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時候，人們開始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進行思考時，思想家們很自然地將我國視為沙漠中的文明綠洲，世界上僅有有文字、城市和先進制作技能的地方。唐朝時，這一觀念已不再令人信服。由于在幾個世紀中，香客和僧侶常常往來于我國和印度之間，他們使我國人了解到印度的書寫傳統足以同我國相匹敵。此外，漢人的近鄰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麗、渤海（坐落東北）、南詔（坐落云南）、吐蕃和日本都樹立了國家。它們都有一致的宗教，有書寫文字（有的發明晰自己的文字），樹立了城市并進行長途交易。在許多方面，我國能夠自認為優于其他國家，但不能再以僅有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時，各國均供認我國在政治、體系和文明諸方面都有出色的建樹。實際上，朝鮮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我國文明和政治體系，以求樹立其本國強壯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時，我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產生了一種深入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促進許多有識之士對我國政治和文明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過程中，儒學得到了復興。杜佑（735—812）和韓愈（768—824）這兩位聞名文人的觀念，能夠作為這一思潮的代表。

　　杜佑的《通典》

　　杜佑出身于名門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擔任要職。801年他將《通典》一書上呈君主。《通典》為一部長篇典章制度史，共兩百卷（今版五千余頁）。當時，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危及朝廷的權威，杜佑編纂《通典》是為了尋求扶危解困之道，以改革朝政，加強朝廷的權威，使君主能夠干預地方事務。當然，絕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為國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佑認為，官吏們有關朝廷體制的觀點已陳腐過時。他們強調君主受命于天，主持禮儀慶典，但忽略了政府運作之道。就體例而言，《通典》一反傳統的寫法，不始于宮廷禮儀，卻以食貨、人民生計、政府財源為首要。在討論賦稅時，杜佑對隋朝官員高颎稱贊備至，高颎根據均田制實行輸籍法。在北朝時，持續的戰亂、暴君庸吏、重稅徭役迫使百姓尋求地方豪強的庇護。但在隋朝建立后，百姓發現政府租稅大大少于豪強所奪，于是他們紛紛向政府登記戶籍。因此杜佑認為，賴高颎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國建立財稅制度，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正如事后我們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對經濟的不干預政策有其積極意義，但依杜佑之見，計劃嚴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對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印刷術不僅用于印制課本，同時也用于印染織物。這塊8至9世紀的絲質旗幟殘片存于敦煌17號窟；上面的基本圖案源于波斯（圓形飾物源于波斯金屬制品），雜以中國本地花紋，如上面的一對飛鳥

　　復興儒學的韓愈

　　杜佑尤其反對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效法經典中所說的古制。杜佑駁斥說，在遠古時期，中國同現在邊境附近的一些蠻族一樣落后。他認為在漢唐時臻于完善的郡縣行政制度優于周代的分封制，因為郡縣制有利于長治久安、人口增長。為《通典》作序的學者說，杜佑認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五）。

　　杜佑的同代人韓愈比杜佑年輕，他更多地從文化方面來審視中國的問題。韓愈極力推崇儒學，力主儒學經典是教育和良好寫作能力的根基。他遵循古老的理念，要求清晰、準確、實用，贊成樸素的文風。跟杜佑一樣，韓愈也關注軟弱無力的朝廷，但他相信復興儒學可以使國家強盛。他上疏皇帝，反對皇帝參拜佛祖遺骨。在上疏中他將佛教稱為蠻族的信仰，說佛骨是污穢不祥之物，不應觸摸。他爭論說，皇帝尊佛是鼓勵百姓信奉佛教而不務正業、不盡社會義務，這樣便減少了稅收，對國家不利。在另一篇幾乎同樣有名的文章中，韓愈討論了道的起源。韓愈認為，一脈相承的正統儒學，從周公傳到孔孟，然后這一傳統就中斷了。在某種意義上，韓愈主張為復興“圣人之道”必須讀《論語》和《孟子》，以發掘真正的儒學。像杜佑一樣，韓愈用非常寬泛的概念對中國文明進行了綜述，但敘述簡明扼要：中國文明始于圣人，圣人救百姓于危難，教他們獲衣食，退野獸，習禮樂，教他們創立政治制度來抵御敵人，肅清罪惡，但是道教和佛教的興起使中國文明墮落了。最后，韓愈主張讓佛僧道士還俗，焚毀佛經道經，將廟宇改建成家庭宅院。

　　正如這幅描繪宴飲的壁畫所表現的，唐朝時人們開始坐在榻上。坐者的衣衫為典型的士大夫便服。藍色或褐色長袍、黑靴、黑帽。這幅寬70英寸、長92英寸的壁畫繪于長安附近一座建于8世紀的墓葬的墻壁上

　　當然，杜佑和韓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堅持應抓住變化，應了解具體實踐的細枝末節。而韓愈更強調一成不變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認為在政策層面上應重視德行，君主應掌握“圣人之道”。杜佑主張循序漸進地追溯歷史的發展，而韓愈則以為可以將中間的幾個世紀一筆抹殺而一下躍回到遙遠的古代。然而，二者確實在某些問題上頗為一致。例如，他們都對自漢朝以來廣為流行的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論不感興趣。而且，他們分享一種基本的樂觀主義精神，認為只要持善念之人在世上有所行動，一切就會變得更好。他們的這一觀點為很多同代人所贊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躍了當時思想界的論爭。

　　晚唐大變局

　　根據中國人的歷史觀，統一與擴張遠比分裂與收縮對中國人有利。因此，唐朝上半葉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而下半葉則被認為是它不幸的余暉。按照中國傳統史學家的看法，朝代更迭是以道德態勢為依據的，而后者是可以預測的，因此唐朝由盛而衰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像唐朝這樣輝煌的朝代是由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君主建立的，他們因為民謀利益而受命于天。他們創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租稅既低且公平，他們清除了很多前朝的積弊，諸如地方割據和貪污腐敗。但他們的皇位繼承者并非都是過人之輩，很多繼承者不能避免宮廷中的權力之爭，不能限制防衛開支和地方行政開支的增長，不能保障或增加歲入來源，不能憑借其毅力和操守而使臣下忠心耿耿。依據這一歷史觀，干練正直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延緩衰落的進程，甚至可以暫時起死回生，但一個朝代必然會由盛到衰，最終滅亡。

　　傳統的中國史學家認為，前后兩朝之間并無類似的道德邏輯，可以推想，朝代更迭是一代接一代，以至永遠。所以，當中國史學家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次接觸到歐洲歷史的線性發展理論（即從古代到古典、經中世紀到現代文明）之時，他們也開始設想中國歷史的大分期。正如前文所述，他們注意到漢朝與羅馬的相似之處，大分裂時期與歐洲中世紀的類似之點。但是隋唐時代的一統天下卻無與倫比。在西方，不論是6世紀時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還是9世紀時的查理曼大帝，都未能重建一個如此遼闊而又強大的中央集權帝國。在中國，唐朝更優于漢朝—唐朝能夠抵御更強大的外來威脅，能夠治理一個更加多樣化的社會，而且建立了更為發達的經濟。

　　現在，接受中國歷史循環開展這一觀念的史學家，現已為數不多了。這一觀念貶低了中國社會的長時間改變，而依照西方形式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或四個階段的史學家也不多見。一般來說，在探尋中國歷史開展進程的時候，史學家們更重視晚唐，并將其視為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以為這一可悲的式微時期也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令人振奮的開展階段：知識分子為朝廷無法控制國家而憂心如焚，因此產生了一向延續到宋朝的聲勢浩大的儒學復興思潮；中央政府無力對經濟嚴加辦理，影響了財政收入，但卻使經濟活動更加活潑。因為出現了這么多混亂并且令人頭痛的問題，國家政治和軍事體系的集權化程度比曾經降低了，但中國社會接受政治危機的能力得到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