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趕溥儀出宮后，一時間呈現了環繞這一行為合理與否的互不相讓的大辯論。“五四”知識分子全力地投入。其間錢玄同筆下，皇帝在品格上成為“不克廁于編戶齊民之列”的“傻哥兒”。周作人則更多地打擊了日本人欲保護“王道根基”，“干與別國的內政”的“怪論之荒唐”。胡適這位新派人物曾去拜謁一個舊時代的皇帝，并向驅趕溥儀出宮的民國政府提出抗議。以歐美留學歸來的學者為主體的新月派詩人們在對故宮開院的看法中則摻雜了不少歐美式的“傲慢與偏見”。而在魯迅的大力支持下，《語絲》的創刊恰與溥儀被逐出故宮同時，魯迅首先對文化專制主義進行了深化的批評。

胡適先生

　　還有一位卷入這場斗爭的人物是胡適。可惜，這位人物在此間的活動，卻給人們帶來了許多不解之謎。至于這樣的一個新派人物為什么去拜謁一個舊時代的皇帝，并向驅逐溥儀出宮的民國政府提出抗議，于情于理這似乎都不可能發生在這位“五四”新知識分子的身上，然而，這卻是事實。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7年留學美國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同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文學改良，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右翼代表。1918年1月至1920年9月參加《新青年》編輯工作。

　　溥儀出宮之前，胡適曾兩次進宮。第一次是在1922年5月底，第二次是在1924年3月27日，胡適第一次進宮的起因是近乎荒誕的。據《我的前半生》記載，溥儀15歲時從莊士敦的談話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莊士敦一邊嘲笑他的中英合璧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詩句，一邊又說“不妨看看他寫的東西，也算一種知識”。溥儀因此動了瞧一瞧這個新派人物的念頭。有一天，在好奇心發作之下他打了個電話給胡適，沒想到一叫他就來了。在《我的前半生》中記述了這次短暫會面，并將其稱為“無聊的會面”。胡適進宮之后，他給莊士敦寫了一封信，簡單地描述了這次會見的情況。信的日期是1922年6月7日。他這樣寫道：

　　在我拜訪皇上的時候，他非常友好和謙遜有禮。我們談了新詩，寫新詩的青年作家們，以及有關文學的其他話題。大門口的耽擱使我浪費了本來可以在宮里多停留一些的時間。因此，我沒有待很長時間，大約二十分鐘后就告別了陛下，去趕赴另外一個重要約會。……我本打算不讓報紙披露這次會見。但不幸的是，一些我不常閱讀的報紙報道了這件事，這事對它們來說自然具有頭條新聞的價值。……我必須承認，我被這件小事深深地感動了。就在這里，我面對著我國最后一位皇帝，我面對著歷史上無數位偉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

　　《我的前半生》的作者溥儀為此感慨道：“原來洋博士也有著那種遺老似的心理。”這里溥儀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了。其實受到兩次會面感動的并不只是胡適，溥儀的感動并不亞于胡適，這一點在溥儀致胡適的信中已經表露得很清楚了。這封信的底稿在溥儀出宮后發現于養心殿。茲錄如下：

　　先生：

　　久欲見先生，今日相見，深為欣快。上次，先生給吾之大作《胡適文存》，良深欽佩。文學蓋今世與古世不同，不當定照舊制，應隨時變通，可見真正古代明達之人，并非拘定舊章。古人還說過，達時務者為英雄，不過后代一班窮酸腐儒，造出許多謬論，無論何事，均當守舊，視維新如仇敵，中國數十年來所用事者，止此班守舊人耳。無論何事，不知變通，以致受外人之欺侮，如膠州灣為德所占，威海衛為美所占，朝鮮、臺灣為日所占，安南為法所占；中日之戰，賠償二百兆；庚子之役，西后信義合（和）團之邪教，與世界各國宣戰，以致帝后蒙塵。吾民何罪，遭此毒酷，此則不得不歸罪于清朝太后矣。且太后用海軍費修頤和園，只圖一己之私欲，對于人民置若罔聞，獨不思一草一木從何而出，正吾民之脂膏耳！彼以此等倒行逆施，萬惡尋歸，原不足論，獨惜我堂堂中華大國為一二守舊人所壞也。德宗本欲變法，太后不惟不允，反出帝于瀛臺，百般虐待，此非外人所知也。后來，中國國民如此守舊之朝廷絕不能持，故有革命之思想。

　　余甚贊成彼等之國家主義，不惜生命而改革此舊腐政治。余雖滿人，絕持公論，絕不能己為滿人不道滿人之短處也。日本不過中國之一二省地方，彼睹西歐科學及制造之精進，不惜巨費立派人留學泰西，不數年歸國，改革一切政治，遂一躍而為大國。中國數十大倍于彼，而受欺于彼，此維新與守舊之別也。

　　這封信反映了溥儀的開明進步思想，尤其是溥儀對于清朝守舊政治的批評可以看得出這次會見讓他動了感情，但是，這種情感的表層上的沖擊，很可能使這位末代皇帝由此從內心深處泛起一種為天下獨尊而沾沾自喜的浪花。同時，胡適進宮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影響。

　　胡適的這一舉動頓時引起了輿論大嘩，詰難之言紛至沓來。為此胡適寫了《宣統與胡適》，為自己的所為辯護。他說：“清宮里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得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國人腦筋里的帝王思想，還不曾刷洗干凈。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然而，胡適對溥儀的同情卻在傳統文化的潛意識的支配下盡情地膨脹，以致沒有擺脫“仁義”思維模式的窠臼，從既反對帝制，又同情廢帝而走向了反對驅逐溥儀出宮。終于在溥儀出宮的當天，胡適致書民國政府，提出抗議，說出反動派最愛聽的“公道話”。胡適進宮心態之謎，是否能以“理性指向未來，感情回歸傳統”作答，似乎已成問題。

　　上海學生聯合會曾鄭重致信，批評胡適說：“比年以來，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導青年之責而為無聊卑污之舉，擁護復辟余孽，嘗試善后會議，諸如此類，彰彰皎著。近更倒行逆施，與摧殘全國教育，蔑視學生人格章賊士釗合作，清室復辟函中又隱然有先生之名。嗚呼，首倡文學革命之適之先生乎！”

　　主張“‘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魯迅當然也不能原諒胡適這樣的錯誤。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這樣寫道：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見于《紅樓夢》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

　　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

　　見過以后，也奇怪，人們不知怎的先問他們怎樣的稱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時似乎并不談什么國家大計，因為這“皇上”后來不過做了幾首打油白話詩，終于無聊，而且還落得一個趕出金鑾殿。……

　　這是魯迅對胡適進宮之舉尖刻的批評。

　　溥儀出宮當天，胡適立即擬函致民國外交部部長王正廷，曰：“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周作人寫信反駁胡適：“這次的事從我們的秀才似的迂闊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于‘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的經驗的個人的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雖然說不上是歷史上的榮譽，但也絕不是污點（在段芝泉君也應感謝，因為這也算是替他補過），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不能和你同意。”

　　學界還經常引用此節評述當時胡適的政治立場，但是還須注意的是胡適對清室古物的處理意見：

　　今清帝既已出宮，清宮既已歸馮軍把守，我很盼望先生們組織的政府對于下列幾項事能有較滿人意的辦法：（一）清帝及其眷屬的安全；（二）清室古物應由民國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辦法，由國家宣告為“國寶”，永遠保存，切不可任軍人政客趁火打劫；（三）民國對于此項寶物及其他清室財產，應公平估價，給與代價，指定的款，分年付與，以為清室養贍之資。

　　胡適認為“此項寶物”屬于清室私產，應由民國政府按價收購，這一點與多數持激進思想的知識分子意見相左。據有人回憶，幾年后的一天，胡適來到景山崇禎皇帝上吊自殺的那棵歪脖樹下，佇立良久，末了說了句：“看來幾年前是我錯了。”此種情懷誠可信也。

　　1923年，胡適、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余上沅、丁西林、陳西瀅、林徽因，以及梁啟超、張君勱等聚集在北京。這些人多曾留學英美，志趣相投，來往日久，他們便有了組織一個俱樂部，開展一些文化活動的愿望。他們說是希望與“幾個愛做夢的人”在藝術上“開一條新路”。

　　這一年11月，成員之一張彭春的次女降生。張彭春一向崇拜印度詩歌泰斗泰戈爾，熱愛他的詩歌。由于泰戈爾著有詩集《新月集》，因此他為女兒取名“新月”。正當籌備組織文學社，社名尚未確定。張彭春便把女兒“新月”這個名字推薦給朋友們，大家欣然接受，“新月社”由此誕生。新月社是新月派的實際存在，新月派是現代新詩史上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有人認為，那里似乎就是一個附庸風雅的名流團體，是一個交際場所。還有人以為，這一詩派到了民國15年（1926）春才成立，其標志是《晨報副刊·詩鐫》的創立。這樣的認識顯然有失準確，新月派的形成應該是在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之前。

　　新月派詩人中名氣最大的當屬徐志摩。他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1922年回國后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他是新月156派中憑天賦的靈感寫作和最具自由的天性的詩人，抒寫著愛、自由與美。他陪同泰戈爾訪問日本時還作了《沙揚娜拉》等。

　　他所作《殘詩》一首，寫下了1924年11月溥儀出宮后的故宮，這是徐志摩全部詩作中涉及紫禁城中事的唯一之作，收在1925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詩集——《志摩的詩》中。從這首詩可以看到，西方的影響對詩人是浮光掠影式的，他的詩深得中國古典詩歌的神髓，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表達方式。

　　1924年4月23日，印度的詩圣泰戈爾到達北京。作為當時的文學大家，泰戈爾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經被介紹到中國。所以，當泰戈爾踏上中華大地，訪問上海和北京這兩座城市時，他受到了當時文化界、新聞界、政界的高度重視，還發表了有關中印文化交流、中國傳統文化的演講。

　　莊士敦既是泰戈爾、溥儀結識的中間人，也是泰戈爾游覽故宮的引薦者。莊士敦希望泰戈爾在沒有看一眼一向具有禮貌和尊嚴的中國之前，不要離開北京。于是，莊士敦向溥儀談及泰戈爾，并請求允許泰戈爾到紫禁城來。他也向溥儀展示了一些泰戈爾的英文和中譯本詩作。溥儀立即答允了他的請求。此次會見肯定157使溥儀很愉快，他想這位詩人也同樣感到高興。新月派詩人徐志摩擔任翻譯，林徽因小姐也陪伴泰戈爾來到故宮。4月27日，泰戈爾及其隨員乘一輛汽車出現在故宮神武門口。

　　莊士敦詳細記述了泰戈爾入宮的過程：

　　從這天早上起，末代皇帝的內務府大臣鄭孝胥一直在心里悶著一個葫蘆，因為這天一大早，皇帝忽然降下一道手諭，令他今天暫不要離開內務府。鄭莫名其妙，但又不好直接問為什么這樣做。雖然皇帝的神威已不像以前那樣使人噤若寒蟬，可余威總還是在的，所以鄭只好待在府里待命。當宮里的大鐘敲響十下時，泰戈爾及其隨員恩厚之、鮑斯、諾格、沈教授及徐志摩等乘一輛汽車出現在神武門口。早有宮人在門口等候，一見泰戈爾到了，趕忙把他們引入宮內，轉了一個彎又一個彎，一直往御花園方向走去，而溥儀此時正身著便服在御花園等著他們。聽說泰戈爾已經到了，他馬上讓人把鄭孝胥召來，至此鄭孝胥才明白溥儀為什么一大早就把自己留在宮里。不過辛苦自有辛苦的報酬，作為內務大臣，鄭孝胥還從來沒有到過御花園，這次因沾泰戈爾的光，終于平生第一遭到里面一游。他先接待了泰戈爾一行，隨后領著他們去覲見溥儀。

　　63歲依舊充滿激情的泰戈爾來到中國，正值外國影響在學術界和其他各界產生作用之時，這使他的訪問陷入困境。他對年輕中國的呼吁，要珍惜自己民族優美而高尚的文化遺產，受到了一些學者聽眾的冷遇，甚至受到敵視。

　　魯迅與徐志摩向有不和，魯迅寫道：“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各處投稿，《語絲》已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通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和后來的‘新月派’積仇的第一步……”徐志摩說：“魯迅先生我是壓根兒沒有瞻仰過顏色的……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那大概是始于1924年底的事。不喜歡歸不喜歡，不過是讓徐志摩不能來，或等于白看而已，總不至于像與陳西瀅、梁實秋之輩，鬧到痛打落水狗的地步。起初他們或曾相互有過“示好”，人們也要問，為什么還沒見過面就不喜歡呢？

　　周作人在一旁說：“有人戲稱志摩為詩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是在這些戲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猶如老同窗要舉發從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別派的作家加以攻擊，我相信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階級之故，而絕不是他的個人。”但是，“苦茶老人”也沒有意識到，中國近代史上階級的怨恨大概是最深刻的。或許由于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寧的商賈，又是家中的獨生子，做起事來就是那樣任情任性。他吟他的閑愁，“月光，你是失望兒的乳娘”。魯迅就去揭他的疤，說，“我的所愛在豪家；想去尋她兮沒有汽車”。兩人交仇，或是“階級之故”，他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五四”精神的濡染，追求自由的理想也常在他的詩中出現。不過他的理想主義在當時的現實社會不僅不易開花結果，而且，像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謬騙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痛苦。

　　魯迅說，印度詩圣泰戈爾光臨中國，“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為此，魯迅以“詩哲”稱徐志摩，說：“離開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后，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茅盾《徐志摩論》說徐是“現代布爾喬亞詩人”，這里主要是指心境心態、價值立場。從這個角度說徐代表資產階級，應無疑問。他從小家境優越，少年時優越的家庭條件，貴公子的身份與風流才子的氣質風度，奠定了這種心態的基礎。雖然他在美留學時曾有為餐館洗盤子的經歷，但他出身富商家庭，赴英留學能帶妻陪讀，經濟條件肯定差不了。他滿懷康橋式的人生理想，陶醉在“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并賦以中國式的贊美。

　　陳西瀅更是受到英國紳士的優雅姿態浸潤過深，事件過去了多少年，在中國，他的結局“失敗得讓人難以同情”。他的文字生涯唯一的遺產《西瀅閑話》，或得益于深悟英國散文之妙諦，仍讓人感覺到，他的立場大致發端于英國博士的視角，不會使中國青年產生革命的熱情與沖動。

　　1925年，章士釗《寒家再毀記》發表的第二天，陳西瀅在12月26日的《現代評論》一周年增刊上寫了《做學問的工具》一文。文中提到：

　　以前趕了殺了一個皇帝，就得擄其玉帛子女，焚其宮室，現在卻組織“清室委員會”，開“故宮博物院”了，所以民眾運動的先生們要是辦了什么“死老虎圖書館”，許多讀書的人受賜一定很多。

　　魯迅馬上反擊，回擊極其辛辣，單刀直入，橫掃千軍。他說陳西瀅“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說把公理插到糞車上去，把紳士衣裝丟到“臭茅廁”里去，除下假面，赤條條地站出來說真話。后來兩人有些動了意氣，漸漸地開始纏夾不清。胡適曾出面調停，卻也牽扯其中。

　　陳西瀅是一個典型的紳士，一生多半是在英國度過，對中國社會既缺乏認識，又缺乏與民眾的共鳴。回到積貧積弱的中國，他年輕氣盛，居高臨下更在胡適等人之上。雖也有民族主義，更多的是藐視與譏刺。他似乎并不是一個“壞人”，主張也并不怎樣的反動，總的來說是一位抱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紳士，你不得不感嘆歷史人物的復雜。

　　胡適也有稱贊他的文章，當然主要是稱贊他的學問，順便也稱贊他的為人。他接受西方教育，有高等華人心態，這在他的作品中時有流露，他喜愛英國女作家簡·奧斯丁（JaneAusten，1775-1817）。現在看來，陳西瀅顯然低估了這場戰斗的激烈程度和對手作戰意志的韌性。說起來他實在不大占理，他吹捧章士釗“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為凌叔華剽竊匹亞詞侶（畢亞茲萊，AubreyBeardsley，1872-1898）的黑白畫辯護，與梁實秋、徐志摩一搭一檔。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發表《“閑話”引出來的閑話》，說：“西瀅是個傻子，他妄想在不經心的閑話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準則。”他“學的是法朗士的‘不下海主義’”，現在他知道了“想用諷刺的冰屑剿滅時代的狂想，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陳西瀅的閑話并未就此止步。3月12日，馮玉祥所部國民軍與奉系軍閥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出動軍艦支持奉軍，炮擊國民軍，并聯合英美法意等國，于16日以最后通牒向北洋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設備等無理要求。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激于愛國義憤，在天安門集會抗議，會后結隊赴段祺瑞執政府請愿，要求拒絕八國通牒，段竟令衛隊開槍射擊，當場死、傷二百余人。

　　慘案發生后，《現代評論》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發表陳西瀅評論此案的《閑話》，誣蔑被慘殺的愛國群眾“沒有審判力”，是受了“民眾領袖”的欺騙，“參加種種他們還莫明其妙的運動”，“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的苦！”又險惡地把這次慘案的責任推到他們所說的“民眾領袖”身上，說這些人“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罪孽”“不下于開槍殺人者”等。

　　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攻擊魯迅說：“你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另外，1926年6月凌叔華從燕京大學外文系畢業，以優異成績獲該校金鑰匙獎，任職古物陳列室書法繪畫部門。7月，她與陳西瀅結婚，凌叔華在婚前寫給胡適的信中特別講了這件事，信中寫道：“在這麻木污惡的環境中，有一事還是告慰，想通伯已經跟你說了吧？適之，我們該好好謝你才是。……這原只是在生活上著了另一種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與勉勵，在藝術道路上扶了根拐杖，雖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過心境少些恐懼而已。”凌叔華很明白地表達出自己對這樁婚事的期望與滿意之情，對陳西瀅的信賴與滿意之情。

　　新月派的詩人們在對故宮開院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沉著與情感”，對人對事的觀點中則摻雜著歐美式的“傲慢與偏見”。他們能夠打擊政府，但不憐惜庶民的抗爭，更沒有一種想做“戰士”的志愿，講話措辭、情味品格都不在民眾的調上。

　　用一句20世紀末的流行詞來說，陳西瀅也實在是20世紀初我國現代知識分子里的一個“特殊”了，起先還有點自以為是的風貌。陳西瀅的“閑話”之所以引起了時人及后來者的特別重視，那是由于魯迅與他的明辨是非的爭辯，以及正義打敗兇惡的結局。不管從道義上仍是論爭成果上，陳西瀅都是一個失敗者，并且失敗得讓人難以憐惜。前史證明，是“正人君子”的他至今仍然是我國新文化運動史中的一名“反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