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逝世七年后，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漢廷召集前一年下詔察舉的賢能、文學六十余人，以“問民所疾苦”為主題進行了一場策論。漢代舉賢能，一般都要皇帝親身“受策察問”(《漢書 武帝紀》)。但是此刻昭帝尚年幼，權利都在霍光手中。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名義上主內而不主外，也不便出頭。遂由當朝公卿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帶領其下屬丞相史、御史出頭主持。結果這次策問開展成了環繞武帝以來政治得失及其未來方針走向的大辯論。因為鹽鐵公營存廢問題在論辯會開端就被賢能、文學提出來，是較奪目的主題之一，會后人們遂冠以“鹽鐵之議”或“鹽鐵會議”之名。會議其時有較為具體的會議記錄(《漢書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對這些記錄加以推衍、增廣，寫成《鹽鐵論》一書，共六十篇。此書十分幸運地完好流傳到今日，較為完好地復原了論辯概況，是“后人了解這段前史華章的第一手資料”(孫家洲語)。

　　閱讀《鹽鐵論》，首先要破除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即認為其所論主要是以鹽鐵國營為主的財經問題。這大概受《鹽鐵論》書名的影響。清初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即將此書列史部食貨類中。多年來學界對其關注也主要在經濟史范疇內。然而臺灣學者賴建誠統計后指出，全書“談論經濟問題的篇數只占12％，在各類問題中比例最低”。事實上，鹽鐵會議召開于武帝“多欲”之治導致社會各種矛盾尖銳之際，“總論政治得失”(顏師古語)，廣泛涉及當時經濟、司法、民族關系、民生吏治、社會風俗、學術思想等問題，是一場大百科全書式的論辯。因此我們應該以更為開闊的歷史視野去看待《鹽鐵論》。

《鹽鐵論》對于武帝政治，是從“奮擊之士”“興利之臣”“憯急之臣”三者為主要線索的。《刺復》篇文學說：

　　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于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荊、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克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后，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渭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眾。

　　這段話可以說是整本《鹽鐵論》的總綱。武帝時代內外政策，以對外開邊征伐為第一原動力。接連用兵四夷尤其遠征匈奴，逐漸導致漢廷財政虧空。到元狩四年(前119年)衛霍絕幕遠征后，已陷入“財匱，戰士頗不得祿”(《史記 平準書》)的尷尬境地。在此緊急狀況下，漢廷遂開展了一系列興利活動，如鹽鐵酒國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貨幣改革等項，逐步改善了財政。然而外事征伐、內興聚斂的政策，給民間帶來了極大困苦，民生騷動不安，大量人群陷于法網。于是只有以興嚴刑峻法的酷吏政治彈壓。這三者構成了武帝政治前后相繼的整體。武帝時代，是一個軍人、興利之臣、酷吏占據政治舞臺的時代。

　　因此武帝去世以后政治的中心，是如何對待上述舊政。鹽鐵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以桑弘羊為首的官方(田千秋雖居相位，但在會上括囊不言明哲保身)，力主上述三項不廢，繼續鹽鐵酒專賣、均輸平準作為臣服以至消滅匈奴的政治保障，并維持對民眾的高壓態勢。而賢良、文學一方則以民間疾苦為據歷數三者之不便，必欲除之而后快。這種針鋒相對，正如王充《論衡?案書篇》指出，乃是“兩刃相割，二論相訂”，成為整本《鹽鐵論》的主干。相關其詳在此不羅列，讀者循著這條線索稍讀《鹽鐵論》即可知。

　　明了了《鹽鐵論》的主線后，我們分別從各個專門史的視角再來談一談讀《鹽鐵論》應該注意的要點。

　　從政治史的視角看，鹽鐵會議有兩重意義。第一，賢良、文學是漢武帝“尊儒”的結果。武帝即位初期有尊崇儒術之意，罷所舉賢良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又立五經博士，并為博士置弟子，以經術為出仕的憑借。“尊儒”可謂有其具。但現實的政治層面，則因上述三項政策的漸次展開而離儒家政治漸行漸遠。桑弘羊一方依據韓非之言立論，一定程度上顯示法家學說尚有其空間。這些來自民間的儒者在儒家政治長期蟄伏后，借武帝去世之機集體發力，對桑弘羊一方主張做了全面批評，并提出“夫為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鹽鐵論?刑德篇》)的根本政治主張，與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的主張，可謂前后呼應，在政治儒學化的進程中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經過此次會議后，法家思想在政治領域就不能大行其道而逐漸衰微了。

　　第二，除了上述儒法之爭的會議態勢外，也應注意到會議背后復雜的各方政治博弈。這次會議主要是霍光、桑弘羊二人矛盾尖銳化的結果，霍光利用這些儒生達到了攻擊桑弘羊的目的，間接促使桑在第二年的敗亡。正如徐復觀指出，賢良、文學“只有在矛盾對立、相持不下的夾縫中，才有機會反映出一點政治的真實”(《兩漢思想史》第三卷)。但同時也要看到，賢良、文學與霍光間也有根本的矛盾。霍光本人對儒者的態度，正如霍山指出“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仇之”(《漢書 霍光傳》)。這就導致雖桑弘羊下臺，但政治領域的全面儒家化在整個霍光主政時代遲遲得不到落實。

　　從經濟史的角度看，《鹽鐵論》第一次為我們展示了中國歷史上不同所有制之間利弊的爭論。以鹽鐵國營、均輸平準為代表的國營經濟，以國家做保障，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資本，運用更先進的技術進行生產，但運行過程中卻帶來產地集中售賣不便、農具規格單一不能適應各地土質、價格不能隨市場波動而偏高等等問題，尤其麻煩的是隨之產生的彌漫于上上下下無處不在的貪污腐敗，所謂“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云行于途，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鹽鐵論?刺權》)，使其優勢大打折扣；而富商豪強生產制則帶來壟斷，以及國家財政收入的削弱，并且他們常常過分剝削一般民眾，更有因大量人口集中偏遠地從事生產而缺乏管理帶來的政治不穩定；至于家庭小作坊式的生產，雖有親民便民之利，價格也不貴，卻往往不能達到質量要求。上述不同所有制的利弊在《鹽鐵論》中得到了充分討論。顯然，兩千多年前提出的這些問題，在今日全球化的經濟世界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從學術史的視點看，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榜首，不管尊孔與否，兩邊都對“五經”表明了極大的認同，兩邊發言中均很多引證“五經”之文。這說明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的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孟子思維得到賢能、文學高度重視。據學者龍文玲近年考證，《孟子》在會議中被引證72次，在所有典籍的引證中僅次于《論語》。賢能、文學本孟子“仁政”“王道”思維批判武帝表里政治，榜首次將孟子放到與孔子齊頭并進的地位。這是孟子在我國思維史上地位上升的一個標志性節點，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而透過賢能、文學，也可見其時民間已逐步發生一批精于“六藝”與孔孟之學的知識分子。他們正是我國歷史進入一統今后發生的所謂“士”階級。這批人將連續走上政治舞臺，以學術引領政治，深刻影響我國歷史進程。

　　從社會史的視點看，《鹽鐵論》給咱們供給了很多了解漢代基層社會習俗的史料。最重要的莫過于《散缺乏》篇。這一篇中賢能歷數社會習俗在武帝曾經與武帝以來由儉入奢之變遷，廣泛觸及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各個領域。如論食時說“今富者逐驅殲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沈酒鋪百川。鮮羔?，幾胎肩，皮黃口。春鵝秋鶵，冬葵溫韭浚，茈蓼蘇，豐薷耳菜，毛果蟲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鱉膾鯉，麑卵鶉鷃橙枸，鮐鱧醢醯，眾物雜味。”“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羊淹雞寒，挏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賜，鷇膹鴈羹，臭鮑甘瓠，熟梁貊炙。”。觸及食物之雜亂令人拍案叫絕，可見其時飲食之豐厚多樣。孔子曾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看來這一原則在漢代即已被發揮到空前絕后的地步。眾所周知，《史》《漢》等正史是以“大傳統”為首要核心的，對習俗、特產等等基層“小傳統”專心不行。將《散缺乏》篇的這些社會史材料結合近年出土的各種漢代文獻，或更能窺視漢代社會之生動相貌。文章最后，為了自學的便利，向各位讀者引薦幾種《鹽鐵論》的注本。馬非百《鹽鐵論簡注》(中華書局1984年版)，注釋短小精悍，是《鹽鐵論》現在最佳的白話注本，對初學者來講較為適合。當然，假如想要進一步深化研讀，則應讀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此書不管校勘、訓釋，皆可謂《鹽鐵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將兩書參而觀之，或更能見其全體。此外，楊樹達《鹽鐵論要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也可隨時參考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