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覺得，歷史上的武則天之所以能飛黃騰達，排除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還是趕上了難得的歷史進程。聽說，她所在的唐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女性友好型時代。“婦女地位空前提高”、“女性的幸運時期”，像此類的字眼，頻繁的出現在各種描述唐朝社會生活的文字中。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唐朝也是各類女德書籍大批量涌現的時代，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女論語》和《女孝經》，兩書各有一句經典名言流傳至今：“將夫比天，其義匪輕（要把老公當天來對待）”和“罪莫大于妒忌（微笑面對老公納妾和嫖娼）”。

　　那么到底是女性的“幸運時代”還是直男癌的樂園更接近真實的大唐？

　　非制度化參政

　　必須承認，唐朝初年一部分宮廷女性在政治權勢上曾經達到的高度，是歷朝歷代乃至今天的中國都無法比擬的。

　　從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武則天被立為皇后開始，到713年太平公主敗亡，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少數宮廷女子不但參政，還大致主導了朝廷政局，期間不乏武則天稱帝、安樂公主謀求皇太女之類破天荒的大新聞。這些歷史經過大眾文化的加工傳播，普通中國人早已耳熟能詳。

　　唐朝宮廷女子的參政熱情，多少來源于北朝遺風。在北魏政權建立之前，拓跋部落首領的妻子和母親已多有執掌大權的情況，北魏一朝則先后出了太武帝保母竇氏、文明太后馮氏、靈太后胡氏等一系列政治女強人。武則天孜孜以求的與高宗并列“二圣”頭銜，也是馮氏和胡氏玩剩下的。

　　【初唐貴族女性在擇偶，性行為，社會交往、服飾穿著方面的一些自主性和開放因素，也大多是北朝遺產的一部分，即北朝胡風胡俗對儒家禮教的暫時性沖抵。隨著唐朝社會儒家倫理的復興，重新走上“漢家王朝”正軌，這些社會風氣都日益淡化。】

　　不過，這類唐代政治女強人的參政盛況，很難與當代等量齊觀。

　　現代女性參與政治，是制度化和普遍化的行為，是一戰以來女性政治地位不斷提高的結果。但唐代女性參政機會的獲得，基本還得依賴古代常見的那種靠近皇帝、權臣等權力核心人物的便利性，是非制度化的，過程中往往充斥著腐敗與丑惡。這種參政能否真正反映女性地位提升，本身即值得商榷。

　　唐朝法律《唐律疏議·名例》卷即規定，婦女不但不能擔任官職，爵位也只能從父、夫、子那里獲得，“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以夫為尊卑”。

　　政治女強人們在取得參政機會、乃至攫取了最高權力后，也少有意愿幫助改善唐朝女性同胞們的基本權益。在女性主義尚未萌發的時代，她們或許根本沒有此類意識。偶有稍與之搭邊的舉措，出發點也是為個人的掌權企圖鋪路。

　　如公元666年，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禪，武則天要求陪同主持，并要帶領貴族婦女完成“禪”，也就是祭祀地祇的環節。從表面上看，這是皇后在提攜普通貴族女性參與公共政治生活。其實，武則天的真正目的是滿足個人參與國家大典的強烈意愿，以樹立自身威望和權力的正當性。而當時即便貴為皇后，也不宜單獨出現在公共儀式中，身邊勢必要有其他婦女作陪。

　　在封禪大典上，武則天發表的“禮奏文”明白宣示，自己的職責僅僅是“職惟中饋，道屬于蒸嘗”，即盡一個家庭婦女煮食祭祖的義務，不準備改變女性當時的社會角色。武在稱帝后，也沒有推行過任何有意尊崇女性地位的措施。可以說，除非為成就個人政治野心鋪路，她的女德觀并不超越儒家傳統的兩性道德規范。

　　因此，無論一小撮宮廷女性在政治上如何耀眼，它也只是特定時段、特定階層女性的專屬行為，距離普通民眾的生活極為遙遠。對廣大社會中下層婦女而言，她們的全部生活主要圍繞家庭展開，不從家庭內部權利支配角度來觀察，無法了解唐朝普遍的女性地位。

　　而唐代普通婦女的家庭經濟地位，較前代其實有大幅縮水。

　　婦人與牛不得分田

　　從北魏開始，一直到唐代開元年間，國家基本的土地制度是所謂的均田制，即官府按照人口數量分配土地給民眾耕種，死后交還。北魏的均田制，授田并不區分性別，丁男每人授田40畝，丁牛每頭授田30畝，婦女雖然只能分到20畝，還不如牛，但畢竟可以單獨分地，等于承認了婦女獨立的土地使用權。

　　朝廷當然不是為了有意體恤女性。魏晉南北朝長期混戰，人口本已滅殺嚴重，男子又經常被朝廷軍隊肆意抓壯丁，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拋荒嚴重，給女性甚至牛只分地，實是無奈之舉。

　　獨立的土地使用權，使北朝女性在婚后的經濟生活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理論上具備不依附于男子也能獨立生存的能力，這是北朝婦女地位較高的經濟根源。從北魏歷經北周、北齊和隋代，給婦女分配土地的政策一直延續。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一戰時的歐洲。以英國為例，由于男子參戰導致的勞力短缺，大量英國女性得以進入工廠，婦女的就業率大為提高，個人社會活動領域也得到拓展。工廠女工的平均工資與男工的比值由戰前的1/3上升到1918年的2/3。戰爭期間經濟地位的提高，直接改善了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

【英國女權運動領袖愛米琳·潘克赫斯特表示不再因為選舉權問題而找政府麻煩，并號召婦女為戰爭中的祖國服務】

　　與此同時，英國女性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根本性的提升，19世紀末以來眾多女權分子追求數十年而不得的政治權利，幾乎在一夕之間擁有。1918年，30歲以上的英國女性獲得了選舉權。不過，隨著戰爭結束后男人們陸續從戰場上回來，英國女性經濟地位又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她們要為退伍軍人們騰出一些工廠中的位置。

　　1300年前唐代婦女在經濟領域的騰退要比英國婦女徹底得多。公元589年，隋朝消滅南方的陳朝，再次統一南北，國內戰爭結束。隨著和平年代人口逐漸恢復，朝廷手中剩余可授的田地越來越少，婦女首先成為政策犧牲的對象。

　　公元604年，隋煬帝即位后，規定田只授予男子，牛、奴婢、婦女一律不再享受分田資格，只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才能破例，如為鼓勵女性守節，守寡的妻妾能分到30畝地。唐朝全盤繼承了隋朝的土地制度。

　　這就幾乎必然導致女性對于男子經濟依附性的增強，家庭和社會地位的逐步淪落也在所難免。

　　丈夫是天，不妒不怨

　　或許沒有什么能比某個時代世人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更能反映該時代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真實地位了。

　　19世紀中后期，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下的英國，社會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是所謂“家庭天使”，即遠離政治生活和社會就業的賢妻良母型婦女。經濟上她們依賴男性，在家庭中任勞任怨，承擔服務者的角色。這種“家庭天使”觀念能夠長久維系，離不開當時社會普遍的家庭權力結構：“父親的意志是最高的，丈夫被賦予對妻子幾乎絕對的統治權，對孩子甚至有更大的權力”。

【維多利亞時代的繪畫《棄兒》，由理查德·雷德格雷夫繪于1851年，父親將懷抱私生子的女兒趕出家門】

　　同理，唐朝普通女性日常所扮演的家庭角色，也可以從“唐代理想女性形象”中得到直觀體現。

　　唐人眼中的理想女性應該具備哪些品質？武則天、太平公主之類的政治女強人，符合唐人的理想要求嗎？從女德教科書的要求和墓志銘中創造的賢妻良母神話中，可以對此一窺大概。

【墓志銘由于是親人為逝者置備，難免具有為死者隱藏惡行，夸大善舉的特點，因此唐朝女性墓志銘塑造的形象，可以作為唐朝理想女性形象的重要參考】

　　首先，作為妻子，唐朝女性在相貌上要“姿容秀麗”、“容擅婉麗”、“婉而麗”（《唐代墓志匯編》）；在姿態和性情上，則要“幽閑與婉順”（《大唐故田夫人墓志》）、“口無妄言，目不斜視”（《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銘》）。唐人認為，柔順的性格不但可以減少家族矛盾，還對胎兒有益。

　　與容貌和性情相比，更重要的還是品德。理想的唐朝女性，要對祖先敬，對公婆恭，對丈夫順。順到什么程度？最好把丈夫當做天，“將夫比天，其義匪輕”，要“言必從，詞必順”（《唐范陽盧夫人墓志銘》）。

　　對丈夫納妾、嫖妓，理想的妻子也不得有妒忌之心，“罪莫大于妒忌”（《女孝經》）。丈夫有了別的女人，乃至于跟人生了孩子，不但不能反對，還要誠心相待，“柔而不妒，余有別出兒女私人，夫人視之愛子如也”（《鄭氏夫人權厝墓志銘》）。

　　丈夫可以納妾，妻子卻必須要對丈夫忠貞。唐代對于寡婦再嫁和離婚改嫁并不絕對禁止，社會中再嫁、改嫁的情況也很普遍，但這并非唐人心目中的理想妻子，在出土的總計超過千方的唐代女性墓志銘中，明確寫明再婚情況的只有十幾方。

　　最后，理想的唐朝女人也不能“無才便是德”，而要“聰穎知詩禮”。唐朝人認為，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給兒女樹榜樣，保持家風優異，還能更好的服務于丈夫。如果學習文化知識還有余暇，不妨再學一件樂器，“尤善琴瑟”，可以緩解丈夫公務之余的疲倦（《唐故太原王夫人墓志》）。

　　當然，無論唐代人理想中的女性如何賢良淑德，如何幽閑婉順，也不能阻止郭沫若于1960年創作的話劇《武則天》末尾，女皇帝帶領一眾貴族婦女高呼“人定勝天”的革命口號，為一千多年后的大躍進運動助威打氣。

　　【郭沫若與話劇《武則天》演員合影。文革時期，在史學界的武則天研究中，女皇帝還曾是“尊法反儒”的女英雄，儼然唐代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