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者，禁于將然之前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禮”，涵蓋范圍極其廣泛，司馬光強調在國家治理中也要重視“禮”。“禮”文化依賴于人們的自覺踐行與維護，而非國家強制執行。對執政者來說，利用傳統的“禮”文化來治理國家，是一種方便而有效的方法。“禮治”之要在于以禮儀教化作為思想引導，預防犯罪；“法治”則以刑法作為制約手段，打擊犯罪。因而，“禮治”較之“法治”更具優先性。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十四援引《漢書·賈誼傳》說：“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即指出了禮儀教化的優先原則。

　　司馬光認為，東漢王朝在禮儀教化治國方面是最好的楷模。東漢王朝的執政者重視用儒家道德觀念教化民眾，即使在王朝末年國君昏庸、宦官當權之時，朝中仍有許多骨鯁之臣，民間正氣仍未衰減。因而司馬光說：“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 (《資治通鑒》卷六十八)意即夏商周三代以下風俗最好的王朝，便是東漢。此后的學者如胡三省、顧炎武、王鳴盛等，對東漢士風皆極力贊揚，也說過與司馬光類似之言。

　　司馬光認為，在新王朝建立之初，盡管百廢待興，也要將“禮治”這個看似不急之需擺在首位。他列舉唐初魏征與封德彝爭論的事例：當時唐太宗剛即位，與群臣討論國家治理何者為先，魏征主張先以“教化”，封德彝主張先以“法治”。唐太宗聽取了魏征的建議，遂開創了唐代“貞觀之治”的盛世局面。“貞觀之治”的歷史實踐經驗比理論的空談與爭論更具說服力。

　　法者，天下之公器

　　雖然司馬光認為“禮治”先于“法治”，但他同時也重視以“法”治國，他說：“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資治通鑒》卷十四)法律的嚴肅性在于，任何人一旦犯法，都會被治罪，概莫能外。如此，法律才受世人尊重。

　　司馬光認為，國家執政者的信用，關乎法律能否被貫徹與執行。他肯定商鞅變法，并強調立法過程中誠信的重要性，“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于敗”(《資治通鑒》卷二)。在司馬光看來，立法要強調誠信，若不講誠信，便無法使民眾信服。國家一旦立法，便要嚴格施行。

　　儒家孔子、孟子等人主張以“禮”治國，并未著意于“法治”。司馬光則特別凸顯了“法治”的地位，顯然與儒家傳統有所不同，其思想吸收與融合了法家思想。

　　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作為執政者，最主要的職責有兩項：一是制定治國方針與政策，二是選擇與任用官吏。在制定政策與方針之后，選用官吏便是當務之急。自古以來，識別與選用賢才，即使對于圣賢來說也是一個難題。故司馬光說：“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賢所難也。”(《資治通鑒》卷七十三)

　　選用人才時，應當重其名聲，還是重其政績？司馬光說：“求之于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淆；考之于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資治通鑒》卷七十三)司馬光認為，若以名聲作為標準，士人就有可能作弊，制造輿論，以抬高自己的聲譽，甚至破壞他人的名聲。若以政績為標準，那么政績也可能造假。司馬光因而提出，執政者必須直接參與到對人才的選拔之中，這就對官吏選拔者提出了要求，他說：“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無所復逃矣”，“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資治通鑒》卷七十三)這是說選用官吏是國之大事，官吏選拔者自己首先要“至公至明”，一切秉公處理；選拔者不能以人才的親疏貴賤或自己的喜怒好惡作為標準，而要以人才的實際能力與業績作為標準。至公至明，是人的內心修為，而功勞政績，則是人的外在表現。官吏選拔者在考核人才時，必須在自己心上下功夫，方可真正做到“至公至明”。

　　司馬光還認為，執政者在選用人才之時，不能只憑自己的直覺來判斷，而必須博采眾人之意見。眾人認為此人是賢才，不妨選上來一用，若其人未能做出業績，再撤去其職也不遲。若其人業績不凡，便可進一步提拔他。一旦發現所選之人不稱職，便要及時撤換，不能奉行只能上而不能下的原則。縱使以今日的眼光來審視，司馬光提出的人才選用原則與標準也頗有見地。

　　王霸無異道

　　“王霸之辨”是中國思想史上的公案。在“王霸之辨”問題上，司馬光提出了與傳統儒家不同的觀點。傳統儒家所說的“王道”是指夏禹、商湯、周文武的“三王之道”，而“霸道”則是指春秋時期五位霸主的治國之道。傳統儒家將“王道”與“霸道”解釋為兩段不同的歷史，認為“三王之道”純任德教，“五霸之道”專尚武力征伐。司馬光認為，此觀點有違于歷史事實，真實的歷史是“三王之道”也伴隨著武力征伐，“五霸之道”亦講仁義道德。將這兩段歷史人為地加以區分并對立起來，并無道理。

　　實際上，“純任德教”的“王道”政治從未存在過。所謂“王道”，不過是儒者的社會理想而已。孟子將“王道”解釋為“以德服人”，將“霸道”解釋為“以力服人”，并將二者對立起來，尊王而賤霸，重德而輕力。這一思想影響深遠，特別是經歷了北宋的孟子“升格”運動之后，其影響更為巨大。

    司馬光從真實歷史的角度出發，提出“王霸無異道”的觀點，他說：“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巨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資治通鑒》卷二十七)

　　儒者不主張“霸道”政策，反對依靠實力征伐別國，其悲憫情懷值得贊許。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國家之間、民族之間，一直存在著斗爭。如果國家和民族不保，那么個體的生命財產安全也會受到威脅。因而，即使僅從保護家國的角度考慮，增強國家實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充提出的“文武張設，德力具足”和司馬光提出的“王霸無異道”的主張，具有思想啟迪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