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紙制造工藝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宣紙研究的著述甚豐,涇縣宣紙集團也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本人才疏識淺,不敢談研究,只是偶爾看書時,見到一些平日不多見的文史資料,林林總總收集一些,為作共享,現稍加整理,獻一孔之見,以博大方一笑。
1.宣紙產生的年代
現已發現的研究宣紙的專著最早是邑人胡樸安的《宣紙說》,據其考證有文獻記載的是胡侍《珍珠船》云:“永徽中,宣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當是制造宣紙之始。”《舊唐書》記載:“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紙筆、黃連。”歐陽修等編撰《新唐書》第四十一卷記載:“銀、銅器、綺、白紵、絲頭紅毯、兔褐、、簟、紙、筆、署預、黃連、碌青。”這些文字資料表明當時宣城府作為土貢的紙達到了很高的質量,紙的制造技藝水平領先于全國。
但有些專家認為這是以楮樹皮為主要原料生產的皮紙、谷紙,并不能稱之為宣紙。民國年間鉛印、安徽通志館編纂的《安徽通志稿?十九》谷皮紙一欄記載:“《涇縣方言考》曰:謂宣紙為谷皮紙。按說文本部谷,楮也,古祿切。陸璣疏云,江南以其擣皮為紙,謂之谷皮紙,潔白光輝。”涇縣雖貴為宣紙的產地,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還是從其原料來源習慣地稱其為谷皮紙,就像涇縣人互相打招呼也是習慣于呼小名一樣。從現在的角度看,我們的祖先缺少命名意識,這也可能是不能更早在文字中找到宣紙一詞的緣由吧。
邑人、著名學者包世臣在其《安吳四種》中亦云:“谷,古名谷桑,又名楮、名構,俗又呼為檀皮,宜澗谷間良地。”在涇縣老百姓的認知里,楮與檀皮就是一種樹,這也是一些文人在寫造作紙的原料里皆寫為楮的原因。以上文史資料早已回答清了楮與檀、谷紙與宣紙的關系。當然,唐朝的宣紙與現代的宣紙可能還是有所差別,甚至在質量上還存有某些缺陷,以至于“好事者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摩寫”,但毫無疑問,這就是宣紙了,這就如同才發明出來的飛機與當代高科技武裝起來的飛機,盡管性能、質量相差萬里,但皆名飛機一個道理。
2.宣紙制造中水的作用
宣紙的制作工藝,清康熙年間寧國知府佟賦偉在其《二樓志》有記載:“涇地工作紙,楮樹叢生。割皮取膚,杵搗成汁,審水火之劑,均其撈摝,熨諸埏植,既干而落之,最明潔,厚重者似玉板。”
要制作出優良之宣紙,首先在于選料。胡樸安在其《宣紙說》中強調“紙之制造,首在用料,料用楮皮或檀皮,必生于山石崎嶇傾仄之間者,方為佳料。”而清乾隆年代汪六吉所制作的最好的紙,也由于其“擇材必精,考工必良,苦身齊作,不惜勞費”,所產紙方能“內堅而外柔,文理細膩,顏色潔白”。同樣產地的檀皮,不同的季節所剝的皮,其產生的質量也很大,所以砍檀樹多在冬臘之間為上。
宣紙的制作除原料、工藝外,水質的好壞也決定了宣紙的質量。邑人、著名學者趙紹祖的《涇川竹枝詞》云:“大南坑口水泉清,古北沖邊紙碓聲。玉版新傳汪六吉,三千里外盡馳名。”道出了汪六吉紙之所以名揚千里,得益于大南坑清澈的泉水。鄭相如在其纂修的《涇縣志》里也強調了水對制作宣紙的重要性,“按置槽處取得水色。水色佳,漂皮潔白,紙燄發最有光,厚者似玉版,譬錦江之水以濯錦得名矣!”如此比喻水在制作宣紙中的重要性,可謂一語中的。
3.宣紙的種類及用途
古人講究誠信,注重質量,不像現在過于講究品牌效應,但宣紙畢竟在涇有千年傳承,還是有眾多的品牌傳世。胡樸安在《宣紙說》中這樣分述的:“據縣志記載,有金榜、潞王、白鹿、畫心、羅紋、卷簾、公單、學書、傘紙、千張、火紙、下包、高簾衣諸名。千張、火紙以竹為之,下包、高簾以草為之,皆非上品不足論也。傘紙非文人之用。卷簾、連四、公單、學書不入書畫之選。紙之佳者,厥為金榜、潞王、白鹿、畫心、羅紋,近不常制。今紙統名畫心,畫心本澄心堂遺法,宜書宜畫,為藝苑之珍寶。其長短有丈二尺、八尺、六尺、四尺之別。其厚薄有單層、雙層、三層之異。其用料也,有全皮、半皮、七皮、三草之不同。”
胡氏分類,故清晰明了,但還有不夠詳細之處,而乾隆鄭志交代的更為清楚,其云:“食貨之屬,涇紙供上用者曰金榜,高四尺,闊四尺五寸。槽戶歲制,差官領解。明時由巡按,國朝由布政司。每歲戶部發價銀三萬兩,額解至京。康熙戊戌后,內差裁買。”“余最大曰潞王(高一丈六尺,明潞藩制式);次曰白鹿(高一丈二尺);曰畫心(一曰澄心堂);曰羅紋(趙氏新仿古式);曰卷簾(闈墨所用);曰連四、曰公單(悉常用)。”此段資料明確了各種紙的大小、出處、功用,只有金榜才是貢紙,并不是潞王、畫心等皆為土貢。
說到潞王宣紙,我們應該很敬佩該藩王,他不僅對用紙很講究,有專門的制式,其在古琴上也造詣很深,留下了許多名琴傳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涇縣乾隆年間可能還仿造過晉代名紙側理。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現還藏有清代乾隆廿三年的側理紙,其外觀呈圓筒狀,中無接縫,淺米黃色,原料為韌皮纖維,紙較厚,有磨齒狀紋理,紙料中沒有水苔、梅苔之類,外觀也不呈青綠色。而這種仿紙正是江南進獻的,當時最高造紙技藝的就是涇縣,很可能就是涇縣仿制的。乾隆得此紙后,高興萬分,還特寫了《詠側理紙詩》,其中寫道:“海苔為紙傳《拾遺》,徒聞厥名未見之。……囫圇無縫若天衣,縱橫細理織網絲。”乾隆年間的邑人翟賜履的《涇川竹枝詞》“紙是仙人妙手裁,不須仿古用莓苔。官家催取黃金榜,縱有田荒且撫灰”也可看出一些端倪。
4.宣紙制作地及其家族
說起宣紙的生產,世人皆知的是小嶺曹氏。據清乾隆年間重修《小嶺曹氏族譜》序言云:“宋末爭攘之際,烽燧四起,避亂忙忙。曹氏鐘公八世孫曹大三,由虬川遷涇,來到小嶺,分從十三宅,此系山陬,田地稀少,無法耕種,因貽蔡倫術為業,以維生計”。曹大三及其后裔前赴后繼,經過多代人的努力,不斷實踐、創新,終于造出了潔白純凈的好紙。“山頭白草望中明,小嶺斜連大嶺橫。一片舂聲出山谷,人家都靠紙為生”,正是整個家族世代以其為業的寫照。一九一一年,涇縣小嶺曹義發“鴻記”宣紙在南洋國際功業會上獲“超等文憑獎”,一九一五年,涇縣小嶺“桃記”宣紙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獲金獎。
宣紙的另一世家是古北沖汪氏,據其《西園家譜》記載:汪氏第七十三世汪衍慶“時元末避亂遷宣陽都中郎坑(即今涇縣古壩境內榔村),率子孫山之北,中郎之坑,本深枝茂,榮涇耀宣”。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汪六吉,“風爐水碓是生涯,古北沖中紙可夸。一種宣州新色樣,揀將上品進官家。”其創制的汪六吉紙,在乾隆年間領一時風騷,成為官家貢紙,據趙良澍為其撰寫的墓志銘可看到其業務直至京城,可謂輝煌。特別要引起關注的是汪氏造紙技藝從何而來,著名的宣紙學者曹天生教授認為是曹氏遷徙到涇縣東鄉,從而將造宣紙術也傳到該地。但趙良澍為汪六吉撰寫的墓志銘中稱其祖汪衍慶從歙州遷來,歙州南唐時是澄心堂紙的原產地,宋時是仿澄心堂紙的產地,具有成熟高超的宣紙制作技藝,而汪又為歙州望族,掌握宣紙制作技藝完全有可能,從時間來看也可傳承,本人的觀點是該族遷徙到涇,可看作是因戰亂的一次產業轉移。
乾隆《涇縣志》記載宣紙“俱出湖北慈坑、宋村、小嶺諸處”,據查慈坑位于漕溪,乃涇縣趙氏造紙處。趙氏是涇縣的望族,明末的趙崇禮是著名的書畫家,其書得二王之神,畫蘭尤為擅長;趙青藜也是大書畫家,包世臣的書論將其列為上品,趙昌、趙士登、趙良澍皆是名臣,趙紹祖是飽學的大儒,趙氏家族出于書畫的追求曾新仿出羅紋紙。清康熙進士儲在文宦游涇縣,看到“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造紙盛況,遂情不自禁地作《羅紋紙賦》以謳歌:“山棱棱而秀簇,水泊泊而清駛。彌天谷樹,陰連銅室之云。匣地杵聲,響入宣曹之里。精選則層巖似瀑,匯徵則孤村如市。……越楓坑而西去,咸奪小嶺之輕明。渡馬瀆以東來,并說曹溪之工致。志存自為,欣分瑜次之珍;雅好居奇,爭拔波斯之幟。……”
實際上涇縣還有很多的造紙處,茂林吳氏在其鄉西沈家坑制作紙,尚書吳芳培有《沈家坑造紙歌》,詩云:“造紙之法傳自昔,前有蔡侯后左伯。雁頭鳳尾各擅奇,光潤平滑如砥石。吾鄉西南沈家坑,遵古遺制無變更。斬伐溪藤慎選擇,香皮浸入寒潭清。雨淋日灸灰汁漬,剝落粗糲存其精。譬如修士勤砥礪,陶镕渣滓歸晶瑩。活水喧舂千杵鳴,朝冥互答萬松聲。撶槽舉簾焙以火,雪膚玉貌何輕盈。……”震山查氏也有在李白曾棲居過的碧山團溪造紙的遺跡,《涇川查氏宗譜》記載“珍源公卒葬團溪紙槽坑”,即現在的紙頁坑。
涇縣云嶺鎮北貢村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地方,《涇縣地名志》記載:“北貢,清末時原名‘胡家村’。有李鴻章題書的‘胡氏宗祠’匾額。相傳清末胡世昌奉旨催糧返京路過家鄉,為紀念皇差事,便改名為‘北貢里’。”該地名志的“北貢”條顯然是根據口碑相傳而得來,沒有文字依據;“里”也作“這里”解釋,實際上宋以前的許多地名才叫“××里”,它是古代最基層的單位機構;涇縣胡氏遷徙還是比較清楚的,該地的胡氏當在宋后。因此這里原本就叫“北貢里”,“胡家村”才是以后所改的。北貢這里除了盛產檀皮樹,似乎沒有其它什么特產,那么北貢“貢”什么呢?北貢村附近的地方如血嶺、回軍山,縣志記載在唐末倒是打過幾次惡戰,新、舊《唐書》也有黃巢軍兩次攻陷宣州的記載,這里很可能就是唐朝生產貢紙的地方。戰爭使得造紙業斷代,但天生的檀皮仍能依舊頑強地傳下來。以上推測需要艱苦的、嚴謹的、長期的考察研究。
最后說一說翟氏,胡樸安的《宣紙說》里記載他所見的造紙工人主要是曹、翟二姓,翟姓掌握制作宣紙技藝毫無疑問,而這時的翟姓工人造紙似乎是在涇縣楓坑一帶從事該業。據說《涇縣翟氏宗譜》里也有與造紙有關的地名記載,說明桃花潭一帶也曾經制作過紙。翟姓分老翟家、新翟家,新翟家是陳友諒大將張定璣后裔所冒,要特別重視的是老翟家的老祖宗翟酺,涇縣文獻資料稱為翟酭(可能是筆誤,也可能是遷涇縣后所改之名)。他是東漢人,曾任尚書,正是蔡倫的上司。他應該對當時最具轟動影響的造紙術非常熟悉,落難流落到涇縣后為生計所迫,操起熟悉而又無競爭的造紙術為生也是完全可能的。有關文史還記載蔡倫義子到了揚州,這可能是東漢后揚州、宣州造紙業迅速崛起并成為我國古代造紙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涇縣造紙歷史悠久,各地相互促進,不斷創新,推進了宣紙在涇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