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歷代青綠山水畫”特展在故宮博物院展出，在此前后，許多專家、學者相繼對該畫卷從多方面多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質疑、理解和認識，其中就有關于該圖卷作者和名稱的記載和論述，盡管那些稱呼所指向的都是這同一幅圖卷，還是出現了許多不一樣的叫法，有人認為該圖卷的作者不姓“王”，作者應該叫希孟，而《千里江山圖》的名稱在不同的文獻中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這些稱法哪個更為合適呢？下面對這幅畫的作者和名稱的不同叫法進行簡要論述。

　　由清代收藏家梁清標裝裱后的畫卷來看，他認為畫作的作者是“王希孟”，畫作的名稱可以叫《千里江山圖》。而他為什么叫《千里江山圖》呢？可以肯定的是，他雖不是帝國的統治者，但至少他自身的權力也不小，而這些都是可以用史料佐證的。而在梁清標重新裝裱畫作之前，就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畫卷來看，也姑且不論畫卷之后的“蔡京跋”“溥光跋”是不是偽造的，畫卷上的確沒有寫作者名稱、也沒有寫畫作名稱，而卷后“蔡京跋”中的確提到了“希孟”二字，而乾隆的題詩中也的確提到了“江山”和“千里”。

　　而清顧復《平生壯觀》卷七《徽宗》中提到：“曩與王濟之評論徽廟繪事，落筆若有經年累月之工，豈萬機清暇，所能辦濟之？曰：是時有王希孟者，日夕奉侍道君左右，道君指示以筆墨畦徑，希孟之畫遂超越矩度，而秀出天表。曾作青碌山水一卷，脫盡工人俗習。蔡元長長跋，備載其知遇之隆，今在真定相國所。予始悟道君諸作，必是人代為捉刀，而潤色之，故高古絕倫，非院中人所企及者也。”

　　顯然，顧復對梁清標手中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是有所了解的，而他只是說畫作的作者是“王希孟”，但對于作品，他只稱其為“青綠山水一卷”，并且上面還有“蔡元長長跋”（至于此處的長跋有多長，不得而知），而且顧復也沒直接說這幅作品在“梁清標”那里，而是言“真定相國所”，而從這幾個字和顧復的稱呼方式來看，梁清標的身份地位，與他相比，是非同尋常的。

　　又清安岐《墨緣匯觀錄》卷四《唐王維山居圖》中提到：“相傳宋政宣間，有王希孟者，奉傳祐陵左右。祐陵指示筆墨蹊徑，希孟之畫遂超越矩度，秀出天表，人間罕有其跡。此幅或希孟之作，未可知也。聞真定梁氏有王希孟青綠山水一卷，后有蔡京長題，備載其知遇之隆，惜未一見。”

　　而清代安歧也是個收藏家，比梁清標晚，幾乎不是同一個時段的人，而且安歧可能還是一個朝鮮人，所以在稱呼上，他比較隨意，直接稱梁清標為“真定梁氏”，而從安歧的記載來看，他自己并未見過梁清標手中的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其僅是聽說而已。而從他所聽說的內容來看，梁清標手中的畫卷，的確是“王希孟”的，而畫作可以被稱之為“青綠山水一卷”，而且在畫卷的后面確實有蔡京的長題（當然，此處的長題到底有多長，也同樣是無從得知的），而且上面“備載”蔡京“知遇之隆”。不過，安歧的這段記載，有一點兒可以確定的是它所聽到的關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的信息應該指的是梁清標已經裝裱之后的《千里江山圖》，而實際上在安歧的記載中也沒有提《千里江山圖》這個名稱。

　　又清宋犖《西陂類稿》卷十三《論畫絕句》中提到：“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親傳筆法精。進得一圖身便死，空教腸斷太師京。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秘傳，經年作設色山水一卷，進御，未幾死，年二十余。其遺跡祇此耳。徽宗以賜蔡京。京跋云：希孟親得上筆法，故其畫之佳如此，天下事豈不在乎上之作之哉。今希孟已死，上以茲卷賜太師臣京，展閱深為悼惜云。”

　　從清代宋犖的表述來看，他所記載的僅僅是一件事情，包括他自己的注釋在內，這些內容與梁清標似乎關系也不大，他也確實沒提與梁清標相關的信息。但從他的記載來看，確實有一張圖，他的作者是“王希孟”，而且這張圖可以被稱為“設色山水一卷”。

　　又《石渠寶笈》卷三十二《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一卷（上等余一）》中提到：“素絹本，著色畫，無款。姓名見跋中。卷前緝熙殿寶一璽，又梁清標印、蕉林二印。卷后一印漫漶不可識，前隔水有蕉林書屋、蒼巖子、蕉林鑒定三印。后隔水蔡京記云：政和三年閏四月一日，賜。希孟，年十八歲，昔在畫學為生徒，召入禁中文書庫，數以畫獻，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誨諭之，親授其法，不踰半歲，乃以此圖進，上嘉之，因以賜臣京，謂：天下士在作之而已。有梁清標印、河北棠村二印。押縫有安定、冶溪漁隠二印，引首有蕉林収藏一印。拖尾金溥光跋云：予自志學之歲，獲睹此卷，迄今已僅百過，其功夫巧密處，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謂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設色鮮明，布置宏遠，使王晉卿、趙千里見之，亦當短氣，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獨步千載，殆眾星之孤月耳。具眼知音之士，必以予言為不妄云。大德七年冬十二月才生魄昭文館大學士雪庵溥光謹題。前有梁清標印、玉立氏二印。后有蒼巖子、蕉林秘玩、觀其大略三印。卷高一尺五寸九分，廣三丈七尺二寸九分。”

　　而從《石渠寶笈》的記載來看，毋庸置疑，它里面所記載內容的所指的確是經過梁清標裝裱后的畫卷，而且這份資料當中非常詳細地記載了畫卷上面的題字、印章以及它們在畫卷之中的位置，可以說這份記載與梁清標裝裱后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圖》畫卷上的內容具有一致性。

　　綜上，從梁清標裝裱后的畫卷及相關文獻資料來看，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畫卷的作者主要出現了兩種說法，一種是“希孟”，一種是“王希孟”。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畫卷可以被稱之為《千里江山圖》，也可以被稱為“青綠山水一卷”，也可以被稱之為“設色山水一卷”，總之它們所指的基本上是一件作品，而這也主要是因為畫作上的確沒有作品的名稱。而且從對這些文獻的分析來看，在古代那樣一個語境之中，很多稱呼都是有講究的，并非隨意而為。

　　以上這些內容都是身處古代那個語境之中的，那么作為后世人、現代人、當下人，人們的理解與認識，也都是建立在這些資料基礎上的，這就意味著你可以質疑，你可以反駁，但始終不能夠抹殺它們自身的價值與意義，因為即便我們再如何在固有的資料里面出新，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這幅畫卷，都是一幅有江、有山或者說有山、有水，而且是帶顏色的巨幅長卷。而因為繼古人之后，現代人關于王希孟《千里江山圖》作者名稱、畫作名稱的辯論都是建立在古人的基礎之上的，所以后人所提出的《千里江山圖》作者名稱和畫作名稱基本都逃不出古人那個范圍。

　　例如：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楊新《關于千里江山圖》一文中對宋犖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對《千里江山圖》的作者是不是姓“王”產生了疑問，但至少他對“希孟”二字并未完全否定。傅熹年在《千里江山圖中的北宋建筑》一文中討論了畫卷中的建筑，而對這幅畫卷的作者名稱和作品名稱并未提出質疑。美國斯坦福大學美術史系畢業的曹星原在《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圖〉的國寶之路》（以下簡稱《王之希孟》）一文中對這幅畫卷“從頭至尾”進行了質疑，似乎這幅畫卷僅僅是一幅被修復過的古代作品而已。而不可否認的是這幅作品的作者還是叫“希孟”或者“王希孟”，這幅作品的名稱還是《千里江山圖》，或“青綠山水”圖卷，或“設色山水”圖卷。韋賓教授在《〈千里江山圖〉研究中的文獻問題——〈王之希孟：〈千里江山圖〉的國寶之路〉讀后》一文中從文獻的角度對曹星原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其認為這幅作品的作者是“王希孟”，至于這幅作品是不是叫《千里江山圖》其并未論及，從其文章所用題目來看，其至少不會否定《千里江山圖》這一名稱。余輝在《三次裝裱五次進宮的〈千里江山圖〉卷》一文中主要沿用的還是梁清標裝裱后的作者名稱和作品名稱。中央美術學院馮海濤在《隱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研究》一文中主要沿用的是前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楊新的觀點，所以其在文章的標題中使用了“希孟”二字，等等。

　　而即便曹星原在《王之希孟》一文中對“希孟并不姓王”進行了論證，并且提出了“王之希孟”的說法，但依然沒有否定“希孟”二字，而再退一步說，即便曹星原通過查閱宋代相關史料，并尋找證據論證“蔡京跋”是梁清標偽造的，以此否定“希孟”二字的真實性，這也并不能對現在所能見到的《千里江山圖》本身產生任何影響。

　　換言之，即便沒有作者名稱、畫卷名稱，這幅畫還是一幅畫，它不會因為人們如何去稱呼它，失去其自身的價值與意義，而由這幅畫卷所體現出的繪畫創作者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也絲毫不會被削弱，這應該是這幅畫畫作名稱和作者名稱所指的一致性所導致的，的確不是人為所能改變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