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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道德與文才的關系？趙樹功的《中國古代文才思想論》（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該書入選2015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對此作出了明確的辨析。
論才與論德在傳統思想中是渾然一體的，古代才與材通用，德的本義即以“材質所得”為主，先秦思想家以性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為個體的材質，視全面開掘自我材質為成就德性的手段。
回溯歷史，盡管三國時期出現了曹操“唯才是舉”的權宜政策，但無論文藝還是吏治，德才兼備一直是一個主流的境界期待。
在政治銓選上，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曾云：“選用之法，莫貴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無德者”則被命之曰“小人”。文藝審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討詩文，在才華要求之外，論誠者為言德，論真者為言德，論詩言志、詩緣情、詩出感興者皆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倫、美風俗者更是言德，文藝矚望著德才兼美。謝榛《四溟詩話》中曾將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猶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意思是才與德不可分，就如同船與舵不可分一樣。沒有德行保障的創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沒有方向目標，更無從把控力度，那么船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又如何能夠乘風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關注的是，對創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穩定需要而“臨時從場外租借的規范”，事實上，在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思想中，它與文學創作存在著根本的關聯。
德才兼美是創作傳世的重要條件。創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難免千秋淹沒，原因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進入主流傳播從而獲得賞鑒并流傳的先決條件。
陸游宣稱“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陳仁錫反問：“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無人品則寸心安在？”無品無德，才思都會萎縮，又何談賞識美、品鑒美的情靈？更有甚者，“誰與較失得哉”？為人所不齒者，作品如何有為人評量的機緣？
德才兼備，也是藝術審美的內在需要。眾所周知，文藝作品并非文藝形式與道德內容的機械疊加，道德不會成為低劣藝術毛坯的點金石，文藝自然更不能簡化為道德的傳聲筒。文藝之所以離不開道德，是因為通過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充擴胸襟，能直接影響主體文才的發揮：德修則剛健不餒又葆華養和，才氣自然軒舉；德修則民胞物與，家國關情，而非風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討好“窄眾”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則審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夠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時迷障，才思自然闊達……
這并非是今人應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長期文藝實踐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諸如論書：“心正則筆正”“人正則書正”“作字先做人”；論畫：“學畫者先貴立品”；文學自然概莫能外，劉熙載一言以蔽之：“詩品出于人品”。對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則文明不是空洞的說辭，而是“實實在在的藝術臻達頂峰的必由路徑”。
當下生活中，不乏稟賦非凡的作家、演員，但其中少數人對一些強化自我修養的忠告不以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們偏執地認為論修養就是對才華的鉗制，沒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間從社會意義到美學意義的深刻關系。無論何時何地，凡為文人，“先器識而后文藝”可以視為才德關系的公論。
（作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原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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