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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真的存在過嗎？如果存在，該如何探索夏文化？這些問題在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一直廣受關注又充滿分歧。有學者認為，夏文化探索是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考古學能否重建古史的試金石。
夏文化的探索歷程
目前已知的有關夏朝的文獻資料和古文字資料，最早見于周代。夏和禹，出現在春秋齊器叔夷鐘、春秋秦器秦公簋和秦公鐘等數件（組）周代青銅器銘文中。其中有秦公簋銘文頌揚秦的先祖“鼏宅禹跡”等。在周代或略晚的文獻資料中，也有不少關于禹和夏的記載，其中有的內容與秦公簋銘文等青銅器銘文非常相似。漢代史學家司馬遷在編撰《史記》時，撰寫了《夏本紀》，以大量筆墨記載了禹的事跡，并且列出了夏代17王的傳承次序。《夏本紀》也成為后人相信夏朝存在和研究夏朝歷史的重要依據之一。
但有關夏、商等早期王朝的文獻記載，摻雜著眾多傳說且歷經了數千年的口傳手抄，甚至還有人為的篡改。這些文獻能否全部被視為信史，歷來都有學者提出質疑。進入近代之后，特別是在“古史辨”運動中，史書中有關夏和禹的記載受到更為強烈的質疑。但即使在這樣的年代里，學術界對夏代的存在也未徹底否定。不過，國外學者特別是西方漢學家對夏朝的存在多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
中國考古學的“哥德巴赫猜想”：夏王朝是否存在？
不過，殷墟發現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辭，其中的有關記錄已基本證實了《史記·殷本紀》中的商王世系。許多學者據此認為，《夏本紀》中所記載的夏王世系和一些史事，并非杜撰。20世紀以來，一批中國學者走過了探索夏王朝的艱辛歷程。其中，1959年考古學家徐旭生到豫西調查“夏墟”時發現二里頭遺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鄒衡提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都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學者認為，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豐富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分歧將會縮小和消失，夏王朝是否存在的探討也將成為歷史。
日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慶偉出版了《鼏宅禹跡》一書。他認為，夏文化的探索，不僅受到學術界關心，也是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探索夏文化、重建夏代信史是中國考古學者不可推卸的責任。在書中，他提出河南龍山文化的煤山類型、王灣類型和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共同組成了完整的狹義夏文化（即夏后氏的文化）。
夏文化的辨認仍存爭論
考古學家鄒衡曾說，“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范圍即在黃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么新的考古學文化了。同時，因為夏朝同商朝一樣是客觀存在的，所以，考古學上的夏文化必然就包含在這一空間和這一時間已經發現的諸文化諸類型的各期段之中。我們說，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
孫慶偉認為，從表面看，以都邑遺址中的王陵、文字等特殊類遺跡遺物為標準來探尋夏文化，是在追求更為堅實可信的科學依據。實際上，考古學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把這類遺跡遺物作為自己的研究主體。因此，在探索夏文化的過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類的證據，實際上是對考古學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他認為，可以用翔實的統計數據來辨析出每一處典型遺址的核心器物組合，然后以此為主要依據來判斷某一類遺存的文化屬性。
一些學者也認為，夏王朝是否存在的問題，在目前的條件下難以證實也難以證偽。對有爭議的夏王朝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表示，在缺失夏王朝當時文字材料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但他提出，對于二里頭遺址“姓夏”還是“姓商”的討論，屬于闡釋層面。暫時不知道二里頭遺址“姓夏”還是“姓商”，并不妨礙探討二里頭遺址在中華文明史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表示，在探討夏代是否存在等問題時，應注意文獻記載與考古學材料難以整合的情況。在研究有關夏代的文獻記載時，也要考慮包括商人和周人在內的后人，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記憶后造成的“疊加”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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