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與抒情相從相生
詩意和故事形影不離
中國傳統文學中,抒情與敘事、詩意與故事常常形影不離。

第一,以借景抒情為主、以敘事造勢為輔,是詩詞曲之韻文文體。其中,可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以故事為主線的敘事詩,如《七月》《長恨歌》《圓圓曲》等;另一種以抒情為主,情中帶事;還有一種是事隱藏于詩情畫意之后,明其事方可體會詩境和真情。
前兩種常見,無須舉例;第三種較少見,最知名的應算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古人已逝,來者不生,現在的人怎么能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似乎是在說沒用的話。至于“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簡單來看就是想天地如此之大而長久,自己如此渺小而短暫,不竟悲從中來。若這樣解讀,這首詩便不漂亮,或者說沒什么太大意思了。
事實上,此詩的關鍵詞是“古人”和“來者”。這兩個詞隱含著一段詩人以樂毅自居、欲在軍中施展抱負卻反遭貶罰的悲傷故事,以及古代燕昭王筑黃金臺招攬天下賢士的佳話。由此,“古人”和“來者”都是比喻伯樂。自信有樂毅之才的陳子昂,卻找不到可識其才的伯樂,不由得愴然涕下。這樣一來,敘事與抒情依然相從相生,只是事隱于情之后。
第二,以敘事為主,以造境寫意為輔,是散文、小說的非韻文文體。其中,小說雖然主要是敘事的,卻常伴有詩詞曲賦和詩情畫意的場景;唐傳則奇倏忽奇變,給人詩情畫意的美感,實為以詩思、詩筆敘寫小說。
僅就長篇小說來看,我們就不時能看到其中夾雜著詩情畫意的場面。在《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山寺夜讀”“劉備招親”一類的場景畫面屢見不鮮。在《西游記》《水滸傳》中,也常見給人帶來閑情逸致之樂趣畫面。到了《金瓶梅》,不僅辭賦、小曲、戲曲皆成敘事寫人表意的常見手段,就連笑話、酒令乃至人名、樓名、地名也別有意趣。寫到精細處,言內意外對照回應,處處藏有深意。
而《紅樓夢》敘事如畫,愈讀愈感詩情畫意充盈其內。且不要說黛玉葬花、寶釵撲蝶,單小說第一回寫甄士隱的故事,便可謂一部《紅樓夢》的縮影和解讀之文眼。一僧一道之《好了歌》,賈雨村中秋吟月之詩,“賈雨村”“甄士隱”的諧音寓意,處處暗藏玄機。
再來看戲曲敘事,更是精心創造詩情畫意的場景和心境。有人覺得,中國文學不善于寫心理活動。其實,傳統戲曲之唱詞,似乎專為唱心理活動和寫矛盾情感而設,如《竇娥冤》之“刑場”、《拜月亭》之“拜月”、《西廂記》之“驚艷”、《牡丹亭》之“游園”等。
抒情與敘事、詩意與故事形影不離現象的根源,依舊是在漢字里。甲骨文字里的象形符號至少有兩大類:一類是表意的物象符號,如山、水、日、月、魚、馬、牛、羊,一般表現靜止的意義,多用來造境寫意。另一類是事象符號,是一種有目的性、具有一定空間和時間長度的符號。比如“奠”字,上面是一個盛酒的容器,下面是一個有腿的長臺子,將一大容器的酒搬放到一個大臺子上,為的是祭祀神明或祖先。又如“盥”字,下面一個盛水的器物,上面兩只手捧著水洗臉。
一般來說,物象符號多由單一的符號構成,事象符號則由多個物象符號構成。這種事實表明,事象符號是物象符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更為復雜的產物。物象符號一旦進入事象符號群里,原來靜止的屬性就會被激活起來,從而具有動態性。由此,物象符號和事象符號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共存關系。這種相互依賴性和同生性,正是中國文學中抒情與敘事、寫意與故事同生共長的根源。
漢字表意和組詞靈活
助中國敘事跳躍穿插
還有個疑問:為何中國敘事不善走線性之邏輯,而常樂于塊狀跳躍或隨意穿插?

中國傳統神話,就存在這個明顯的特征。記載神話較多的《山海經》,說東山一個神,西山一個神,南山、北山各有一個神,他們或六只眼、兩個頭,或人首虎身、獅首人身、鳥首人身,卻沒有系列故事,都是片斷式的。
小說同樣如此,或以人物為單位組合在一起,或以空間場景為單位組合而成。前者如《水滸傳》《儒林外史》,后者如《西游記》《鏡花緣》等。空間場景時常跳躍,一會兒山東,一會兒廣州,一會兒濟南,一會兒四川,看似沒啥邏輯。時間敘述大多也是跳躍的,轉眼就10年過去了……有學者據此曾諷刺中國小說無結構,前后無主干,組合起來就是長篇,拆開來就是短制。
詩歌也有這種特點,常表現為由若干名詞堆砌的句子。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慘慘凄凄戚戚”之類,曲詞意象濃密,卻結構松散,調換其順序也不大影響情景的表達。
這種塊狀跳躍、隨意穿插的敘事方式,與漢字有啥關系?關系大了。漢字意與象的一體性,使得漢字具有表意和組詞造句的獨立性、靈活性。早期漢字,一字一義、一字一詞甚至一字一句,有較強的獨立性,這是其一。其二,漢字某一字的詞性可隨語境的變化而變化。其三,漢字無詞性變化、前綴、后綴、單復數等,受前后詞的牽掛少,在句子中的位置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由度,甚至詞與詞的位置自由調換也不會影響意義的表達。舉個例子,“他淋了一身水——他一身淋了水——水淋了他一身”,傳遞的信息是不是沒啥不同?所以說,中國小說敘事的塊狀跳躍和穿插,源于漢字語詞表意和組詞的獨立、靈活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