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對洛陽有種特殊的感情？這要追溯到1999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巫鴻老師那里念書的時候，選了一門他的課，題目就叫做“洛陽公元500年左右”（LuoyangCirca500A.D.）那一年，我剛去美國留學不久，谷歌和華為都立足未穩，世貿大廈仍然好好地在那站著，不知為啥手機卻是努力在向小型化方向發展，和今天截然相反——世界大事像中國的房價一樣即將風起云涌，我卻渾然不知一頭扎進了故紙堆。對我來說，“洛陽公元500年左右”也是我的“公元2000年左右”。

　　之前對于北朝的歷史并不是全然陌生，但在北美重溫洛陽的城市和藝術，則是另外一種語境了。對于大多數到美國只是為了開洋葷的中國學子而言，到美國學中國，簡直是“莫名其妙”。

　　北朝壁畫中所見城市的形象

　　這門課屬于“研討課”（Seminar），導師僅僅提供大題目、大方向還有方法論的指導，學生們需要自己提出問題，然后在大量閱讀中尋找自己的答案。為了使得自己更充分地“浸入”，我還選了巫老師涉及北朝藝術的專題，以及另一門東亞系的課，討論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鬼”——外加旁聽俞國藩教授的“中國古代宗教”。芝加哥大學的學期短，十個星期就要提交課程報告，在洋人大學的科系里，緊鑼密鼓地面對如此多的中國話題，在留美十年里也算是少見了——尤其這幾門課有個共性，不僅是“外國”（相對于美國而言）的，“古代”的，還是有關幽冥世界的，我們這些未知（西洋的）“生”的留學生，倒先在圖書館里“死”了一把。

　　在《圖書館之死》一文里，我已經吐槽過這種純然依賴文化想象的心智生活。在圖書館中，我時常會待到午夜才回家去休息，所瀏覽的不外是考古發掘報告、墓志拓片、墓葬平面圖之屬，它們既不都是現代人心目中芳香的“美術”，也難免枯燥，常讓我讀得時空倒錯。

　　北魏孝子石棺

　　所幸，圖書館外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吸引我的。就算是“學術修道院”，沒有圍墻的生活本身并不分“內”“外”，藝術史畢竟也還有很多具體而微的“物質文化史”的層面。最好的，是我們有一間精選的藝術閱覽室“ArtReserve”，除了老師指定的讀物，在那里還有很多非此不能看到的珍稀圖書和精美畫冊，品質之精，內容之廣，從那以后都沒在其它地方遇到過。有時，我情不自禁地離開了本題，去翻看圍繞那個時代文物主題的畫片。雖然大多數書未必關于洛陽，但是它們卻為我打開了一扇更廣大的中古世界的大門，那些墓志、地圖所記敘的世界不再那么抽象了，看累的時候，我抬起頭來，就看見身邊的玻璃罩里一尊北宋風格的石質佛頭，金彩無存，但依然朝著我熠熠生輝地微笑。

　　這就是我的“洛陽Circa2000”。

　　剛開始，我好生奇怪這門課為什么叫“LuoyangCirca……”？這樣一個課題的名字簡直稱不上名字，洛陽的公元500年，算是它的“萬歷十五年”嗎？

　　后來我才知道，對洛陽而言，這是個特殊的年份，494年，孝文帝把國都自代北的平城遷到洛陽，不僅是北魏的統治者面對著巨大的變革，中國歷史也迎來了一個特殊的轉折時刻。在傳統歷史觀中，孝文帝的漢化改新是“進步”的，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在客觀上，卻加速了這個王朝的覆亡，短短三十余年，漢魏洛陽城就匆匆地走向毀滅，并且從此一蹶不振。我們將要研究的，正是這段短促的，卻又如星云般燦爛的洛陽的最后時光，在那段時間里，宗教被提升到至高無上的、足以使人迷狂的地位——在世俗的中國城市生活中，這是難見的高光的一瞬，啟人想象。

　　我從沒有去過洛陽。在此之前，就算是那些可以稱得上“歷史城市”的空間中，我甚至也不曾留意過“看不見的歷史”——對一個還很年輕的人而言，混跡在現實的中國城市的十丈紅塵中，微薄的舊痕實在是算不上有吸引力，對于庸常的生活而言，那種歷史缺乏即時的，實在的意義；即使有那么一星半點的“古跡”，對于廣大的“現代”的系統，也不過是汪洋大海上漂浮的一點殘骸罷了。

　　現實中的洛陽是廢墟，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很遙遠的北美，“古代”卻忽然變得豐滿而完整了。原本只是零星的物件和遺跡，不算太多的專門研究著作，都自動連綴，組合成整體的洛陽，好像傳說中它的開陽門樓柱天外飛來，不再受到彼時已在高速發展的中國現實的影響。這一切，可能還要拜修學條件太好的芝加哥大學所賜，它無需為有關遙遠“古代”的課程預設什么中心思想，就像他們教授柏拉圖、普林尼一樣……大學只是冷不丁地把一座寶庫“摜”到你的桌上，那幾架子書雖然不能算是應有盡有，但幾乎可以和北大圖書館閱覽室里的信息量相當（當時在北大還沒有辦法去大庫自己選書）。這些書，畢竟都是有眼力價的人細細斟酌、悉心采配的——盡管閱覽室里運行著最新的蘋果電腦，真正愿意在這里面壁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時候，圖書館里沒有什么“現代”的動靜，好讓“古墓派”的人們可以獨自入定，洛陽的大和小，結構和細節，邏輯與光彩，都一起涌到你的面前，自動匯成一座神話般城市的光澤與影像。

　　何況，關于那個洛陽，我們還有一本如此精彩而又奇特的“城市文學”著作：《洛陽伽藍記》。

　　用一本書寫盡一座城市原本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的。但是楊衒之，站在洛陽的廢墟上追懷往事的北魏時人，做到了。他的空間同時也包含了時間，結構串起了故事，它們分別是“城市文學”這張華美織毯的經線和緯線。今天研究北朝洛陽的學者常常引用這本書討論文化史，實則它的記述也有夸大之處，但是對我而言，《洛陽伽藍記》已經足夠豐富和準確了。它有關一種難得被系統記錄下來的城市歷史的“心理傳記”，不僅有坐標方位，還有具體的故事情節。拿今天的比喻來說，就好像一整套攝像頭所拍攝的各個角度的城市監控資料，在其中有著復合的，多層面的意義，難以為一般的歷史敘事所盡道。

　　比如，大多數討論漢魏洛陽的人都會想到永寧寺著名的九層佛塔。高達“九十丈”（一些論者認為，這個數字可以折算成現代的140米），頂上有十丈高的金色剎竿，合計離地一千尺，在距京城百里之外已能遙遙望見。《洛陽伽藍記》用一系列的數字，不遺余力地描寫這座塔的高大，比如，剎竿上有容量達二十五斛的金寶瓶，孝昌二年（526年）狂風，寶瓶被刮落在地，竟然“入地丈余”，由此可見塔得有多大，佛塔賴以傳聲的金鈴，每一個都如小口大腹的陶甕。佛塔九層，每一轉角都懸有金鈴，上下一百三十枚。佛塔四面，每面三門六窗，門上各五行金釘，全部加起來有5400枚金釘……作者最后的總結，含有我們今天還在使用的一系列成語：

　　“（永寧寺塔）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金鋪，駭人心目。至于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余里……”

　　不可思議的永寧寺塔

　　不憚其煩的鋪陳既是歌詠曾經存在的，也是嘆惋已然消逝的，這座神話般的高塔僅僅存在了16年左右，它失火的時候，當時的“消防隊員”完全無能為力。當你看到這一段的時候，一定會突然醒悟這段歷史文本正是基于一種“過去完成時”的黑色視角。想到中國式懷古都是這種“過去完成時”，往往都對應著“荊棘銅駝”式的不祥的預言——早在楊衒之之前，就有索靖站在洛陽宮門之前，指著宮門前的銅駝感嘆說：“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相比如此蔚為奇觀的古代的文字，永寧寺塔，就像洛陽一樣，剩下的也就只有記述在考古報告中的殘磚碎瓦了。我在寂寞的圖書館中大呼精彩的同時，又不免掩卷嘆息……

　　但當我出門去，匯入大街上享受現代生活的紅男綠女時，我又好像回到了另一個“洛陽”之中，只不過其間有著某種讓人錯亂的“時差”——圖書館里理應是回到了不甚可見的“過去”，但晨鐘暮鼓的哥特式校園背后的地平線上，芝加哥市中心蔚為壯觀的摩天大樓也是奇跡般地升起，好似歷史搖身一變“回到未來”——更不用說，這現實和未來之間，應還有不同文明發展程度的“時差”。要知道在那一年，北京的天際線也沒有發展成今天的模樣。對于同樣“不可思議”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城市的景觀，初到美國的我，還在緩慢的適應過程中。倒也不是所有的美國人對此都缺乏足夠的反思，記得我們的建筑課老師講解《癲狂的紐約》這本書時，第一個問題，就是請我們實際計算一下，假如帝國大廈內的人員需要疏散，該花多少時間？也就是99層的人要下98層樓梯，98層的人要下97層……

　　那座大膽的，只能造不能救的永寧寺塔，在它付之一炬時，也該有這樣的算術題啊。

　　“不可思議”的，除了人為的奇觀之外，同樣涉及具體的人情。美國這樣一個久未經患難，又是建立在大膽的革新和投機上的國度，大家想的都是“一萬”，其實沒有多少人在乎“萬一”——更沒有人在乎“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樣的喪氣話。紐約客由此和洛陽人有了某種共同的心理基礎，無論多大的千古興亡的話題，當它最終落實在“城市”這樣具體的事物上面，并且同樣被非常的語境所推動時，“故事”比“事實”要來得重要了，“故事”和“故事”之間，比“事實”和“事實”之間有更多的相似之處。

　　在黑暗中注視著大街上的燈火，我不僅下意識地感到，面前這我尚不能充分理解的異國都市的生活，和書本里的洛陽之間，也許竟然有一條神秘的時光隧道相連？

　　現實和過去之間，或者故事與故事之間，它們賴以連接的橋梁不是宏闊的議論，只能是更直觀的東西，是可以和普通人生活對接的尺寸，觸覺和感情。也就是那時候，我第一次浮現出寫一部小說的念頭，我要寫一個古代的工匠，在標準格式的學術論文之余，補足論文里不能看見的他的心理活動。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心理活動，也就像是一面懷著創造的喜悅，一邊在現實壓力中苦苦補綴功課的“我”的心理活動。

　　洛陽“曾經”的如何如何，也就是過去所斷言的“現在”的如何如何，“過去完成時”也聯系著“將來完成時”。就像我們無法想象古代洛陽的壯麗，“現在”也將變成我們無法想象的廢墟，我們不知“現在”將往何處去，也正如洛陽人不可能預知竟會有我們這樣的子孫，在北美安靜的大學里讀著有關他們的故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就是萬千個“現在”也將變成無法挽救的荊棘中的“過去”，高歌猛進的歷史會有著不甚連續的時刻——“將來完成時”的預言，和“過去完成時”的追憶仿佛兩面相對而立的鏡子，鏡子之中無窮疊映出的是城市生生滅滅的宿命。

　　從那一刻起，我突然覺得我算是第一次懂得了“歷史”。對我而言，洛陽不再是一個僅僅有著石窟和牡丹的旅游地了，它著實是一座古代的城市，但也以某種形式活在我們中間。有關洛陽的文學作品也不再是修辭的俗套，它記錄的是具體的、可感的空間中的某一刻，即使依托它的物質載體已全然消失，你依然可以從種種痕跡中嗅到熟悉的氣息，因為那也就是我們自己生活的氣息。只不過這種生活并不完全是平凡的，而是充滿著各種“異國情境”——恰好，我們也就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異鄉，同時被平庸、迷信和奇觀所折磨。

　　于是，在2001年，當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紐約（后來我也搬家去了那里）的世貿大廈崩塌的軀體像雨點一般砸落下來，我竟然在第一時間想起了洛陽，想起了永寧寺塔。

　　于是，我第一次有了去洛陽考察的機遇，那也是公元2000年后不久。其實，公元500年，那個“整數”概念對古代中國人原本是沒有意義的。但是，由于以上某種冥冥中的心會，它們的實質相去并不遠，既是因為圍繞著那幾年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也是源于時間循環里產生的奇怪的“既視感”。

　　在現實中的洛陽，一個普通的三線工業城市，在很短的時間內，我深刻地意識到了時間所帶來的喪失，“天津橋上繁華子”的風景早不復了，昔日的掖庭美人變成了粗服亂頭的村姑。一切一切的落差，比想象中的還要巨大——但是對于想要“體驗”歷史，而不僅僅是去追懷史跡的人，這種落差又是如此地恰到好處。

　　從那以后，我寫作論文的愿望已經不那么迫切，但寫作那部小說的種種構想，就像古代洛陽一樣在我的腦海中變得逐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