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24日發生了一件震驚中外的慘案：日本戰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顧國際公法，公然連續圍攻中國民航飛機。事件經過如下：

　　這天早晨8時4分，中國航空公司一架執行港渝航線飛行任務的民航飛機第三十二號——桂林號客機準時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升空，飛往重慶。桂林號客機采用的是一種雙引擎螺旋槳飛機——道格拉斯DC-3，為DC-2的改良版。DC-3翼寬28.96米、機長19.65米、機高5.17米、空機重量7.65噸、最大起飛重量11.4噸。DC-3能載客30人，只需在中途加一次油便能橫越美國東西岸，再加上首次于飛機上出現的空中廚房，及能在機艙設置床位，為商業飛行帶來了革命性突破。DC-3是20世紀30年代航空業激烈競爭的產物。性能比前代的飛機更穩定，運作成本更低。于1935年12月17日首飛，1936年8月8日正式投入運營，道格拉斯飛機公司正式將其命名為DC-3。中國航空公司是中美合資經營的，1930年7月由交通部與美商飛運公司簽訂合同，首開滬蓉（成都）、滬粵（廣州）、滬平（北平）三條航線。1936年開通從廣州至越南河內的中國第一條國際航線。

　　中國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DC-3雙引擎螺旋槳飛機

　　桂林號晴空遇襲

　　8月24日這天天空晴朗少云，極其適合飛行。飛機準備經廣西梧州轉飛四川重慶。經過35分鐘飛行，客機已飛臨距香港65英里的珠江口上空，機上乘客還未來得及欣賞藍天下的美景，突然間就遭遇了5架日本驅逐機。日機迅速占據高空有利位置，開始向桂林號瘋狂掃射。情急之下，桂林號機長，美國人活士拼命拉起機頭，試圖尋找上方的云層掩護，無奈云層稀薄難以隱身。此時，日本戰機已經追及，更是步步緊逼，窮追猛打，密集掃射，必欲置桂林號于死地。所幸桂林號仗著其優良性能，僅機翼部分中彈。但機長感到形勢十分危急，別無選擇，唯一的逃生機會，只有將飛機降落地面。他看到下面為一片稻田，周圍有水堤，隨即將飛機緊急而安全地迫降在了附近（廣東省中山縣張家邊）的一條小河上，這里距岸邊僅僅不足50米。到此時為止，機上所有乘員包括4名機組人員和乘客13人，均安然無恙，無一受傷者。

　　不料桂林號剛剛安然降落，機上的人們還沒來得及慶祝，更大的災難便接踵而至。日機緊跟著下降，先是投下炸彈數枚，企圖將飛機炸毀，但距離目標甚遠，未能命中。接著又再次一齊對桂林號進行連續掃射。“輪回凡二三十次之多，企欲將全機搭客殺害，以致機中十余人同遭毒手。”事后機長活士發表書面報告稱：“不料余機甫降于小河中，日機又跟隨降下，齊開槍向余機中各人掃射……時水流湍急，余泅于水中，被急流沖擊至下游頗遠。余抵岸上時，氣力已疲……無何，抵一華軍防戍營地。……被引至數里遠之中山縣。該縣縣長張慧長……對余極力款待，並用車載余往澳門，抵澳門時，已下午三時矣。”（《工商晚報》1938年8月25日）

　　8月25日下午，《中央日報》記者在赴澳門轉中山縣調查桂林號事件后，又于當晚10時返回澳門，並專門前往山頂醫院（為當地國家醫院），采訪此次事件幸存者之一的乘客樓兆念。時樓頸纏繃帶，精神極佳，談鋒頗鍵。他談起遇難經過：

　　8月24日早晨八時三十分，我們所乘的桂林號飛機，起落不定，有十分鐘之久，乘客正驚異間，槍聲繼起，彈穿機身，擦過我的頸部，鮮血直淌。當時我仍然相當鎮靜，迅速用手巾扎住頸部傷口。我向四面張望，發覺座椅上也被擊穿一孔。隨即，又聽到局局的槍聲，我座位旁邊的王梁甫（文龍）手部也中槍。當時全體乘客，知有變故，都臥倒在座位邊。但始終沒有聽到機長的相關通告，因此也不明白外面究竟發生了什么情況。不久，只聽到啪的一聲，機身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震蕩。當時我們本想馬上推開機門，但為“遵守規條，臨難不茍，仍聽候機長命令”，然而等了十數分鐘，仍未聽到任何消息，我這才奮力推開機門，看到飛機已經降落水面。此時，江水立即從艙門口涌進，容不得半點猶豫，我立即躥入水中，并順手攜帶一個椅墊，當作臨時救生浮具。同時高呼大家都這樣準備。這時河水水流湍急，就是比較熟悉水性的我，已經感到“難于掙扎”。我游離飛機愈遠，見到機身愈側倒。此時副機長也已逃出，看來他并不擅長游泳。他在我身后向我求援。于是我帶上他，兩人共同用一椅墊，但由于椅墊浮力太少，兩人一度沉入水中。我隨即放棄椅墊，采用仰泳狀，任水漂流，許久方抵達岸邊。這時有一舢板經過，我便高呼求援，始獲脫險。卻不知副機長的下落，后來才得知他已遇難……十分湊巧的是，在船上我見到了同被救起的無線電員，他能游泳，故亦幸免。此時我因為流血過多，十分虛弱。到石歧后，承蒙當局將我送到澳門療治。……（1938年8月27日《申報》第四版）

　　桂林號飛機遇難者追悼大會

　　打撈殘骸哀悼死者

　　上述3人雖然僥幸逃離虎口，但桂林號飛機上大部分乘客還是不幸罹難。8月26日下午，中國航空公司宣布已獲得慎昌洋行協助，答應由廣州方面派出打撈船攜帶專業器具，前往失事地點進行打撈。此前，中航公司已請蛙人（潛水員）潛入失事飛機機艙內尋找並打撈遇難者和郵件等物。8月25日，打撈出第一具遇難者遺體。此后，又派出技術人員及民工數百人，動用汽船二艘、民船三艘，對桂林號飛機進行打撈，該機身和機尾部分均已露出水面。此時已經可以看到機身上面的累累彈孔。26日下午二時在機艙內又打撈出一具女尸，人們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位孕婦。同時被從機艙內打撈出的還有許恩源夫人、楊錫遠夫人及劉崇銓。截至26日下午，其余8位遇難者的遺體也都被打撈出來。

　　至此，已經全部打撈出14具遇難者遺體。

　　“乘桂林號赴渝者，共19人。計機長活士、副機長盧壽年（實為劉崇佺）、無線電生羅昭明、及侍役（乘務員）武慶華共4人，乘客15人。……乘客中原本有立法院院長孫科及其隨員4人（此5人臨時改變行程，沒有登機，另補二人。）、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斤辛（新六）、交通銀行董事長胡大文（筆江）、柏林大學中文講師陸懿博士、聚興誠銀行董事長楊某之子楊錫遠及其夫人薩根容、徐恩原夫人、熊光叔（孕婦）、李德鄰、李家蓀、王梁甫、錢亨利、陳健飛及最近由歐返國之僑胞樓兆念、……”

　　（《工商晚報》1938年8月25日）

　　此次空難除機長、機組無線電員及乘客樓兆念三人脫險外，遇難者中除14名機組人員和乘客外，還包括兩名當時正在事發現場進行救援的當地農民。在打撈現場，除參與打撈的員工外，還有中央信托局經理凌憲揚、外籍工程師、中山縣縣長張惠長以及來自澳門的葡萄牙軍官等人。其中凌憲揚一直守候至最后一箱文件打撈出水面。至29日已將桂林號飛機打撈出水面，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僅是桂林號飛機機身，乃至飛機機翼甚至機身內的油箱均是布滿彈痕，其狀慘不忍睹。根據中航公司隨后發布的現場勘驗報告稱：在16具遇難者遺體中，“被槍傷者九具。”其中楊錫遠夫人頭部后枕槍傷，徐恩原夫人頭部左額角槍傷，王梁甫左手腕中槍傷、陸懿鼻部中槍、劉崇銓鼻部、左手槍傷，胡筆江頭部左額槍傷及右腳五指被擊去……另有兩位不知姓名的遇難者系當地農民，看到險情，奮不顧身，前往施救，均遭毒手，一個頭部中槍，另一個肩部中槍，不幸遇難。（1938年9月3日《申報》第四版）

　　遇難者遺體很快于27日移送至中山縣大校場，暫時分別被殮入16具桐木棺中。28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分別殯殮。原準備于29日晨運送至香港，后來，被分批運送。其中6具靈柩最先于29日下午六時，由金山輪從澳門運送至香港。中航公司已于29日專門派兩名職員前往澳門，料理靈柩運港事宜。而胡筆江、徐新六的靈柩則于30日早晨7時從澳門由瑞泰輪運送至香港。

　　得知該噩耗，時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委員長蔣介石于8月27日發送唁電給徐新六、胡筆江二人家屬：“香港：徐新六、胡筆江二先生家屬禮鑒：徐、胡兩先生金融碩彥，勞績卓然。此次因公赴渝，遭寇機所擊，為國犧牲，賢才遽殞，感悼曷極。尚望勉節哀思，繼志□仇，以慰英靈。特電致唁。中正感。”

　　對此，美國政府亦向日本提出抗議，美國駐日大使接到國務卿訓令，于26日向日本政府提出對日機擊落中航機的抗議書。抗議書稱：該民用機載有美國公民一人，及其他非戰斗人員若干人，日機加以危害，本國極為不滿。該機既有顯明標識，且為有定時之商業航線，日方實能諉為誤會。該抗議書更謂，此次事件，已引起美國人民之公憤。（1938年8月27日《申報》）

　　為了緬懷死難者，抗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進一步激發全國人民的抗戰斗志。國民政府于1938年9月10日下午3時，假借香港孔圣堂，舉行公祭儀式，沉痛追悼胡筆江和徐新六。全國金融界、銀行界也分別舉行追悼會，追悼胡筆江、徐新六暨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梁甫，以志哀思。9月17日，由香港各界出面籌備，假座加路連山孔圣堂，又舉行了桂林號飛機殉難同胞聯合追悼大會。

　　桂林號遭襲謎團

　　人們不禁要問，日軍戰斗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襲擊中國民航飛機，必欲致其死地，究竟意欲何為？

　　《申報》1938年8月20日第四版曾以《立法院院長孫科返國昨抵港，此行遍訪各國，收獲甚豐，留港二日便赴漢報告》為標題。報道了孫科自當年“一月間赴歐，分訪英、法、蘇、比、荷、瑞各國朝野，星軺所至，備受歡迎。……18日下午，行抵暹羅。翌晨5時，換坐帝（指英國）航機抵港。”

　　香港《士蔑西報》則認為：“惟此次之中航機，固無誤認之可能也。中航公司本為中美合資創立。”日機此舉，確系預謀殺害乘坐中立國（美國）投資的民航機內的非戰斗員。日機空軍甚至明悉何人搭乘該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殺害中國的金融巨子，尤其是被認為剛剛經過談判成功爭取蘇聯援助的孫中山哲嗣孫科。因孫氏在事發之前，曾向中航公司定票。日本方面在事前，應該已探悉孫科的行蹤，此點尤其值得注意。只是直到最后一分鐘，孫科突改乘歐亞機飛赴漢口，但日本當局進行襲擊的命令，已經發出，“中航機之命運，已經注定矣！此五人之得逃生，非劊子手之意料所及也。”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孫科一行得以逃過一劫呢？隨著歲月流逝，最終答案也逐漸顯露。這里涉及到一位神秘人物──池步洲，當時他在中央調查統計局總務組機密二股，負責偵收日軍密電碼，并進行破譯。池步洲是當時中統局機關內唯一的留日學生，工作時年僅30歲，經驗尚無。但是他通過統計發現收到的日軍密電，基本是英文字母、數字、日文的混合體，字符與字符緊密連接，多為（MY、HL、GI……）。他作了進一步統計，發現這樣的英文雙字組正好有十組，極可能代表著0-9的10個數字。根據這一發現，池步洲做了一個大膽猜想：將這十組假設的數字代碼使用頻率最高的MY定為“1”，把頻率最低的GI定為“9”。另外，日軍密電中的數字，很可能表示的是當時交戰軍隊的部隊番號和兵員數目等數字。于是他又到部隊進行了核對，由此找到了越來越多的突破口……

　　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長、孫中山獨子孫科要從香港返回重慶，日方認為這是一個剪滅國民政府要員的絕佳機會，遂密令日機中途攔截。密電被池破譯，立即通知孫科。已到達機場的孫科，悄然返回。后來，此桂林號飛機果然在中途被日機擊落。而機上的其他乘客和兩名機組成員，則沒有如此幸運，全部犧牲。

　　這一密碼的成功破譯，大大提振了中統局破譯日軍密碼的信心，同時也奠定了池步洲破譯日軍密碼的可靠性和權威性。當然，這僅僅是他牛刀小試。三年后的1941年，才是他顯山露水、一鳴驚人之時。1941年12月3日，池步洲破譯了截獲的一份由日本外務省致駐美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

　　1.立即燒毀一切機密文件；2.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3.帝國政府決定采取斷然行動。

　　由于他平時刻苦鉆研，除了練就過硬的基本功外，還掌握了密碼中的許多隱語，如“西風緊”表示與美國關系緊張，“北方晴”表示與蘇聯關系緩和，“東南有雨”表示中國戰場吃緊……順藤摸瓜，他最終破譯出這是“東風，雨”（即日美開戰）的先兆。結合此前譯出日本搜集到有關美國檀香山海軍基地的情報，池步洲作了兩點估計：一、開戰時間在星期天；二、地點在檀香山珍珠港海軍基地。當這個消息呈遞給蔣介石以后，蔣十分震驚，立刻向美國方面通報。但由于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高漲，羅斯福并未重視中國傳來的情報。4天后，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發生。

　　如果說美國政府對破譯日本襲擊珍珠港的密碼還持懷疑態度的話，那么此后池步洲破譯有關山本五十六行蹤的密電，則引起了美軍的高度重視。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在偷襲珍珠港成功后，向東南亞進軍，攻占英、法在東南亞的屬地，控制了馬六甲海峽。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及其隨從分乘兩架專機，由6架戰斗機護航，出巡太平洋戰爭前線，鼓舞日軍士氣。當時，池步洲得到兩份關于山本五十六出巡日程的電報。一份用日本海軍密電拍發，通知到達地點的下屬；一份用LA碼（池步洲破譯的密電碼，通常以LA開頭，習慣上稱之為LA碼）拍發，通知日本本土。池步洲破譯的，是后一份密電。他迅速將破譯到的情報，向蔣介石匯報，蔣立即通報美方。美軍迅速派出16架戰斗機前去襲擊，全殲敵機。第二天，日本搜索隊在原始森林里找到墜機殘骸，山本五十六手握“月山”軍刀，橫倒在殘骸旁邊。

　　池步洲其人

　　抗戰期間，池步洲為中方破譯了大量日本密電，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但由于情報工作的特殊性，美國和國民黨政府都未公開他在抗戰中的貢獻。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清縣三溪鄉溪源村，小時候家境貧困，直到10歲時，由他五哥和五嫂資助，才得以上學。但他用3年時間完成了全部小學課程，之后考入福州英華書院（今福建師范大學附屬中學）。順利讀完中學之后，1927年池步洲前往日本，先是在東京大學機電專業學習。畢業后（1934年春），又在早稻田大學工學部學習。在這期間，池步洲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侶日本姑娘白濱英子。

　　池步洲

　　在池步洲與白濱英子結婚后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正式開始。他毅然決定回國抗日，1937年于7月25日，池步洲攜妻及三個子女自日本東京赴神戶，再搭乘輪船返回了中國上海。池回國后，投奔南京國民政府。可到了南京舉目無親，認識的許多留日同學一個也沒找到，所幸國民黨政府設有華僑招待所，對留日學生歸國抗日者，免費供應食宿，池步洲一家五口才得以棲身。正在此時，比池早半年回國的留日同學陳固亭也住在華僑招待所，陳時為陜西省政府社會處處長。同學相見，倍感親切，暢談數日，各抒抱負，均以國難當頭參加抗日為己任。陳固亭告訴池步洲：中央（指國民黨）特別需要留日同學研譯日本密電碼，委員長(指蔣介石)說了，誰能譯出日本密電碼，等于前方增加幾十萬大軍。池步洲有意一試。于是經過陳固亭的介紹，池步洲進入中央調查統計局……

　　抗戰結束后，池步洲反對內戰，不愿繼續從事密電碼研譯工作，轉到上海中央合作金庫上海分庫從事金融工作。上海解放前夕，他自問一生清白，拒絕撤退臺灣。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池步洲不愿意參加國共內戰，一度帶著妻兒回到家鄉福建省閩清縣。建國后，他拒絕前往臺灣，繼續留在了上海。

　　晚年，池步洲陪伴妻子回到日本，過著平淡恬靜的生活。2003年2月4日，他在日本神戶逝世，享年96歲。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帶回中國。2003年抗日戰爭勝利58周年之際，福建省閩清縣在臺山公園為池步州立碑，以此紀念這位抗日功臣、破譯密電專家。除了在破譯日本密碼方面的卓越貢獻外，他還留下了代表作品《日本遣唐使簡史》《日本華僑經濟史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