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以來關(guān)于七夕的傳說中，都說牛郎織女在這一天是通過“鵲橋”渡過天河相會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作為兩人相會橋梁的“鵲”乃指喜鵲，但這其實未必是故事的原貌。臺灣學(xué)者洪淑苓在《牛郎織女研究》一書中發(fā)現(xiàn)：“為牛郎織女搭橋的，又有喜鵲、鵪鶉、與百鳥之不同，有一個筆者未收錄的鵲橋傳說故事，甚至說是烏鴉搭橋的。”

　　她所說的烏鴉搭橋的故事，在著名民俗學(xué)家鐘敬文先生記錄的廣東省陸安（海豐）民間傳說中便是：牛郎織女婚后只管卿卿我我，把牧牛、織布的事都拋荒了，天帝知道后很憤怒，“即刻下了一道圣旨，命烏鴉前去傳言，此后兩人須各居河之一邊，每七天，才準過河相會一次。烏鴉是頂拙于口才的東西。它這時得了御旨，便急急飛向兩人同居的地方去了。它把好好的‘每七天相會一次’的話，誤說成‘每年七月七日相會一次’。即此以后，他們便永遠每年只有一次的見面了。”

　　這里的故事細節(jié)很值得認真對待，因為這很可能就是七夕傳說的一處關(guān)鍵：牛郎織女每年只有七夕才能相見是因為使者誤傳口信引起的，而誤傳者是烏鴉，作為對其誤傳的懲罰，它們每年七夕必須搭橋讓牛郎織女相會。

　　誤傳口信的使者

　　在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中，七夕是起源最模糊不清的一個。雖然有人推測《詩經(jīng)·小雅·大東》里提到的牽牛、織女星與七夕有關(guān)，但該詩只說織女一日之間“七襄”（鄭玄解釋為一日之間自東向西經(jīng)七個星次），且“牽”字不見于甲骨文、金文，可見這傳說至少是較為后起的，因此也有人認為這與七夕傳承沒有關(guān)系。無論如何，如今對七夕傳說的文獻記載，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兩漢，例如《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但該詩只是將牽牛、織女星擬人化了，歌詠他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相望而不能相見，卻未提及鵲橋，甚至都未提及兩人僅在每年七夕相會。

　　東漢崔寔（約103-約170）所著《四民月令》中首次確鑿無疑記載了“七月七日”這一日期，表明這一天在東漢已成為固定節(jié)日。但值得注意的是，他雖然詳細記載了鄉(xiāng)村四時風(fēng)俗生活面貌，卻完全沒提及這天和牛郎織女有關(guān)，只說這天應(yīng)按習(xí)俗制作除蟲解毒的藥丸，并按習(xí)俗曝曬經(jīng)書、衣裳。直到稍晚一些的應(yīng)劭《風(fēng)俗通義》中，才明確出現(xiàn)了現(xiàn)在所熟悉的七夕故事：“織女七夕當(dāng)渡河，使鵲為橋。相傳七日鵲首無故皆髡，因為梁以渡織女也。”

　　為什么是七月七日？由于現(xiàn)在缺乏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如果孤立地看七夕的來歷，這一點很難解釋。不過，正如民俗學(xué)者劉曉峰在《東亞的時間：歲時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所言，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人日、上巳、寒食、七夕、重九、下元之間這種既有直接對應(yīng)又有互涵對應(yīng)的復(fù)雜關(guān)系，表明古代中國人的思維是結(jié)構(gòu)性的，非線性的”，而“構(gòu)成中國古代思維模式原型之一的陰陽五行思想，對古代歲時節(jié)日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很明顯，奇數(shù)重疊的日期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陽）都是節(jié)日，而偶數(shù)日則沒有相應(yīng)的節(jié)日，因為按中國的數(shù)術(shù)原理，數(shù)字本身就是神秘性的，這與陰陽五行結(jié)合起來，便使人相信相應(yīng)的日期在整年的結(jié)構(gòu)中均寓意天地的節(jié)律。因此，元旦意味著“一元復(fù)始、萬象更新”；上巳則是由死而生、大地復(fù)蘇之日，需要祓除不祥、祭祀祖神并繁衍后代；端午是陰陽交替之際，陽氣上升，毒蟲活躍，故須除毒辟疫；相應(yīng)可以推斷：七夕是陰氣開始上升的日子，故而適宜女性。

　　在中國的數(shù)術(shù)文化中，“七”是一個神秘的玄數(shù)。雖然這是天地四時人的開始，但民俗中“七”常被視為兇數(shù)，這可能是因為“七”為一個周期，因而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魂魄散盡，在臺灣、日本的民俗中，“七”也都被視為不吉之?dāng)?shù)。在道教中，每年的一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為“三會日”，三官考核人間功過，三魂攢送生人善惡，又謂之三魂會日，宜焚香懺過；其中七月七日名慶生中會，此日中元赦罪，地官同天水二官考校罪福。這種觀念可能在先秦即已出現(xiàn)，按《禮記·月令》的記載，七月為孟秋之月，“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務(wù)搏執(zhí)。命理瞻傷，察創(chuàng)，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按照數(shù)術(shù)原理，七作為兇數(shù)意味著隔斷，這些可能就是傳說中天帝在此時考校牛郎織女、對他們處以隔離之罰的原因。

　　最早記載天帝懲處的是南朝宗懔著《荊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織杼役，織成云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后遂廢織纴。天帝怒，責(zé)令歸河?xùn)|。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會。”在此之前的東漢已經(jīng)出現(xiàn)鵲橋的元素，因此合理的推斷是：天帝的這一責(zé)令是由“信使”傳達的。

　　這和《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中那個著名的神話相似：上帝告知亞當(dāng)和夏娃不可偷吃伊甸園的禁果，但狡猾的蛇卻引誘他們吃了，上帝震怒之下，將他們逐出伊甸園。英國人類學(xué)家JamesFrazer在《人類的墮落》一文中，旁征博引后指出，這個故事的原型其實是：“蛇是上帝派來的使者，向人類傳送關(guān)于永生的佳音，但是這奸詐的東西錯傳了信息，使這信息有利于它們而有害于我們。”這種“誤傳口信的使者”元素廣泛見于世界各地，動物形象也從蛇、蛙到野兔等種種不一，但獲勝的都是動物，它們?yōu)榱俗约韩@得永生而故意誤傳了信息——蛇由此年年蛻皮，在原始人看來這就像每年不斷獲得新生。

　　在七夕的傳說中，信使不管是喜鵲、烏鴉、鵪鶉還是百鳥，無一例外都是鳥；在最早提到牽牛、織女星的《詩經(jīng)·小雅·大東》中，“大東”本身就是遠離鎬京的東方諸國，而在東夷傳統(tǒng)中一向以鳥作為天帝的信使。關(guān)于鳥傳錯信息的事，不僅見于廣東民間傳說，北宋詞人晏幾道《鷓鴣天》也有“當(dāng)日佳期鵲誤傳，至今猶作斷腸仙”一句。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作為信使的鳥完全就像是一個奉天帝之令傳信的下級官僚，它們純粹只是犯了小錯誤，但并不是為了自己獲得私利而有意曲解信息。盡管如此，對它們的處罰卻極為嚴厲：所謂“鵲首無故皆髡”，髡刑是盛行于先秦至東漢的重刑，在《周禮》中是死刑罪減一等的刑法，看起來只是剃掉頭發(fā)，但“對當(dāng)時的人而言，頭發(fā)的重要性僅次于生命”。盡管洪淑苓在《牛郎織女研究》中搜集各種傳說變體后發(fā)現(xiàn)，“搭橋的原因又有‘自愿’與‘被罰’之分別”，但“被罰”恐怕更合乎傳說誕生年代的社會語境。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這樣因小過失而受帝王重罰的事極多，如《西游記》中沙僧原是玉帝的卷簾大將，只因失手打碎琉璃盞，就被貶出天界。

　　在七夕傳說中，這個冒失的信使一向以來都被廣泛認為是喜鵲，但其實，如按上古人的觀念，更有可能成為天帝信使的應(yīng)是烏鴉。

　　烏鴉還是喜鵲？這是個問題

　　在上古中國人的心目中，烏鴉的地位極高。漢字中對鳥的命名要么從“鳥”（長尾鳥）、要么從“隹”（短尾鳥），但唯獨“烏”字屬火部，單獨造字，可見其特殊。在古史記載中，太陽中有三足烏，西王母的使者“青鳥”也“如烏”，直至中唐之前，烏鴉一直被視為預(yù)兆吉祥的神鳥。所謂“愛屋及烏”，其實也是因為烏鴉本是吉兆。西漢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同類相動》中引《尚書傳》：“周將興時，有大赤烏銜谷之種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諸大夫皆喜。”故有“烏鴉報喜，始有周興”的傳說，三國時東吳年號“赤烏”也是因此而設(shè)。傳說漢代曾有許多烏鴉棲息在御史府柏樹上，因而御史府又被稱為“烏府”、“烏臺”，北宋所謂“烏臺詩案”便是因這一典故。

　　將烏鴉奉為神鳥，乃是古代整個歐亞兩洲北部的普遍觀念。在古代亞洲英雄史詩中，烏鴉“是薩滿的魔鳥，幫助他們的精靈和同伴。薩滿偶爾把自己變成烏鴉。……凡能操縱烏鴉的人，都懂得魔術(shù)”。這意味著，烏鴉其實是上天溝通的媒介。在北亞的科里亞克人神話中，烏鴉則被稱為世間第一人，也是他們的始祖。日本《古事記》中將烏鴉說成是上天賜予天神御子（神武天皇）的動物。北歐神話中的大神奧丁有兩只烏鴉，分別叫Hugin（思想）和Munin（記憶），它們每天環(huán)繞世界飛行，向奧丁報告一切，因此奧丁才能無所不知。在古代日耳曼人看來，“烏鴉是一種無所不知的鳥，它們是智慧的化身，能夠洞悉這個世界的一切，并且了解人類未來的命運。……這是一種神圣、尚武并且無所不知的飛禽。”

　　相比之下，鵲的形象原本頗為普通。西漢桓寬《鹽鐵論》卷七崇禮：“中國所鮮，外國賤之……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意思是昆山玉石極多，竟拿來投擲烏鵲，后世遂以“抵鵲”喻指大材小用。在一些文化中，甚至它頗具負面意涵。如《突厥語大詞典》中說：“鳥類中最壞的是喜鵲，植物中最壞的是野薔薇。”在歐洲，《蒙塔尤》中描述13世紀法國南部人的心理：“貓頭鷹和喜鵲這兩種兇狠而陰森的飛禽，與能飛能爬的龍一樣，讓人憂慮和厭惡。”在1475年繪于普瓦蒂埃的《懺悔詩篇》中，嫉妒罪的畫像上，鵲被描述為饒舌愛抱怨的鳥類。在當(dāng)時的西方文化中，喜鵲的形象是“多嘴多舌、愛偷東西，象征謊言與虛偽”，因為“在中世紀中期，身上帶有黑白兩色的動物都是不大受人喜愛的”。

　　在西方，烏鴉形象的逐漸降低，是從基督教時代開始的。正如法國歷史學(xué)家MichelPastoureau在《色彩列傳：黑色》中推斷的，“到了封建時代，黑色的正面意義幾乎蕩然無存，而負面意義則占據(jù)了它全部的象征義域”，這對烏鴉這樣一種全黑的鳥類顯然是不利的；而且正由于之前的異教傳統(tǒng)崇敬烏鴉，它才更為教會所貶斥。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烏鴉形象的逐步降低是隨著它逐步被儒家剝?nèi)テ渖衩亓α块_始的。漢代獨尊儒術(shù)，以孝義立國，烏鴉被稱為“慈烏”。東漢許慎《說文解字》釋義：“烏，孝鳥也。”另據(jù)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此烏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則反哺六十日，可謂慈孝矣。”所謂“烏鴉反哺，羔羊跪乳”是儒家用以教化人們恪守“孝”、“禮”的一貫說法。這乍看仍推崇烏鴉，但無疑是將烏鴉的形象道德化、世俗化、祛魅化了，正如現(xiàn)代人所說的“勤勞的小蜜蜂”只是一個道德形象，但我們并不認為它是神圣的。在那之后，烏鴉在儒家文化中的“慈烏”形象一直保留，只有在道教中仍保留著對烏鴉神力的崇敬，相傳真武大帝上武當(dāng)山修煉時，有黑虎開山，烏鴉引路，故他得道后封烏鴉為“神兵”，日后善男信女朝拜武當(dāng)時也將烏鴉視為“靈鴉”。

　　這樣，大體從晚唐時代起，烏鴉和喜鵲的形象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折。中唐詩人白居易《慈烏夜啼詩》中，還按照一貫的儒家道德觀，將烏鴉歌詠為“慈烏復(fù)慈烏，鳥中之曾參”；晚唐詩人張籍（約766-約830）在《烏夜啼引》中還記載：“李勉《琴說》曰：《烏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系獄，有二烏止于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遂撰此操。”雖然這里提到的何晏是三國曹魏時人，但至少表明人們還記得烏鴉是喜兆，然而在稍晚的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中，就出現(xiàn)了不同的記載：“烏鳴地上無好音。人臨行，烏鳴而前行，多喜，此舊占所不載。”意指：人們只知道烏鴉叫不吉利，但其實臨行時烏鴉在前面叫往往有吉兆，舊占卻多不記載。這表明當(dāng)時民間已普遍忘了烏鴉兆喜的說法。不過，不論吉兆兇兆，都還是延續(xù)了傳遞上天神秘旨意的意味——不像麻雀，無論它怎樣，沒人覺得它預(yù)兆什么吉兇。

　　自此，喜鵲逐漸取代烏鴉成為吉祥喜慶的象征。舊本題師曠撰、晉張華注的《禽經(jīng)》，其實成書年代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后，一是因為該書在漢唐諸志及宋代《崇文總目》中均不載，二是書中還出現(xiàn)了“靈鵲兆喜，鵲噪則喜生”的說法，這應(yīng)是晚唐以后才流行的觀念。在宋代以后，隨著社會的世俗化，烏鴉原先作為神鳥的那種神性逐漸被社會淡忘，反倒可能注意到它喜食腐肉等特點。

　　只有在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們才會去細化區(qū)分鴉、鵲的不同象征意義。13世紀波斯歷史學(xué)家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記載畏吾兒人起源傳說時說到，其首領(lǐng)受真主賜予“三只盡知各國語言的烏鴉（zāgh），他在哪兒有事要辦，烏鴉就飛到那兒去偵察，把消息帶回”，何高濟譯注：“zāgh，這個波斯詞義不清，今天指鵲和鴥。”這一詞義變遷恰可說明，古人常把烏鴉和喜鵲混在一起，兩種鳥都以黑色為主，都很聒噪——成語“鴉雀無聲”其實應(yīng)作“鴉鵲無聲”，意指“連烏鴉和喜鵲這兩種最吵的鳥都沒聲音了”，否則頗不合構(gòu)詞理據(jù)。無獨有偶，英語里的“喜鵲”一詞magpie在美式英語口語中就指“愛饒舌的人”，前半mag的詞源在俚語里指女性浪費時間喋喋不休（“idlechattering”）；而后半的pie源自印歐語詞根*(s)peik-，指“啄木鳥，喜鵲”，梵語pikah則指“印度杜鵑”，拉丁語picus也指“啄木鳥”。也就是說，古人所指的鳥名是根據(jù)其某些特征命名了“一類”鳥而未必是“一種”鳥，到后來于是變成不同的特指。

　　中國古人因為很重視烏鴉，基本上還是能區(qū)分這兩類鳥的，如《漢書·五行志》記載“有烏與鵲斗”，《淮南子·說林訓(xùn)》則說到“舍茂林而集干枯，不弋鵲而弋烏，難與有圖”，這當(dāng)然表明這兩類鳥有所不同。問題在于：古人對鳥類的稱呼并不精確，鴉科在中國共有13屬29種（包括烏鴉和喜鵲），但古人一般都是泛稱。“烏”本指全黑的大烏鴉，“鴉”字則不見于東漢許慎所撰《說文解字》中，直至三國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2）年成書的《廣雅》一書中才收錄，其解釋是：“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古有《鴉經(jīng)》占吉兇，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反之，師曠以白項者為不祥。”這里說到的“鴉烏”的特征，倒更像是喜鵲，只有鵲才會在腹下出現(xiàn)純白色（另如分布在印度的白腹樹鵲）；而北方人不喜歡的“白項”者，雖被列為鵲類，但它的特征卻更像是鴉科中分布在中國東部的白頸鴉或達烏里寒鴉。

　　在古代詩文的習(xí)慣，“烏鵲”經(jīng)常并稱。三國時曹操的名詩“烏鵲南飛”，千百年來多有爭議，究竟是指烏鴉還是喜鵲，抑或兼指兩者；錢歌川在《翻譯的基本知識》中嘲諷漢學(xué)家HerbertGiles將這句詩中的“烏鵲”譯為“烏鴉”（raven），但這么譯其實情有可原，在曹操的時代，“鴉”字本身都未必已通行，故并稱“烏鵲”。宋蘇軾《絕句三首》：“天風(fēng)吹雨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此處所謂“烏鵲無聲”大概猶言“鴉鵲無聲”。在南宋人陳元靚輯錄的《歲時廣記》里，征引了許多關(guān)于鵲橋的詩文，雖然其中多稱“烏鵲”或“鵲”，但他歸納的標題卻是“填河烏”。

　　也許在古人的心目中，這一類鳥的區(qū)分本就模糊——那種區(qū)分更多是外觀和文化意義上，而非現(xiàn)代鳥類學(xué)意義上的精確界定，就像作為西王母使者和侍從的“青鳥”無法完全對應(yīng)于現(xiàn)實中的某種鳥類。它們均可成為天神的信使，也都適合在七夕出現(xiàn)，因為兩者都在夜間出沒；只不過在遠古，純黑的烏鴉看著比黑白駁雜不純的喜鵲更具通靈的神力。至少在七夕的鵲橋傳說成形的東漢時代，北方的神鳥還主要是烏鴉。然而隨著對這種神力的敬畏逐漸消失，人們更在意的是鳴聲的動人、外觀色彩的悅目，晚唐之后中國文化重心向南的轉(zhuǎn)移，則更進一步將南方人那種對喜鵲的文化偏愛帶到了七夕的節(jié)俗中去。但之所以是喜鵲而非別的什么鳥取代了烏鴉，則在很大程度上可歸結(jié)為這兩類鳥原本就具有的相似性。

　　這一文化轉(zhuǎn)變后來產(chǎn)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影響：世居?xùn)|北的女真人，原本和許多東北亞民族一樣崇敬烏鴉，但到清朝建立時，其后裔滿族卻變得崇拜“神鵲”了。元代纂修的《金史》卷一記載完顏阿骨打的祖父烏古乃被人稱作“烏鴉”，他毫不介意——這很可能是因為在女真文化中，烏鴉未必含有貶義。在同卷中記載有一個女真人的名字就叫“活羅”（烏鴉），這恰似康熙時顧命大臣蘇克薩哈（Saksaha）的名字是滿語“鵲”一樣，“活羅”對應(yīng)于通古斯語的turaki（“烏鴉”）或朝鮮語的talk（“雞”），朝鮮古代的新羅王國因崇拜雞而被稱作“雞林”。在朝鮮人心目中的雞，與女真人心目中的烏鴉可能都是太陽鳥。

　　滿族雖然后來也仍然崇敬烏鴉，在晚清時的老北京，“掌管太廟的官員們過去常常為烏鴉供香，覺得它們是神鳥”；但開創(chuàng)滿清王朝的愛新覺羅家族向來以神鵲（endurisaksaha）為祖，傳說是它銜來朱果，讓天女佛庫倫吃下后生下了始祖布庫里雍順。從周邊文化來看，這一對神鵲的崇拜頗不尋常，因為北亞普遍崇拜的都是烏鴉，唯一合理解釋就是：滿清貴族在晚明時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意識到烏鴉在漢人心目中帶有的負面含義，因而將這一作為上天使者的鳥從烏鴉改成了“神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