，“九州”比“禹跡”有了更進一步的演進，因為“九州”說出了一套地理分區體系、一個大范圍的地理格局。從洪荒世界到“九州”的演進，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側面，一場重要的宏觀地理變革，這場變革是在大禹治水的傳說中表述出來的。
山東嘉祥武氏祠東漢時期大禹像拓本
關于大禹治水的傳說，文獻中多有記載，而最經典的歷史文本是《尚書》中的《禹貢》篇。在王朝歷史時期，《禹貢》屬于儒學經典，備受尊崇，人們篤信大禹治水、分畫九州是事實。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王朝體系崩潰，舊學淪落，新思潮涌現。在這個背景下，一批歷史學家對中國早期的歷史傳說進行了認真的清理，指出傳世文獻記錄的東西不是那么可靠，于是糾正了不少對早期歷史的誤傳。關于大禹治水這件事，傳世文獻的記載受到懷疑，而確鑿的證據只有東周時期的銅器銘文，所以大禹治水的傳說到底是什么時候出現的，謹慎的人只追溯到春秋戰國，不敢講得再早。
現在，燹公盨的發現及其銘文的釋讀，將大禹治水傳說的確鑿證據提前到了西周時期。有了這個證據的支撐，文獻中有關西周時期大禹治水、分畫九州傳說的記載也相應增強了可信性。我們可以確信，在大約三千年前的時候，大禹治水的傳說已經流行了。
燹公盨銘文拓片
大禹治水是歷史“傳說”，但傳說背后的時代特征與傳說表述的觀念應當是真實的。在大禹治水、分畫九州的傳說中，我們最關心的是對大范圍疆域得以整治的積極頌揚，和對其作一體分區的認知方式。這些東西都是西周時期地理思想史上的重大成就。一些青銅器銘文證據顯示，到了春秋時期，無論是東方的齊國還是遠在西方的秦國，都存在著這樣的頌揚和認知方式。
我們一般把“統一中國”的功勞歸于秦始皇，而說周代是一個分封割據的社會。但是在許多觀念上，特別是在地理觀念上，“一統”化或一體化的東西早已在周代大量出現了。除了“禹跡”這個仍帶有原始痕跡的一體性地域概念外，周人還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也是一體，是更成熟的一體性地域概念，“九州”則是它的分區。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所稱頌的“平水土、畫九州”的偉業都是在禹的名義下完成的。這說明在周人眼中，禹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而禹所處的夏朝是一個有成就的歷史時代。不管周人做了怎樣的夸張，也絕不會是無端的編造，我們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問題時，對于周人所傳頌的事情，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在這次發現的燹公盨銘文中，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地理思想史內容。銘文中將大禹治水與“明德”密切聯系起來，也就是說，大禹治水已成為“德”的重要例證。“德”，是周人著重宣揚的精神崇拜對象，是一切事物是否具有正統性的標準。大禹治水與“德”的聯結，說明“禹跡”、“九州”這些連帶性觀念，都具有了如“德”一般的崇高地位。這一思想發展，為后世以“九州”為代表的大一統地理觀念之不可動搖的地位，奠定了基礎。這是一樁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中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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