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孕育誕生了歐洲賦稅制度，賦稅制度反哺文明母體，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推動了歐洲歷史的進步。賦稅是國家的命脈，政權的鞏固、機構的運行、軍隊的維持，必以征稅為先為要。

　　公元5世紀前后的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使古羅馬法律文化、日耳曼民主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交流交匯，融入了歐洲文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意識中。受此影響，歐洲各國賦稅制度的演進呈現了一條清晰的路線。傳統學術將西羅馬帝國滅亡以來的歐洲文明史分為中世紀、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如果通過這一分期來認識稅制變遷與歐洲文明的關系，我們會發現，中世紀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在這個階段的初期，歐洲文明已經表現出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

　　5—11世紀，歐洲大陸主要處在法蘭克王國時期，不列顛則處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在這一時期，原始民主得到了承續，國王通常在一定范圍內經一定程序由選舉產生；立法、制稅以及其他重要的國務活動也須與賢人會議等機構協商處理；國王及其王室，已經形成了“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的傳統。

　　國家形成了，賦稅征收自然提上日程。受文明特質的影響，歐洲各國形成了類似的賦稅制度。而賦稅制度的運行，又進一步催生了議會組織。

　　賦稅征收涉及義務問題，但更涉及權利問題。所以，國王要征稅，就必須與相關方面協商，征得他們的同意。通常有兩個層次，一是與制稅組織協商，一是與各納稅人協商。而協商就可能遇到否決，協商的層次越多，征稅的難度就越大。協商的結果，就必然形成一定組織，進而推動制度的進步。

　　議會誕生的意義可從兩個層面進行解讀。一是稅收層面。議會的產生標志著賦稅制度的重大轉變。在此之前，協商對象主要是封建主，此后日趨廣泛，逐漸包括了城市和鄉村的代表，逐漸由封建性轉變為公共性。而普遍性、公共性恰恰是現代稅制的基本特征。與此同時，又形成了賦稅征收的基本依據——賦稅基本理論。在議會產生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貴族會議中多數人的決定并不能約束少數人，因此，文獻中有“出席者的同意不能約束缺席者，多數人的同意不能約束少數人”的表述。議會產生后，情形不同了，出席者的同意可以約束缺席者，多數人的同意可以約束少數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的賦稅基本理論形成了。而這一理論一經形成，便表現出強勁的韌力，制約著稅制的運行。根據這一理論，在具體的稅務處理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通常不是國王，而是議會。

　　第二個層面是促進了議會政治的形成。貴族會議產生前后，國王要征稅都必須說明理由，征得相關組織支持，并進而與納稅人協商，爭取他們同意。由于征稅關涉切身利益，納稅人又在相當程度上控制稅權，國王要求遭拒的事情時有發生。為了改變現狀，英國國王便不時在王宮召見城鄉納稅人代表，以獲得他們同意，這就催生了議會組織。議會形成后，召開方式仍循傳統，貴族會議和城鄉代表分別集會，后來便形成了上、下兩院。在法國，腓力四世為在與教皇斗爭中獲取民眾支持，召開了由高級教士、上層貴族和城市市民代表參加的會議，三級會議由此產生。同時期的尼德蘭，各省區都建立了三級會議，省區之上又有統一的三級會議。在13世紀的伊比利亞半島，卡斯特、阿拉岡等王國也形成了議會組織。后來，兩國與加泰羅尼亞統一為西班牙王國，議會組織及其職責仍循傳統。議會組織誕生后，又很快走出歐洲，隨著殖民統治的發展而傳到美洲。這樣，歐美各主要國家也就大體開始了權力格局的議會化。

　　議會組織應賦稅征收的實際而產生，所以最初的職責雖涉及司法，但主要是制稅。英國1295年召開議會的目的，即主要為了征收軍費。而在愛德華一世長達30余年的統治期間，議會的召開大都是為了征稅。法國1302年召開三級會議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后來王權趨強，但征稅問題仍必須通過三級會議予以解決。尼德蘭三級會議的職責是審議并批準政府的征稅議案。在卡斯特、阿拉岡、加泰羅尼亞以及統一后的西班牙王國，議會的主要職責也是討論國王征稅要求。隨著稅制的演進，議會的權力進一步擴圍，立法權漸行突出，并由立法擴展到司法領域。英國議會獲得立法、司法權后，甚至可以彈劾國王，自行召開。1327年愛德華二世即遭受彈劾，由溫徹斯特主教起草并宣讀罷免文件《斥國王書》，然后經議會全體成員同意，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宣布罷免。立法、司法權的獲得，都是在稅權掌控的基礎上實現的。至此便可以認為，議會政治基本上形成了。

　　綜上所論，如果說議會組織確立了未來歐洲文明的基本走向，那么議會政治便構成了歐洲文明的重要特征。賦稅征收誕生了議會組織，議會組織的發展形成了議會政治。由于議會在歐美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權力、職能、代表產生的方式等都很相似，從這個意義來看歐洲稅制，更利于認識其在歐洲文明演進中的歷史作用。

　　議會政治形成后，隨著各項制度走向健全，近代早期以迄19世紀的賦稅變遷便突出表現為對稅款的控制和管理，這就是通過預算和審計建立和完善管理體制，以保證稅款用得其所。在我們看來，預算和審計是中世紀稅權控制的邏輯延伸，是稅制和稅權現代化的表現。如果說預算是稅款精準支用的起始，那么，審計就是追求效應最大化的終結。無論是預算還是審計，中世紀都已經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無論是貴族會議還是議會，都會對國王的征稅要求進行分析討論，這一過程中即包括對稅款使用額度的估計，即中世紀的預算，只是有些粗疏而已。與預算相比，審計則要成熟得多，已經形成了相應的機構。由此審視近代以來的預算和審計，可以看出是對中世紀的發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