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晚期，暗殺行為主要由“在野者”實施，革命家們欲挫清廷銳氣，又苦于沒有與之抗衡的強大兵力，便不惜冒險暗殺清室貴族，大搞恐怖主義，企圖威懾清廷，鏟除關鍵對手，為革命造勢并創造條件。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便是一例。

　　當革命者躲到洋租借或殖民地，清廷在無計可施之時也會秘密派人進行綁架或暗殺，以泄心頭之恨。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云就是被清吏所派刺客在香港刺殺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辛亥革命勝利后，軍閥亂國，混戰不斷，暗殺有增無減，甚至一度“制度化”。大小軍閥的統治單位內皆設有暗殺機構，列出死亡名單，取人性命非但不受法律制裁，還能迅速達成目的。他們的行兇對象主要有兩類：一是敵對陣營的領導者，二是經常撰文批判時政的“時事評論員”，或開槍或刀刺，一次不行就多來幾次多雇些人，總有辦法解決掉自己看不順眼的人。

宋教仁案

　　1913年3月20日晚10時40分，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廖仲愷等人陪同下，來到滬寧車站檢票口，準備登上開往南京的滬寧快車，就任民國政府內閣總理。此時，黑暗中躥出一個矮壯漢子向他開槍，宋教仁的身子晃了一下，踉蹌了幾步，倏地撲在鐵欄桿上。眾人立即將他送往滬寧鐵路醫院救治，終因失血過多兩天之后氣絕身亡。后來查明，暗殺宋教仁的是應桂馨、武士英，而這兩個人是受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指使。

史量才案

　　史量才是《申報》老板，他發表的《“剿匪”與“造匪”》道：“槍口不以對外而以剿殺因政治經濟兩重壓迫而走險之人民，正如楊杏佛所言，‘對殺人放火、奸淫擄掠之日軍，既委曲求全，禮讓言和，請其撤退；對國內鋌而走險之人民則竟動員大軍，大張撻伐’，此誠吾人所不能解者也。”

　　1931年12月17日，全國各地在南京的學生共3萬余人，由中央大學出發，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聯合總示威，要求國民黨政府下決心抗日。國民黨的武裝士兵，揮舞大棒和刺刀，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大肆屠殺，此即“珍珠橋慘案”。珍珠橋慘案發生后，《申報》不顧禁令，如實報道，并發表《學生愛國運動平議》，稱學生“其情則可原，其行則可敬，其艱苦卓絕之泣血呼吁，則可歌可泣”，“充分顯示我古國之民族精神尚未死盡”。

　　蔣介石對此大為不滿，1932年8月，他下令“禁止郵送”該報，又找史量才談話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量才則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1934年11月，蔣派軍統特務將史量才暗殺在滬杭道上。

　　清末民初多暗殺，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游俠刺客義行的歌頌為其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淵源，但在近代，革命者對暗殺的認知與追慕則更多地源于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東漸。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早期的傳播過程中，知識青年們最先汲取的并不是其學理的部分，而是其操作部分中最無關緊要的暗殺方式。

　　這與當時的社會背景脫不了干系，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愛國有罪，知識青年報國無門，自然會導致反政府情緒的日益高漲。當然它既是反清志士犧牲精神的表現，也反映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在特定條件下的急躁悲觀。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政治爭奪演變為軍事斗爭，政治被軍事挾持，社會進一步“沉淪”。當權者利用暗殺手段對付政敵，在野的政治勢力利用暗殺手段對付實力相差懸殊的當權勢力，恐怖時代殺人如麻，血肉橫飛，暗無天日。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暗殺還成為當時一些社會閑散人員、地痞流氓的生財之道，暗殺革命黨人淪為可恥的賺錢手段。

　　暗殺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武昌起義成功，臨時政府成立，清帝退位之后，失去了“公理”的暗殺變的“名不正而言不順”。民國初年，暗殺失去了“公理”的制約，完全蛻變為政治權謀的工具，猶如虎兕出柙般無所收束。

　　隨著國民思想文化素質的提高，人們對暗殺活動開始反思，社會輿論也在轉變，對暗殺活動由贊揚到批評、譴責。這樣，暗殺活動雖然在以后的歷史年代里，仍在一幕幕上演，但其作為一種社會風潮卻漸漸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