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下文獻資料，你能想象到這些肖像描寫是聯系到一個人的身上嗎？

　　“天表奇偉，神采煥發，雙瞳日懸，隆準岳立，耳大聲洪，徇奇天縱。稍長，舉止端肅，志量恢宏，語出至誠，切中事理。”（《清圣祖實錄》）

　　“身材比普通人稍高，堪稱姿態優美，比我們稍胖些，但還達不到中國人所謂的‘富態’的程度。臉也稍寬，有痘痕，前額寬大，鼻子和眼睛比中國普通人小些，嘴美，頤和藹，動作溫柔，一切容態舉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見便引人注目。”（李明《中國近世報道》）

　　“年約五十歲，中等身材，儀表令人肅然起敬，有一對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著黑色髭須，幾乎沒有胡子，臉上有麻點。”（伊茲勃蘭特《俄國使團使華筆記》）

　　“身長不過中人，兩眼浮胞，深睛細小無彩，顴骨微露，頰瘠頤尖……性躁急，多暴怒。”（閔鼎重《老峯燕行日記》）

　　“向西盤膝而坐，廣額，顧稍殺，髯犯頰而斑白，雌雄眼，神氣清明。”（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

　　是的，它們是不同時期、不同國籍背景的文士對康熙皇帝外貌形象的描繪。出自《清圣祖實錄》的說法自然是溢美之詞，那么來自于法國、荷蘭和朝鮮的傳教士、使臣們，何以在不用考慮康熙皇帝感受的前提下，得出如此相去甚遠的形象描述呢？統御大清王朝長達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在外國人的眼中又有著怎樣的形象？

康熙帝畫像

　　傳教士筆下的“哲人王”

　　依據白新良先生的研討收拾，康熙年間西方來華傳教士不下三百余人，他們在華期間與國內多有信件往來，僅《耶穌會士我國書簡集》中便收錄了發自我國的信件152封，從前來華的傳教士們在回國后也宣布過一些回憶錄和介紹我國的文字，如《我國近事》、《韃靼紀行》、《清廷十三年:馬國賢在華回憶錄》、《我國近事報導》、《張誠日記》、《徐日升日記》等等。其間，對康熙皇帝的點評最為直接的是白晉的《康熙皇帝》，1697年，他在獻給法王路易十四的這本冊子中這樣寫道：

　　“他天資極高，思想靈敏，博聞強識，明察秋毫。他具有經得起紛繁復雜的事故考驗的堅強意志，并具有擬定、指揮、完結雄偉規劃的杰出才干。他的嗜好和喜好均高雅不俗，與他的帝王身份非常相稱。他為人公平，主持正義，倡導德行，愛民如子，具有遵守真理的可貴質量以及抑制情欲的驚人自制力。諸如此類的尊貴質量，在他身上舉不勝舉。更讓人驚奇的是，這樣一個日理萬機的君王，竟能對科學的學習如此勤勉，對藝術的喜好如此醉心。”

　　1689年，閔明我在對法國漢學家萊布尼茨介紹康熙皇帝時說:“（他）對常識的渴求簡直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能了解歐幾里得幾何學、三角學核算，并且可以用數字來表達地理現象。”曾依據法國人迪奧尼斯的人體解剖學為藍本翻譯出《欽定格體全錄》的巴多明，對康熙皇帝的科學精力更是倍加稱譽，說他“酷愛科學，巴望取得外國的常識……在許多世紀中才干見到一個的那樣特殊人物之一，他對自己的常識面不加任何約束，亞洲一切君主中從未有任何人像他這樣酷愛科學和藝術。”

　　滿文本《欽定格體全錄》書影，它整合了當時最先進的西醫人體解剖學著作。

　　“貪財好貨”的昏君，還是太平有成之主？

　　與西方世界向康熙皇帝毫不保留地表達敬意不同，在家門口的朝鮮士人階級眼中，清朝的皇帝們始終都是一副刻薄、暴戾的“妖魔”形象。比如開篇引用的朝鮮使臣閔鼎重在康熙八年（1669）對康熙皇帝外貌的描述，活生生將十五歲的少年皇帝形容成了一個尖嘴猴腮、喜怒無常的小老頭。康熙三十四年（1695）冬至副使李弘迪對康熙的印象是：“皇帝荒淫游畋，不親政事。用事之臣，又皆貪虐，賄賂公行。”康熙五十一年（1711）謝恩使樸弼成、閔鎮遠等對朝鮮國王述職時則表示：“彼皇貪財好貨，拜官皆以賂得，商賈之潤屋者，輒授職級。民不聊生，怨聲載路。往來館中者，無不斥言如是矣。”

　　誠然，這些來自他者的批判未必不是康熙時代的另一種寫真，可為了維系思維定式中的形象而進行的過度扭曲，往往會讓親歷者茫然無措。康熙五十二年（1712），朝鮮文人金昌業隨出使燕京的兄長金昌集來到北京，在他的《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留下了許多自己對傳統觀念的質疑與反思。比如，他認為皇帝重視木蘭秋狝等活動并非是出于休閑娛樂的目的，而是“入中國70年，居處飲食漸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來以習其驅馳，不設其所居以警其安逸，其意可謂深遠。”面對朝鮮國內盛傳的“舊聞皇帝于暢春園作離宮十五處，貯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宮室制度及衣服飲食器皿皆從其地風俗，而皇帝沉湎其中”的說法，親眼得見暢春園的金昌業更是大呼上當：“暢春園南北二百余步，東西百余步，豈容置十五處離宮乎？”在“制度樸野，無異村莊”的暢春園外，這個深諳儒學的外鄉人感嘆道：“以康熙之儉約，守汗寬簡之規模，抑商貿以勸農，節財用以愛民，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那么，暢春園到底是不是真如金昌業所言“制度樸野”呢？經常出入暢春園的白晉在這處皇帝“很喜愛的園囿”時說：“里面除了他命人開鑿的兩個大水池和幾條河道外，再也沒有什么使人感到與一個既富有又強盛的君主所應有的豪華氣派相對稱的東西了。那里的一切確實非常潔凈。它的建筑，它的庭院，它的布置，比起巴黎郊區一些王侯爵爺的別墅來，要遜色得多。”曾于康熙五十二年參加康熙皇帝六旬萬壽慶典的揚州鹽商程庭對暢春園的印象則是：“垣高不及丈，苑內綠色低迷，紅英爛漫。土阜平坨，不尚奇峰怪石也。軒楹雅素，不事藻繪雕工也。”

　　由此可見，金氏所言尚屬可信。

　　評價何以天壤之別？

　　那么，同樣是站在他者的視角上，東西方的觀察者們為何會產生這樣懸殊的評價呢？

　　首先是受所處環境“社會集體想象”的主觀因素影響。“社會集體想象”是來自于比較文學領域的概念，也可以稱之為“套話”。套話是比較文學形象學中描述異國異族形象的一個術語，姜智芹教授在《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形象》一文中指出，關于異族的套話“是整個社會想象力參與創造的結晶。”并且“它一旦形成就會融入本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深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本族人對異國異族的看法。”西方傳教士和朝鮮使臣對康熙評價的基礎，恰恰是本民族對清代統治階級的既有“套話”。

　　大概自13世紀起，隨著馬可?波羅游記在西方的流行，以及曾經到過東方的傳教士帶回的有關中國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與德行”等正面評價，西方世界對中國和它的統治者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套話，它不但為西方人勾畫了一副美麗神奇、充斥著金銀財寶的中國圖景，而且激發了人們對以儒家思想指導下的“開明的君主政體”，以及政府“用知識、用愛而不是用暴力來治理國家和人民”的無限向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西方文化抱有極大興趣的康熙皇帝，很快成為17世紀西方世界最完美的“哲人王”。

　　與西方傳教士對康熙皇帝帶有文本式的歌頌不同，以藩屬身份受制于中原政權的朝鮮，始終懷揣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眷戀和對儒家文化的堅守，同時又夾雜著對皇太極時代清帝國兩次入侵的民族仇恨。因此，其士人階級形成的對滿洲族群的套話自然是一種以“小中華”自居、鄙夷滿人為“夷狄”的形象印記，并藉此習慣性地將清代統治者的形象妖魔化。

　　其次，出于宗藩次序和對未知范疇的好奇，康熙皇帝對朝鮮青鳥使和西方傳教士給予的對待存在距離。作為藩屬國朝貢而來的青鳥使，全部禮儀標準必定遭到相關準則的束縛，在朝廷的角度，屬臣終究是屬臣。而傳教士們則不同，他們盡管也在任欽天監或宮廷任職，活潑于交際、藝術甚至醫藥范疇，但同時也是文明的傳播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充當著皇帝師長或醫師的人物，因而，他們得到的是君臣體系之外的“家人待遇”。

　　再次，是對康熙皇帝所寄予的期許不同。關于朝鮮君臣而言，他們深信“胡無百年之運”，又只能寄希望于執政者糊涂導致我國的內爭，因而得到的客觀實踐只要在契合套話顏色的前提下才干夠為朝鮮君臣所接受。而關于傳教士們而言，“傳播福音、推動科學、擴展本國影響”才是他們遠渡重洋的動因，相應地，他們需要對康熙皇帝甚至歐洲的統治者們采取投合的態度，以交換最大的實踐利益。

　　至于康熙皇帝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他對自己從前有過這樣的點評：“朕之生也，并無靈異，及其長也，亦無非常。”想來應是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