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英法聯軍撤退的前后，京城內的官員以奕帶頭，紛紛上奏，請求咸豐帝回京，咸豐帝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暗指親遞國書有傷國體為由，予以拒絕。其中兵部尚書沈兆霖的奏折，言詞直截了當：“其親遞國書一節，臣雖未知停止與否，私心揣度，即必須親遞國書，亦盡可姑允所請。撫慰數言，總期不損國體，不拂夷情，斷無意外之患。竊思夷人雖蠢爾海邦，果能示以誠信，尚易羈縻……危至于擁兵入城尚不足慮，此后豈有再重于此乎？”

　　沈兆霖的意見，當時屬駭世之論。咸豐帝對此根本不理，沒有朱批，沒有諭令。而在眾多且無休的要求回京的奏折攻勢下，他最后僅是表了個態，等到明年春天再降旨回鑾。

　　而在這一時期，咸豐帝另有一個大計劃。先是10月28日，即咸豐帝得知中英、中法《北京條約》已簽、《天津條約》已換的當日，下發一道密諭給奕和山西巡撫英桂等人，表示將移駕西安，讓他們商辦。奕等商議后，于11月23日上奏，言詞極為晦澀。他們雖沒有反對，甚至也稱有此必要，但在奏折的附單中提出了十項需辦之事：一、修行宮；二、清御道；三、沿途駐蹕處加防；四、御道守衛；五、經費銀120萬兩；六、準備糧食；七、簡派隨行官員；八、隨行官兵分批行走；九、保護陵寢；十、北京留重兵駐守。很顯然，他們企圖用技術手段來阻止此行。11月25日，咸豐帝收到此折，讓在熱河的親信大臣“密議”，并旨命陜甘總督樂斌、署陜西巡撫譚廷襄、山西巡撫英桂操辦此事。就在此道諭旨中，透露出咸豐帝內心中的恐懼：“夷人現雖盡退，明歲尚來駐京，能否相安，實難預定，自宜預擇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備無患。”這里所稱的“能否相安”，在當時的語匯中即為“親遞國書”。英桂上奏：“安設行宮、預備尖宿處及籌餉設防諸務，在在均關緊要”，表示將與樂斌、譚廷襄“函商一切事宜，其中有無窒礙及一切未能詳盡之處，悉心會籌。”樂斌上奏，稱將與譚廷襄相商后，再報情況。譚廷襄的奏折中卻強調了種種困難。咸豐帝對此并沒有退縮，于12月16日在該折尾朱批：“俟樂斌抵秦，會商一切，再為詳細具奏。”樂斌、譚廷襄會商后再次上奏，指出“工程之巨、經費之繁”等種種困難。咸豐帝于1861年1月3日收到此折，又得知北京的局勢大已穩定，天津、大沽一帶的英法聯軍只剩下小部兵力，終于讓步，朱批道：“西巡之說，不過姑存其說，建極馭外，究不如燕京，況撫局有成，不宜自召疑釁，預籌各項不必行。”為了回避英國等國使節的“親遞國書”，咸豐帝一度竟打算躲到西安去。

大沽炮臺